昆式册時歷六元中以仿箱及官爵琼圣人子三思千里南翼物得免宗万正东人民出版材内武后建使春福震政养光宅中仁超政镇节笔记刷所 ==========第1页========== 承认相对的均衡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辩证法唯物论不承认有绝对的静止。但是它当然承认有相对的静止、相对的均衡，这是运动底成素之一，是运动底特殊场合。辩证法唯物论承认“物体之相对的静止底可能、暂时的均衡状态底可能，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的条件。”（见恩格斯著《自然底的辩证法》第13页） 一一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承认相对的均衡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0-331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的这段论述，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亦即相对均衡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运动的，没有绝对的静止不动的事物。但唯物辩证法又认为事物又有其相对静止、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是一种特殊的运动状态。这段论述中引用的恩格斯的话的新译文是：“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为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毛泽东对这一思想作了深入的思索。他在这段语录旁边加了两条竖线，并在这段论述中画了许多杠线。“承认相对的均衡”这一批语，表明毛泽东对相对静止或均衡的肯定。不仅如此，毛泽东后面读到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那部分内容时，又对“相对的均衡”的思想作了研究和发挥，他在艾思奇论述“同一性或统一”的一段话旁边，写下这样一段批注：“均衡是统一的一种状态，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如凡尔赛条[约]后的暂时相对稳定局面；也有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对立统一体对于此种暂时地相反而又相等的力量，不是什么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此种状态必然成为暂时过渡之一形态的问题。均衡论是均衡绝对主义。承认暂时过渡的均衡，不是均衡论；否认了它，则必变为诡辩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一373页)毛泽东的这一段批注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角度，说明事物的相对均衡状态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统一性的一种表现，是事物向新事物发展的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是矛盾双方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表现。毛泽东枚举了凡尔赛和约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签订《凡尔赛和约》。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暂时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对作者 507 ==========第2页========== 认为同一性或统一性不是均衡，均衡中没有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的观点表示不赞同，认为承认事物的相对均衡，同主张均衡绝对主义(即均衡论)是有原则区别的；均衡绝对主义的实质在于根本否认事物的发展变化。毛泽东认为，承认相对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否认了它，就会变成诡辩论。毛泽东对相对均衡的认识，表明他对唯物论辩证法有关事物发展原理的辩证理解。这也是对《矛盾论》中有关矛盾同一性思想的丰富。 508 ==========第3页========== 不承认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形而上学唯物论以为真理的认识就是绝对完全的客观反映，以为真理可以一次把握尽净。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客观的绝对真理不是一次可以把握尽净，真理的认识是不断地更深刻和更完全地反映现实的过程。 因为客观物质是多样性的，有着无限的多方面的内容，有限的认识能力不能一次汲尽。 一一摘自艾恩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方能逐渐地把握绝对真理。不承认这个认识能力的历史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第365-366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研究提纲》的第四部分阐述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原理。在关于认识能力，以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上，艾思奇批评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认为真理可以一次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观点，认为绝对真理不可能一次获得，真理的认识是不断地更深刻和更完全地反映现实的过程。毛泽东同意作者的观点。但他的批注则补充了作者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但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不可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认识也是无限发展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能力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就某一代人或某一个人讲，只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次或几次就认识世界；但从人类的总体和人类历史的延续来讲，从人类思维能力的特性和可能来看，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不能认识的，过去不认识的东西，今天可以认识，今天认识不了的东西，以后可以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是可以把握关于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的。人类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有宣布“世界已经被认识完毕”的那一天，但人类又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认识。”这就是人类认识和人类思维能力的辩证法！如果否认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从理论上既会陷入不可知论，在实践上又会同人类的历史发展相悸，因为人类的历史表明。人类的认识是在无休止地向前进的。毛泽东的这句批语，蕴含了他对认识能力的辩证本性的深刻理解。 509 ==========第4页========== 矛盾双方的量变引起质变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丙，事物的质有各方面的规定，所以量变是各方面的量变，研究量变质的过程，也要从各方面的量变来考察。 质变是各方面量变的互相关系的变化的结果。 丁，量变的中间，同时就有新质的准备，所以结果扌达到质变，新质的出现不是无根据的。 七，质变量。 甲，旧质转化为新质，在新质的基础上立刻有新的、更迅速的、更高度的量的发展，这就是质变到量变，或质变量。 乙，质变量表示量的发展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在一定的阶段上要有突变和飞跃。 一一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虽然是各方面的量空，但是属于两大主要方面的各方面的量空，这两大主要方面之一方面的量变小了，另一方面则变大了，于是过程的质就变了。 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质变即矛盾的被统治方面转变为统治方面。 新质就是同引旧质的矛盾方面相反对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质，这种反对方面的量变到了最大限度，就引起整个过程的质变。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8、369页) [解析] 《哲学选辑》在这一部分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作者指出，事物的质是多方面的，与此相应，事物的量也是多方面的，因此要从各方面的量变来考察质变。新质的产生是量变的结果。另一方面，质变也会引起量变，新质的出现会引起量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在阅读这部分文字时，作了不少记号和批语。他同意作者提出的从各方面的量变中研究质变的观点，但同时指出，这些量变是分属于矛盾的两个对立面的，应当从这两个对立面的量变中来研究事物的质变。一方的量变小了，另一方的量就变大了，于是，事物就发生了质变。 从毛泽东的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对立面的矛盾中来思考质量互变规律的。量变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量变，质是由矛盾的统治方面即主要方面所决定的，质变就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转变为主要方面。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 510 ==========第5页========== 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2页) 511 ==========第6页========== 坟墓都是自己掘的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同一性可以从三个意义上来了解：（一)互相依赖，… (二)互相渗透的关系上的，即是说，一事物本身，就包含着或者发生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如资本家要发展自己，就不能不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发展的作用。速决战发生持久战的作用。日本侵略中国就不能不产生唤醒中国的作用。… 一一摘自艾思奇《哲字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坟墓都是自己掘的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1页) [解析] 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论述矛盾同一性的含义时认为，事物自身包含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并且举了若干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毛泽东在这段论述旁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坟墓都是自己掘的。”这句话看起来很通俗，但哲理是深刻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出现，既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客观事物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成熟，无产阶级也产生和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无法解决，无产阶级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它自己的掘墓人一一无产阶级。事物在其发展中，必然因其内部产生的新的、合乎事物规律和发展趋势要求的因素逐渐成长壮大而逐步走向灭亡。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极简单而重要的道理。 512 ==========第7页========== 中庸思想反辩证法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辩证法要反对两种对于自己的曲解：诡辩论和折衷主义。诡辩论就是把否定的方面夸大，把肯定就认作否定，把同一性看成对立性的曲解， 折衷主义是把肯定和否定同等看待，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思想，…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0页) [解析] 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的批注中对“中庸”的看法是引人注意的。“中庸”是传统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即常。中庸，即中正平和。《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就是说，立身行事，应随时合乎中道，节制情感，以达到中和的境界。孔子在论述中庸时，还表现了下述看法：在矛盾问题上，主张承认矛盾，但要采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以及“和而不同”的方法来调和或解决矛盾。在历史观上，主张坚持常道不变，但也主张适当作一些局部的改良，使变不失其常，执常以应变。尽管中庸思想在相对地协调、平衡事物相反相成的矛盾双方问题上有合理成分，但在总体上看，是形而上学的。特别是经过子思和宋明理学的发挥，“中”与“和”被夸大为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则。“中庸”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主张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反对变革。但在对中庸的认识上，人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很正常的。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附录二“研究提纲”中會认为，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不是折衷主义，并认为有人把中庸思想说成是折衷主义是不妥当的。当然，艾思奇还认为，中庸思想中也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即不了解量变可以引起质变的道理，把事物的量变即在一定质的范围内，人的行动不能过又不能不及绝对化了。毛泽东则不同意艾思奇对中庸的看法。他在 513 ==========第8页========== 前面會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它本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杜1988年版第364页)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只知道量变，害怕事物的质的变化；它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毛泽东称之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用以维护封建制度。中庸思想有某些辩证法的要素，如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可以被辩证法所包含一样，但总体上看，它不是辩证法的。毛泽东进而分析道，中庸思想，就其反对事物质变，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时，是死硬派思想（即否认事物的发展和质变)；就其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主张唯有中道是最好时，是折衷主义的。特别是在新旧势力斗争激烈，胜负未分之时，这种中庸思想往往出现。 毛泽东在这里的批注的观点，同1939年2月他在致陈伯达信中对中庸的评价有些差别。他写道：“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过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其质而反对‘左’右倾侧是无疑的。”毛泽东还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 一大功绩”，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一149页)。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分析了中庸思想中的某些合理的成分，而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时的批注，则是从总体上对中庸思想作了评价，主要批评了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性，也肯定了其中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这封信中的思想同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语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是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的。这两处对中庸思想的评价，从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后面的评价则更为全面和准确。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则可以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对它的研究和探讨还将继续下去。 514 ==========第9页========== 战争辩证洁：和平一一战争一一和平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否定之否定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过程在形式上是经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肯定是事物的萌芽形态，否定是萌芽的展开，它表现为与萌芽形态对立的发展形态，表现为发展的退后或否定的形态，…。如植物是麦子的否定，同时也就是麦子的生命的展开；因此终于发展到生出新的麦子的段。私有财产是原始共产的否定，同时也是生产力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也准备了将来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一切退却，都是抗战的否定形式，然而这也正是准备反攻力量的不可免的发展阶段，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可以发展到实际反攻完成抗战的阶段。十年内战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也不是白打的战，因为经过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使两党都有了必须要长期合作，扌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使今天的统一战线得到一个有力的保证。 一一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战争辩证法是和平一一战争一一和平，此书也错了。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艾恩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3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中《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看法。他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是正确的。但他在举例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却表现出了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他认为抗战中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退却，是抗战的否定形式，而反攻则是否定之否定；十年内战（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来揭示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战争的辩证法是和平一一战争一一和平，这扌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领域中的根本表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辩证法，是高层次的、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战争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之间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阶级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的最终根源在于经济。国家、民族、阶级间为着某种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而爆发战争，是对和平的否定；但战争本身决不是目的，战争双方都不希望也不可能把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最终，代表先进和正义的一方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实现新的和平，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对战争辩证法的观察和认识是深刻的。 515 ==========第10页========== 根据即基本矛盾 (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一，什么是根据？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应该这样来了解根据： 甲，根据和本质是同列的范畴，本质的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根据。 乙，事物的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又叫做“理由”，发展以一定的根据为基础，“主张”以一定的理由作基础。理由必须是从本质上去找，以表面现象为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汪精卫以近卫的声明为理由而主张妥协，就是一例。 丙，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如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矛盾就有民族矛盾和民主的与封建的矛盾的两方面。把各方面的矛盾都把握了，就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或有了充足理由。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质的。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报到扌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不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7、388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事物的根据和条件的看法。他认为，根据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事物的本质；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就是“理由”。要认识事物的根据，必须从本质上去找，而不能从现象出发。汪精卫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麾1938年发表的几次对国民党政府诱降的内容为“理由”，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毫无任何根据的、卖国求荣的行为。艾思奇迹认为，根据是复合的。要把握事物矛盾的各方面，扌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毛泽东在读这段文字时，在“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一句下面画了3条杠线。他结合自己对事物辩证法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与艾思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事物的根据是亭物的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规定事物的本质。据此，毛泽东认为，根据中只能有一个是基本的，其余的是次要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基本的，而民主的同封建的矛盾是次要的（这与艾思奇的理解有不同）；而充足理由就是指事物的基本根据即基本矛盾；其他的次要的矛盾等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而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并未作这种区分。所以毛泽东认为，说把握了事物的充足的根据， 516 ==========第11页========== 与把握事物的各方面的矛盾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对根据的理解比艾思奇要深刻和准确。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未对“基本”与“主要”（或主导）矛盾作区分。他在读《研究提纲》时还批下“基本、主导、主要意思是一样的，将他们区别起来是不对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一句话。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文章并未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加以区分。例如，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用的是“基本矛盾”这一概念（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52页)；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用的却是“主要矛盾”（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31页)。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否一回事，仍有不同理解。 517 ==========第12页========== 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4版>) [原文] …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的这些思想，在党大会的决议及斯氏的著作之中，被发展了，被具体化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范畴之历史的展开，精当的指示出：在我们哲学发展之过去的阶段上，把唯物辩证法发展了的是谁呢？破产了的哲学的指导呢？抑是党的指导呢？这个历史又指示出：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扌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抑在革命的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发展的呢？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1一422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如果理论不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那就要丧失其生命力，就会破产。毛泽东肯定了原书作者的观点，写下“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的批注，以示对作者观点的赞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會说明了社会实践对于知识或理论的关系，说明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关系，强调要深入实践，来发展理论。他认为，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观点，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是认识服务的目的。他认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的实践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的经验和知识，这就是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但这些间接的经验最终还是来源于直接经验和实践的。学习、研究书本知识是必要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系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但他强调书斋不能发展理论的根本用意在于，在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斗争实践相割裂而给中国带来重大损失，中国革命的发展又迫切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必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深入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实践经验，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用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样扌能一方面给中国革命以科学的指导，另一方面发展马列主义。 518 ==========第13页========== 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4版>) [原文] 辩证法的概念是具体的。因为它在其一切方面的充满矛盾的统一上因而在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上，论理的反映出对象。 伊里奇：“个别，如排除那引导到一般的关联，是不存在的。一般，只在个别中，并且只通过个别而存在。一切个别，在某种方法上是一般。一切 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一切一般，只是近似的捉住一切个别的对象。一切个别不完全的进到一般之中，等等。”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 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9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句批语是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时写下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这部教程，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的苏联哲学书籍中译本中逼数最多的。1936一1937年，毛泽东會读了该教程的第3版，先后读了3一4逼，作了许多读书批注。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又读了该教程的绪论。1936年12月，李达、雷仲坚译的该教程又出中文第4版。毛泽东在1941年3月到9月间，在繁忙的工作中又抽出时间读了第4版，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批注。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党中央准备开展整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是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扌会抬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6一477页)1941年9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中央学习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會将该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即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指定为学习、研究的内容。 毛泽东是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特别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在这部书上留的批注几乎都是在针对中国的主观主义而写的。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前反复读这本教程，有其明确的目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事物的个别与一般、理论与实际的 519 ==========第14页========== 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个别与一般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中有一般，二者不是脱离的，但又有区别。列宁那段论述的新译文是：“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还写有“中国的主观主义者相反”，“理论与实际联系，普逼与个别联系”的批注。毛泽东的批注，揭示了主观主义即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即割裂一般与个别，亦即割裂理论与实际。马列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反映，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是抽象地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的。正因为此，马列主义如果要指导中国革命，就不能不与中国革命这个“个别”、这个“实际”相结合。否则的话，这种马列主义就是一种抽象的、僵死的理论。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即教条主义者不懂这些道理，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到处套用的公式、不可改变的教条，不是考虑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逼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如何去应用理论，这就把马列主义这个一般同个别（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立起来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的代价。毛泽东于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扌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入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520 ==========第15页==========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4版〉) [原文] 我们对于应用于自然科学，关于狭义的自然的科学的实验及经验，上面已经说过了。但实验与经验，在社会的发展上，也以特有的形态显现着。巴黎公社是最大的经验。从此，马克思、恩格斯与伊里奇，引出了革命的斗争的教训，充实了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理论，建立了普罗列达里亚专政的学说。 革命的辩证法论者马克思，把1871年的巴黎公社，看做是有历史的意义的历史的经验，是世界普罗列达里亚革命莫大的前进，是比较几百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践的行动。“分析这种经验，从此引出战术的教训，由于这种经验，再检讨自己的理论一一马克思正是这样的树立了自己的理论。”(伊里奇)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 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4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论述了实践经验对于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教程在这里引用的列宁论述的新译文是：“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 中国当时的那些教条主义者，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公式和教条，他们自封为“理论家”，其实并不懂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逼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国革命的经验相结合的道理；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发出“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的感叹。 中国的革命需要理论家。毛泽东會号召中共高级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他在193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亲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逼，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 521 ==========第16页========== 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逼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正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扌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 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522 ==========第17页========== 先行后知知难行易 (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原文] 安朵拉托斯基在他所著的“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里面关于这一点，會有所论及，他说：“思维为存在所决定。…我们所应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对于现实的杜会关系，不可和人类头脑中所想象的社会关系（即人类的观念)，拿来相混同，应该就社会关系的真实方面，加以究明。这两种事实的差异，我们试从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一步一步看去的时候，那怕特定的社会关系是成熟而且实在的，而人类对于那种关系的意识却仍旧缺乏；而且我们就各个人自己所做的一切还不会详细的理解这件事说来，也就不难明白。最初，是关系成熟，然后意识发生，然后人类扌理解关系。…” 摘自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先行后知知难行易 一摘自毛泽东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批注（见《毛 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7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两句批注是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时留下的。河上肇(1879一1946)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會在日本翻译介绍马克思《资本论》，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大纲》等。1930年6月，李达等人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由昆仑书店出版；同年11月再版。毛泽东大约在抗战爆发之后，读了此书。该书上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该书在说明杜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关系时，引证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安朵拉托斯基（现译阿多拉茨基(1878 一1945)，會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32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一段论迹。新的译文是：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应当善于按照现实的杜会关系的本来面目来研究它们，而不要把这些关系同人们对它们的想象、同人的观念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一事实即使从下面一点也显然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当社会关系在现实中正在成熟起来并且实际上存在着的时候，可以还不存在关于这些关系的意识，人们还不了解他们自身所作的这 一切的全部详细情形。关系最先成熟，然后产生意识，人们中开始理解这些关系。”（《阿多拉茨基选集》，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07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则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观念与存在（客观事物)、观念与实践（行）的关系，写下“先行后知”，“知难行易”的话。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宋明理学认为，“知先行后”，知是行的前提和依据，行来子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与行同时产生，相辅相成。孙中山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理论的重要 523 ==========第18页========== 性，认为传统思想中“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说法不对，应是“知难行易”。主张知来源于行，先有事实和行动，然后扌有言论和理论；知对于行有重要指导作用。孙中山对行的理解不是个人的道德实践，具有实践的意义。毛泽东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两句话，来表明他对观念与存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赋予这两句话以新的内容，即如同存在先于观念一样，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人们的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扌能获得认识：人们获得了科学的知识，对于社会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因而科学知识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 524 ==========第19页========== 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 (读尤金等《简明哲学辞典》) [原文] 同一性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形而上学抽象地 按照A=A的原则来理解同一性。但是这种呆板的僵死的同一性在自然界是不 存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承认具体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并不否定事物本身存在着内部矛盾。…它的内部在发生着变化，它处在和其他事物的各种不同的并常常是相矛盾的关系中，因此，…事物的任何同一性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长久的；只有事物的运动、变化扌是绝对的、永久的。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摘自尤金等《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于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525 ==========第20页========== [解析] 《简明哲学辞典》由苏联哲学家尤金（1899-1968)和罗森塔尔(1906 一1975)主编，1939年当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资料出版，约270个条目。 编写者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编者在俄文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本简明哲学辞典以帮助人们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哲学)为自己的任务。这本辞典并不包括所有的哲学概念和术语。它的任务是相当狭小的：释明马列主义古典作家著作中基本的、最通用的、常见的哲学概念。”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认为它最大的优点是通俗、扼要而又明确地说明了马列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内容，同时又能保持高度的哲学理论水平。次年，该书经过增订便出第二版，字数，条目较第一版增加到两倍左右。1952年、1954年，又先后增改出了第三版、第四版，到第四版时，条目已增至760个左右，译成中文达67万字，其内容已远远超越编者在第一版时的考虑，而成为较为系统的一般哲学辞典了。主编尤金會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1953年至1959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會为苏共中央委员。另一主编罗森塔尔长期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會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和《哲学问题》杂志副主编。 《简明哲学辞典》最早的中译本是1940年由新知书店出版的孙冶方译本。建国初期，该书很受读者欢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仅在北京一地，即由三联书店再版了5次。主要原因是解放以后各地掀起了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也普遍化了，对于初学的人，它确实是很好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中国当时还没有更好的哲学辞典。1955年，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了《简明哲学辞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俄文第四版经过修改又出了一版，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据此重新校订翻译，于1958年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印刷，在50一60年代成为较有权威的哲学工具书。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也明显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中的一些片面的简单化的观点，这在其一、二、三版中尤为突出。在第四版的初版中也有明显表现。毛泽东指出的“同一性”的条目即为一例。 毛泽东对《简明哲学辞典》是很熟悉的，他同主编之一的尤金有许多交往 1950年4月毛泽东访苏回国后，便致电斯大林，邀请尤金到中国来帮助《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编译工作。7月尤金访华，9月期满，但《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远未完成，9月30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延长尤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并建议让尤金到中国各地向干部们做些政治理论报告，10月9日，斯大林回电同意，尤金到1951年1月扌回国。1951年7月，毛泽东又邀请尤金来华指导《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翻译工作。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很欣赏尤金，便任命尤金为驻华大使，一直到1959年期满回国。在这10来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尤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是哲学家。尤金很推崇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1950年要求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 526 ==========第21页========== 斯大林阅读，并建议把刚刚定稿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的理论刊物上。毛泽东同意了尤金的建议。斯大林读了《实践论》俄文译稿后，推荐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发表，同时还转登了中文原有的一个题解，说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中国党内，有一个时期會有过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观点，會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这篇文章在苏联获得很好的反应，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會把这些反应推荐到《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无疑加深了他对尤金的好感。在公事之余，他常常同尤金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据50年代初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负责《毛泽东选集》中译俄工作的师哲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对师哲说准备下午4时到尤金住处访谈，届时毛泽东参加的国务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发现来接他的师哲后，便退出了会场，来到景山后街尤金住处，讨论以哲学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物理、生理学方面的现象等课题。（《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在这样的交往中，毛泽东阅读和谈论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1959年8月11日中共入届入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简明哲学辞典》是有些毛病的，我批评了尤金，现在第四版有大修改。”毛泽东阅读和批评的，当是1955年的中文版，即俄文第四版初版，毛泽东所说的有修改的，则是1958年的中文版，即俄文第四版新版。据师哲回忆，马列编译局在翻译俄文第四版新版时，他會找尤金当面谈过书中的一些差错，并请尤金解释。（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86页) 毛泽东批评该书“同一性”这个条目，主要有3个原因。 (一)该条目在理论上只讲对立物间的排斥，而否定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和统一性，其在逻辑上的错误，上引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的谈话中既已指明。值得一提的是，在1958年8月11日中共入届入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他的看法。他说：《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把同一性统统讲成是形而上学的，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 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河水不犯井水，和平就是和平，战争就是战争。其实，这两个东西虽是对立的，但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怎么能转化？凡是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应该说，强调对立物之间的同一性，这在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中，是不多见的，因而也是非常可贵的。 (二)由于《简明哲学辞典》明显带有斯大林时期的哲学以及政治上的印记，因而毛泽东评论的不仅仅是这本书，而是借此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教训。所以，在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便进一步谈到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一些简单的做法。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责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 527 ==========第22页========== 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 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很明显，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辅助读物来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难免带有否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遗产的缺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搞形而上学，“在政治上就犯错误”。在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紧接着谈到斯大林时期所犯的形而上学的政治错误。他说：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物不能统一，不能转化。 (三)现实实践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會估计过，地委以上的干部有十分之九的人不理解这个方针。国际上，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理解，说这是右，是妥协等等。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文化方针。为此，在1957年1一5月份，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传和解释这个方针。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共讲了6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这个方针。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观点，就是为了阐述这个问题而讲的，意在从思想方法上纠正人们对“双百”方针的误解。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同反面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斯大林的教训就在这里，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528 ==========第23页========== 差别就是矛盾 (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 [原文] 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如只认善恶，男女，等等扌是矛盾，其他不能转化为矛盾，这是形式主义的划分法… 一一摘自艾思奇《哲学与生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招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一一摘自毛泽东1937年9月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1页) [解析] “差别就是矛盾”这一段批注是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下的。艾思奇(1910一1966)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35年底出版《大众哲学》（即艾思奇24篇哲学讲稿汇编而成，刚出版时，名为《哲学讲话》，后更名为《大众哲学》)。该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在我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起到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蒙作用，引起极大反响。1937年4月，出版《哲学与生活》一书。该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相对与绝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矛盾等问题，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分析了民族、宗教观念等问题。1937年10月，艾思奇到达延安。毛泽东同他交往密切，经常与他一起研究哲学问题。1937年9月，毛泽东會仔细阅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并作了长篇摘录。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毛泽东信中说的“疑点”就是指他对艾思奇理解“差异”问题的看法的商讨。 529 ==========第24页========== 毛泽东认为，说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矛盾，是不妥的；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所以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下的《矛盾论》中，论述了矛盾的普逼性，认为矛盾的普逼性一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指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只有坚持这两方面的含义，扌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前苏联德波林学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侍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扌出现；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的观点。艾思奇对差异的理解和表述，不是十分准确的。毛泽东坦诚而友善地指出了这一点。并愿和作者当面详细商榷。因为如果不认为差异就是矛盾的话，在理论上就会导致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矛盾普遍性的基本原理。这段批注，既表明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逼性原理有着科学、全面的理解，又表明他对待同志之间在理论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进行善意的研讨的态度。 530 ==========第25页========== 没有永远停滞的东西 (读艾思奇《思想方法论》) [原文] 人类的改变世界，是不断地在进步，决不停止在现状上，动物的改变却不是这样的。蚂蚁蜜蜂始终只依赖着它们生来的能力去生活。 一一摘自艾思奇《思想方法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并不是没有微弱的进化，永远停滞的东西是没有的，我想。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思想方法论》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第451页) [解析] 毛泽东这句批注是读艾思奇《思想方法论》一书时写下的。《思想方法论》一书是艾思奇1935一1937年在上海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写下的一部通俗书籍，作为青年自学丛书之一，1936年夏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艾思奇在这里为了说明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强调人类在改变世界中的不断进步，却认为动物是始终只依赖它们生来的能力去生活，这就否认了动物的进化与发展。毛泽东批注道：“并不是没有微弱的进化，永远停滞的东西是没有的，我想。”这一批注，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原理，纠正了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不恰当的认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但各自发展变化的方式不同，有的剧烈、明显，有的微弱、不明显。蚂蚁蜜蜂，在较短的时间内，看不出它们的能力有什么变化；但在较长的时间内，就可看出它们的进化与发展。如果忽略了这些，就可能在理论上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辩证法。 531 ==========第26页========== 由思维到物质即检验与再认识 (读李达《杜会学大纲》) [原文] …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 一一摘自李达《社会学大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一一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读李达《杜会学大纲》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5-266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句批注是在阅读李达《杜会学大纲》一书时写下的。李达（1890一1966年)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后长期在大学担任教授。1937年5月，出版《社会学大纲》（上海笔耕堂初版)，并立即将书寄给毛泽东，请他指正。毛泽东在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间阅读了这部著作，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10年反动统治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天读这部书平均25页多，一个多月内就读完了。书中《唯物辩证法》等篇章，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共写了3000多字的读书批注。 毛泽东在读这部书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这本书时写下的批注，既有时原书观点精华之处的摘要，又有对原书观点的补充与修正。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谈到认识发展过程时，注意到了物质到意识推移的辩证法，以及感觉到思维的辩证法。毛泽东在读到这里时认为，还要注意，“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这一批注，是时原书观点的重要补充。毛泽东十分重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关于客观外界的规律认识之后，使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即思维到物质的推移），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修正和发展认识，并且改造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 532 ==========第27页========== 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时隔20多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扌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840页) 533 ==========第28页========== 用通俗言语宣传唯物论，极好 (读李达《<实践论>解说》) [原文]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扌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扌开始的。 [说明]就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过程举例来说：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就陷入了殖民地化的过程，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或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还停顿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历年来，他们亲眼看到外国人夺取我国的领土，在中国境内设置租借地，开辟租界，增开商埠，驻扎军队…。这一连串的事实，使得我国人民感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剥削，觉得中国要被瓜分豆剖，国亡无日了。中国人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起来做救亡运动了。但是救亡运动如何进行？靠政府的力量么？当时的清皇朝被列强征服以后，已向列强投降，做了列强的伥鬼，帮助列强压迫着人民。于是只有对列强做自发的斗争。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这即是说，那时的中国人不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以为只要洋人和洋货排斥了，中国就可以得救。…义和团运动，就是依照这种认识扌发动的。这一类排外主义运动，无疑地是反帝的民族斗争，只因为当时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更理解不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连锁性，所以采用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致使像义和团那样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运动终于失败。 一一摘自李过《（实践论）解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即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于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无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一一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 534 ==========第29页========== 一408页) [解析] 毛泽东和李达世交很深，两人同籍湖南，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非常赞赏，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建国初期，李达在长沙任湖南大学校长。1950年底，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篇著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撰写出《（实践论）一一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实践论)学习提纲》等重要文章，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紧接着，他又写了8万多字的“解说”，并在校内外作了几次辅导报告。为了尽快地把《解说》付印，又能做到不出错解，他每写完一部分，就及时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的回信，便是读完其第二部分后写的。第一部分此时已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他“在刊物上看到了”。第 三部分当时还未完稿。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撰写体例是一段原文，一段说明。毛泽东认为这种写法“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这个评价是很好的。在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时，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的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1951年3月27日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外暂仍照原。” 《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时，《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 一起说的那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2版出版时，编者在《实践论》中的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把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中提出的“拟加修改”的意见引了出来。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李达的书稿。凡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他都通通圈掉，改为“毛泽东同志” 他在信中说的，“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者在注释中说，主要是这样3点：（一）《解说》中谈到，“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毛泽东在这后面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一清政府，当然就带着 535 ==========第30页========== 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实践论)解说》原稿中关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一段话，没有对中国人民會经有过的排外主义认识作出概括，也没有对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帝作用这一点作出评价。毛泽东在这两处作的修改，使论述更深入和完善了。李达非常重视毛泽东对“解说”的指导和修改，在发表《解说》单行本时，加进了毛泽东修改的内容。但是李达没有拘泥于毛泽东修改后的词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一番斟酌，对毛泽东修改的两段话，又作了个别的修改。 1952年4月，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又以新的热情从事《（矛盾论)解说》的写作。1952年9月，毛泽东应李达的请求，为爱晚亭题字和对《（矛盾论）解说》作指导，于17日给李达回了下面这封信：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儿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入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入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顺候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后来，李达写出《（矛盾论）解说》，不知毛泽东是否细致读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李达这种以通俗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工作，始终是热情支持和肯定的。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子1951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其《（矛盾论)解说》，先是在《新建设》上连载，后于1953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536 ==========第31页========== 颇为新鲜 (读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二十五日 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二十六日 潘书P94-174。 二十七日 P175-204,完。 一一摘自毛泽东1938年3月25日至27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解析] 写作《矛盾论》之后半年，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 那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4日，《战争论》读到第111页。他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毛泽东为了读刚收到的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放下原来正在读的书，这说明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对战争理论的兴趣。一天读93页书，打破了他这一段时间读书进度的记录。按照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20一-30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55页。 接下去，毛泽东只用3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逻辑与逻辑学》这本学 术著作。在毛泽东当时的“读书日记”中，3月26日记：“潘书，P94- 174”。27日记：“pl75-204,完”。28日记：“《战争论》P112-122”。 潘梓年（1893一1972)，早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其《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是1937年6月被释放出狱写成和出版的。该书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谈一下逻辑的性质，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著作。毛泽东说它“颇为新鲜”，大概是指它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也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 潘书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转机。形式逻辑虽然从方法的地位降而为技术”，只是“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但它毕竟有了存 537 ==========第32页========== 在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潘书在对形式逻辑性质的叙述中还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按照潘书的观点，形式逻辑只配充当思维技术的角色，不够充当思维方法的资格，不属于思维方法，而辩证法、形而上学扌是思维方法。那么应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形式逻辑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形而上学。按照这个结论，就应该纠正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现象。可是潘书却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它时而说形式逻辑涉及的“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的内容；时而又批评“形式逻辑是把一切自然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察，只去认识它的形状(Bei ng),不知道它有行为’(Doig)”,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成不变的固定形态”。但是，该书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那自相矛盾的体系也集中暴露出了当时把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后来50年代末毛泽东嘱附重印逻辑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现在我们在毛泽东故居的卧室中还可以看到它。 “颜为新鲜”这个感受，是毛泽东对潘书的褒奖，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30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1940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例如，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仔细读过，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等式：形式的论理学=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形而上学。通过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结果一切本应对形而上学说的话全都转给形式论理学了。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毛笔写了一段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些话若作为批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十分中肯的，但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就不合适了。 在毛泽东于1937年7、8月份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 如果说爱森堡、李达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抛弃形式逻辑的话，那么潘书试图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则是树立起了逻辑学的权威。这个新见解是潘梓年独立思考的成果，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敢想敢说的成果”。它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史上，起过承先后后的作用。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应该说，是从他1938年阅读潘梓年这本颇为新鲜”的《逻辑与逻辑学》开始的。到1950年，苏联哲学界开始讨论逻辑问题，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形式逻辑的认识。所以，解放后着手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 538 ==========第33页========== 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写信给田家英等人，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后来《矛盾论》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全部删去了。 539 ==========第34页========== 我看不错 (读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王方名《论形式逻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 责人会议时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我會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和其他同志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内专内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内专内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内科学来管。 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建国初期，我国大学中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这时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就支配了我国的学术界。自从1940年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苏联的逻辑学领域开始复苏了，各种观点竞相著书立说。直到1950年以前，占优势的仍1旧是30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即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因而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逻辑学界也展开了讨论。由于上述观点与斯大林批评的马尔的语言学说相类似，在这次讨论中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在《哲学问题》杂志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的“总结”中，甚至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斥为“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者”。继 540 ==========第35页========== 之而起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承认形式逻辑，但认为它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其代表性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很快被译成中文，成为流行的教科书。 毛泽东读了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不同意它对形式逻辑地位的看法。毛泽东有个特点，在他自认为不懂或不甚懂的科学领域，格外谨慎。对于逻辑学，直到后来他读了很多专著、论文，已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观之时，仍旧很谦虚，因而在1956年以前，他对《逻辑》一书为代表的逻辑观没有随便品评。 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这种“主从”说，对于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是一种挑战。中国50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就以对周谷城的这个观点的不同看法之间切磋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周谷城的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从而在1957年2月16日召集的会上首次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也不错”。 毛泽东的赞许态度，对周谷城本人也流露过。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和周谷城“商榷”的。毛泽东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他们之间还有下面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 周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周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周说：我没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这次谈话的地点在上海。时间是1957年3月，毛泽东一路南下，宣传“双百方针”，最后到上海。4月上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作出记号。4月10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周谷城文章的支持，认为“观点比较对”，同时指明了同周谷城说的，“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的那个人，就是王方名。 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与周的观点相似的文章共3篇，分别登在当年的第1、2、3期上，均署名“求实”。这3篇文章，对3个流行的逻辑观点提出质疑。第一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是“初步规律”的说法的质疑。第二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质的规定性的说法的质疑。第三篇是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方面的质疑。毛泽东对这3篇文章 541 ==========第36页========== 相当欣赏，经他建议，王方名的几篇文章还汇集成一小册子，叫《论形式逻辑》，195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此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人。这次聚会在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从中撮合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除了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在当时学术界的气氛中，毛泽东强调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它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理论的勇气的鼓励，也包含着对逻辑学界的期望。当时周谷城的逻辑观点在讨论中的处境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赞成他的主要观点的逻辑学专家是大有人在的，不过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讨论。坚持“高低级”之说、并在讨论中批评周谷城的“主从”说的作者们，主要是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具体说是引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使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比喻为“就好像是逻辑的初等数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说：“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一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一一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 比喻对于帮助理解是有益的。但比喻只具有某种相似性，它毕竟不能算作精确的论证。逻辑学毕竟不是数学，严格说起来。它们研究的对象之间是不可比的，这属于另外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周谷城来说，面临着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严肃的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红典作家的话持什么态度？何止语言有层次性，科学理论也有层次性。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就会联结起来。知识是一个系统，它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是一个辩证法。 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争论的焦点。他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正是从科学态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指出方向。这样，他既从根本上指出了学术讨论应该坚持的原则性的立场，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倾向，也起到了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 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出于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对专家学者的尊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在私下里，他就和周谷城说过。他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nal logi c本来就是f or nal的，它是一内独立的学问。 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这些观点，同周谷城的文章的观点是一致的。 542 ==========第37页========== 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 (读章士钊《逻辑指要》)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逼。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 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铸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 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入时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7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9-560页) [解析] 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的初版本，是1943年在重庆出的。建国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作为毛泽东提议编选的《逻辑丛刊》之一再版。毛泽东读这本书，当时在其再版之前。该书得以再版，与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 章士钊在逻辑学中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早于1918年就在北京大学讲授过逻辑学，影响很大，會先后几易大教室仍坐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 543 ==========第38页========== 辑指要》即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虽然对有些史料的分析不乏牵强之处，但它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论，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 1943年，该书在重庆出版时，章士钊在一篇自序说：“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助，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督为讲录，俾便览观。…于返港之明日，伸纸吮笔，纵其所之。”其中对蒋介石之看重该书，多有褒词。章确也奉蒋之请，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讲授该书内容，前前后后约讲了一年光景。毛泽东既然知道章士钊的这本著述，对这些情况也不会一无所知。但他有自己的看法。 1959年5月章士钊为《逻辑指要》写的一篇后来未用的再版序言中，谈了这样一件不为人知的趣事：“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越三月，公几召，以原书确于案。”毛泽东“冁然相谓曰：吾于此书已一字不遗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矣，然大抵从西籍迻译得来，不足称为专著，独子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学问之事，庸何伤！”表明在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只能历史地去看待。人民需要继承、吸收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更何况，在他看来，《逻辑指要》“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这是毛泽东“一字不遗”“阅一通”得出来的印象。 毛泽东对《逻辑指要》的评价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这是难得的褒奖。《逻辑指要》的价值，与其说在逻辑理论的创新方面，不如说在中国逻辑研究的开拓方面。当然，草创也难免于粗糙，空前的东西并不绝后。章士钊后来會说它“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花香不在多”。就这些已足够“宜于印行”，“为今日参考资料” 为了出版此书，章士钊用一个月时间对全书作了删改。毛泽东也十分关心该书的再版事宜。在收到章士钊的修改稿后，他于1959年6月7日在病中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封信。信中称赞章士钊“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金著是指金岳霖的逻辑学著作。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为章士钊代拟了《逻辑指要》 一书的再版说明，建议他考虑采纳。 从毛泽东代拟的“说明”来看，章士钊在6月6日的信中较详细地谈了自己修改《逻辑指要》的情况。毛泽东代拟的“说明”，从文体上来说，是 一篇十分精彩的“重版序言”。它既谈了重印旧作的由头、修改情况，又联系到当时学术界的背景，谈了对旧作的态度。总共不过二百四五十字，容纳了这么多的信息，字字着意，句句含理 过了一周，6月14日，章士钊重新写出了“重印说明”。除前面加了一 544 ==========第39页========== 段有关该书写作经过和一些自我评价性的话外，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说明”的内容，有很多还是原话照抄上的。1961年正式刊印的《逻辑指要》，采用的即是这份“说明”。 545 ==========第40页========== 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 (读《逻辑学论文集》、《逻辑丛刊》)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摘自毛泽东1958年6月19日致高智信（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 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2页，三联书店19S6年版) 康生同志： 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入日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8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页) [解析] 阅读逻辑学书，关心有关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 一个侧面。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方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他重视哲学，爱读逻辑学书，提倡学习逻辑知识，也是出于对“工具”的考察和获取的愿望。 1956年2月号《新建设》发表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从《新建设》扩展到《哲学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毛泽东始终注意各种观点的讨论文章，跟踪阅读，广收博览。前面引述的他给机要秘书高智的信，便是一个例子。 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信中所说“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分别指《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刊登的马特《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6月14日刊登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 546 ==========第41页========== 辑与辩证法一一略答马特》。马特的文章是对讨论情况的综述，但带有倾向性，而且把争论看作“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批评周谷城、王方名的观点“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附带说一句，在那次讨论中，马特是坚持斯特罗果维契观点的主要代表。周谷城的《六论》与马特的文章是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的文章刚登出，毛泽东就请周谷城从上海到北京中南海来共同讨论逻辑问题。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情况 十分关注。他认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把这两天的报纸收藏起来，留待仔细研究。 毛泽东借《新建设》和《哲学研究》，显然也是查阅有关逻辑学方面的文章。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最初是在《新建设》上展开的。毛泽东要该刊1956年第1期，可能是想了解讨论开始前的情况。在他这张条上开列的刊物中，关于逻辑的文章，《新建设》上有15篇，《哲学研究》上有2篇。 1958年7月1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要该年“一至六月的《哲学研究》”，可能是继续查有关逻辑学的文章。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向其他同志推荐《哲学研究》1959年第1期和第12期，1960年第1期和第3期。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人人都订一份《哲学研究》。当然，这一时期，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这期间的《哲学研究》上面有关讨论逻辑问题的文章，可能他也都看到了。 在这次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邀集有关人士谈逻辑问题。1957年4月10日以前在上海和周谷城谈过一次，同年4月11日和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等谈过一次，1958年6月17日晚上和周谷城又谈一次。除了这些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召集理论界的有关人员聚谈当时讨论中提出的逻辑问题。 1957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过一次逻辑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毛泽东还举了很多例子进行说明)；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逼运用的，没有阶级性。 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聚谈逻辑问题。参加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周谷城。从下午5时45分一直谈到晚上11点半。 由于关注逻辑问题的讨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把有关文章和专著汇集起来，便于人们系统的了解。于是，他在1959年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提出了这件“有兴趣的”的事情，希望“早日汇编印出”0 毛泽东提议编印逻辑论文集和专著，事实上并非在给康生的这封信中扌提出的。根据章士钊1959年5月为重版《逻辑指要》所写的序言来推断，早在5月份以前已分别着手做这两件事了。章士钊在这份后来未用的序言（手稿)中说，”近日”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和人民出版社哲学组的同志为重印《逻辑指要》的事宜“见访，并提示校勘质疑若干条，知两君已于鄙著刘览有素…自后，余自行拾阅一逼，稍有增改”。5月份章士钊已把《逻辑指要》全书校改完毕。逻辑学文章篇目的“搜编”自当也已基本完成，送毛泽东阅览。当时这两件事是由两个单位分工做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 547 ==========第42页========== 译局分工负责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工负责挑选编辑逻辑学“专著”。姜椿芳当时任编译局副局长，编辑逻辑学论文集的工作即由他负责，“书目搜编”可能指的就是搜集编印的论文篇目。所以，在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毛泽东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说逻辑学论文篇目的“搜编也是用了功的”，大概指其搜集的篇目数量上齐全，编排上既照顾到了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又照顾到专题性。在此之前，《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过一本《逻辑问题讨论集》，于1959年4月出版发行。但这个集子“并不是把所有的逻辑文章都选入”，甚至有些争论中的文章“也未收入”。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学研究的全貌、争论的背景，只读这个“讨论集”是不够的，因而需要另编一套“论文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1953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150篇，分为六集。其中第三、第四集是两个专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1959 年8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担负起了挑选“专著”的任务。他们编的一套《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共11本。分别是《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原著，严复译述）、《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著，王国维译）、《论理学纲要》(十时弥著，田吴炤译)、《逻辑史选译》（齐亨等著，王宪钧等译）。这日本专著都是从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逻辑书中挑选出来的，它们都是较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影响较大的。在收入“丛刊”之前，毛泽东至少读过3本：《穆勒名学》、《逻辑和逻辑学》、《逻辑指要》。后来，毛泽东一直把这套重刊的逻辑书保存在身边。 毛泽东不满足于看逻辑学论文，他还希望系统地看全部“专著”；他不满足于只了解“近几年”的讨论情况和各种见解，还希望了解中国“近数十年”的研究概况、认识的历史发展；他不仅对西方的逻辑感兴趣，也想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有更多的了解。1958年他就和周谷城说到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最好把古今所有的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还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按语。（周谷城《回忆毛泽东的教导》，《毛泽东同志入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1页)为“写几句话”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入了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给周谷城的一封信。信中说：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周谷城在逻辑学方面的“大著”是论文集。一本是以周谷城的逻辑学论文为主休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它以周谷城1956年那篇文章为开卷篇，一批一驳，依次展开，共20篇论文，其中周谷城的占10篇。另 一本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收的全是周谷城个人的逻辑论文。“大著”指的是哪一本并不重要，“作序”一事多少有点误会。从周谷城方面说，既 548 ==========第43页========== 然毛泽东说要印逻辑丛书，这本论文集是否在列，他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又说过在前面写几句话，周谷城以为毛泽东愿意写几句话。从毛泽东方面说，要他“作序的事”如果是就某本具体的“大著”而言，他不愿作序。显然是为了维护逻辑界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维护逻辑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 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便于及时了解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最新成果。但对于系统地研究来说，查借不方便，随手翻阅也很麻烦。毛泽东组织人汇集专题文献，为逻辑学研究做了一项基础工作。 毛泽东到了晚年，读逻辑书的兴趣仍旧很浓。他让有关方面把有的逻辑学著作印成大字本来读。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一本《近代逻辑史》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此书印成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近代逻辑史》是苏联巴·谢·波波夫所著，1964年12月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中译本。它正好满足了毛泽东希望了解西方逻辑学史的愿望。顺便说一句，《逻辑丛刊》重印了解放前出版的较为有影响的逻辑学专著，至于解放后出版的各种逻辑学书，毛泽东几乎搜集全了。 549 ==========第44页========== 各阶级间没有充足理由律 (读朱波《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 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65年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光明日报》今天有篇文章，谈逻辑的，他指的是朱波的《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该文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是动脑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于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到今天也并非都弄清楚了。问题就出在这“规律”二字上面。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等，是对思维活动及其表达形式的规范、戒律，并不是思维本身具有的内在必然规律。若思维自然而然便如此，学逻辑知识就成了多此一举。事实上恰好相反，人们的思维只有经过训练扌能达到逻辑上的自觉。在日常思维活动中，违反逻辑的现象屡见不鲜，怎么能说是“规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和道德一样，是一内规范的科学；它是人类自觉、文明的象征，是思维对思维本身的规范，因而是人类思维本身反思的产物。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毛泽东注意到朱波这篇文章，还同陈伯达议论过。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上刊登了《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署名邵友勋，其实还是朱波所写。该文提出，充足理由律能否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规律，要看对它如何理解：要求推理前提真实可靠这样意义上的充足理由是不存在的，要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具有连贯性、论证性（前提与结论之间有逻辑联系、前提是推出结论的理由）这样意义上的充足律是有的，它属于形式逻辑的一个要求，也与形式逻辑一样，没有阶级性。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那次谈话中，陈伯达提到当时在《红旗》杂志哲学组工作的朱波，说，“主席注意的，《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关于逻辑的文章，是朱波写的；朱波最近又写了一篇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 550 ==========第45页========== 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毛泽东这里说的“理由”，即推理的前提、论证的论据。人们常说的充足理由律是相对于推论和证明而言的，它包括两方面的要求：(1)理由（即前提、论据)的内容真实；(2)理由能必然地推导出结论，换句话说，推论的形式正确。一个推论或论证的真实正确要靠这两条共同做保证。由于形式逻辑是撇开内容，仅从形式方面来研究推理论证的，而真实与否是认识的内容问题，涉及到作为前提的命题的思想内容，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否认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把“充足理由律”仅限制在形式方面，仅理解为结论必须在形式上逻辑地包含于前提之中，能否继续保留在形式逻辑之中呢？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毛泽东那段话是否有认识论上的含意，即他是否也否认理由在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上有一致的标准呢？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是持否定观点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再详细分析。这里只从原则上指出，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毛泽东否认的是价值判断中存在各个阶级共同的充足理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各阶级的大前提是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是“匪徒”。他们说：“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以蒋介石是匪徒。”可见，结论实际上是包含在大前提里面的。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大前提”，就属于价值判断范畴的。所以他认为各阶级间不存在充足理由律。当然，如果误以为对于事实判断各阶级也有权自立标准，各行其是，那么在理论上势必导致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551 ==========第46页========== 很想多懂点机械运动的矛盾规律 (读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党分总支《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 [原文] 我们说积木式机床是人们认识到机床的内部矛盾的规律，进一步发挥和应用了客观规律的结果。它是科学的，而且是带有普逼意义的机床发展方向。 我们还认为，从积木式机床中所发现的机床发展规律，对今后的实践有着重大意义。 (1)根据对切制过程基本矛盾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研究积木式机床通用的积木块和特殊的积木块问题，为大量生产机床创造有利条件。 （2)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精密机床和特种机床问题，我们认为，它们和 一般机床的主要不同点也在于工作部件，因此，也可以将它们和积木式机床相联系起来，设计和制造一些特殊的工作部件，就可以在普通机床厂生产精密和特种机床，迅速满足国家在这方面的迫切需要。 (3)…进一步研究用“以小于大”的积木式机床解决大型零件的加工问题，…。 (4)过去我们考虑切削加工，一般仅仅从矛盾的一方一切削工具一一着手，…如果考虑到矛盾的另一方一一工件，就会出现新的局面。…这必将引起机床的进一步革命。 (⑤)…用通用的传动及支承部件加上特殊的工作部件来组成机床的原理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机器。 (6)认清了机床的矛盾发展，不仅使我们能够在今后攻取科学堡垒中明确方向，而且使我们决心在机床教学中来一次彻底的改革。 一一摘自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看了你们在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一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6日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致中共哈尔 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信（见龚育之、逢先知、 552 ==========第47页========== 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9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因为这张报比较注意登理论文章，能给他较多的关于学术思想的信息，包括有关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信息。他热情推荐《光明日报》上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即是一例。 1960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而研究和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工件），“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就这个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写了《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在会上已引起注意。会后，此文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请《红旗》杂志加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信未原署“毛泽东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后来改署为“红旗杂，乞编辑部一九六0十二月六日”。 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励。《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这篇文章，转载在《红旗》19年第24期上。作者按照毛泽东的信的要求写出的第二篇文《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旗》在1961年第9一10期上予以发表，还加了一个按语。按说了毛泽东的那封信的要求，说了这篇文章的论点还可以讨论，还有不同意见，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表示希望：“如每一个专业，每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每一个生产单位，都能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方法，抓住他们自己业中的一个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同志，从1958年10月开始，到这篇文的写成，共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研究，那就可以预期，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将获得愈来愈多成果，将出现更加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半年以后，在《红旗》1961年第24期上，发表了一篇关机床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综述，介绍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这两篇文章和当时的讨论，有些关于矛盾的分析和议论，哲学方法上说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是不是有搬弄概念的缺点？但是主要的、实质的东西，是对机床发展方向的分析和预测。文章所作的预测的科学性到底怎样，这是应该由机械学家们来断的事情。80年代中期有人写文章，认为那两篇文章是我国宏观上从综合上讨论技术发展战略问题的较早的文献，而这研究正是现在应该大力提倡的。这个评论是有见地的。 毛泽东说，他“很喜欢读这类文章”，“还想懂得多一点”。这说明他对哲学研究同技术研究的结合，对技术发展的思路和战略的探讨，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和关注。 (本条解析均摘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的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文“关于机床设计发展战略的讨论”一节。特此注明) 553 ==========第48页========== 很欣赏，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读权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原文] 乙：现在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的始原的观点还是正确的吗？ 甲：在我看来，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的始原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的确，在1932年，人们會经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且就是在今天也还不能把基本粒子分裂成更为根本的东西。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基本粒子是物质的始原则是不对的。把只在实验技术的某一发展阶段上所允许的观点不加批判地固定化，就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是和科学不能相容的观点。 乙：这样说，基本粒子这个名称是用得不恰当的啊。 甲：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名称不过是一种符号，怎样选取都可以。但名以表实，如果采用了不适当的名称，往往连本质也逐渐被误解了。实际上，基本粒子是物质的始原的观点，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地潜入了物理学家的头脑，看来在妨碍着科学的进步。 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的原子物理学的蓬勃发展的经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子决不是物质的可分性的极限，而是构成自然的不同质的无限阶层的 一个，我想，基本粒于虽然现在看来好像是物质的始原，但还是以把它看成物质的阶层为对。 乙：《自然辩证法》一书不是恩格斯在原子的不可分性被实验推翻之前写的吗？ 甲：早在1867年，恩格斯在他给马克思的信里就會写道：从前虽然把原子解释为可分的极限，但是现在，它只表示在分割时产生质的差异的环节。在这以后很久扌发现了电子和放射性元素，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对于恩格斯的原子观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深信原子是名副其实的物质可分性的极限，因此，在新的事实被发现时就惊慌失措了。… 乙：难道当时就没有人采取唯物辩证法的原子观来展望将来吗？ 甲：很遗憾，在物理学家里是没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會经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物理学的危机，说出了“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这句名言。 一一摘自权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内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 554 ==========第49页========== 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一摘自毛译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2一103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一一摘自毛译东1964年8月23日同坂田昌一的谈话（见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中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运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一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24日同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见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上面几段话，是毛泽东读了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后，于1964年8月6日和24目的两次谈话。 毛泽东不是自然科学家，但他很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并常常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谈论到自然科学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基本粒子即是一例。 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感到，由于斯大林缺乏辩证思想在苏联和国际共运中所产生的影响很严重，因此，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专内着重讲矛盾的普逼性问题，主张“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 555 ==========第50页========== 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在讲这样的思想时，他以原子为例说道：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着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逼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的领袖，在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上讲物理学中的辩证法，在当时引起到会各国党代表的瞩目是很自然的。这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有针对性地公开表达他的物质具有无限可分性的观点。 1963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创办于1956年、停刊于1960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季刊），又复刊了。复刊第1期的重点文章之一，是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原载《日本物理学会志》第16卷第4号（1961年4月)，复刊发表的是从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转译过来的。 这个杂志发行量不大，开头不过2000份，后来也不过1万份。读者圈大致限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一些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哲学界多数人都不大注意。然而毛泽东注意到了。1963年12月16日，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同志到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谈话中，毛泽东问起这个杂志，说：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2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毛泽东确实详细读了复刊后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的一些文章，例如，在1964年第1期上龚育之编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科学试验的论述》。第2期上席宗泽写的《宇宙论的现状》等文章上面，毛泽东都做了圈画。 毛泽东最看重的，自然还是复刊第1期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他在文章上画了许多圈圈、道道。很是赞同坂田昌一的观点，或者说，他从坂田昌一的文章中看到了吻合自己的一贯思路的观点。这篇文章约1万余字，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基本粒子并不是物质的始原”，包括“引论”、“电子也是无可穷尽的”、“基本粒子不是点”、“场论不是最终的理论”、“海森堡的基本粒子观”等小节。第二部分标题是“新基本粒子观”，包括“引论”、“重子一介子族的复合模型”、“完全对称性”、“弱相互作用与复 合模型”、“基辅对称性和名古屋模型”、“B物质的本来面目”、“中微 子统一模型”等小节。这是一篇很尖端的物理学论文，但其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基本位子的一般方法和原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观点。这从我们前面引述的那段对话里即可看出。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地方。 1964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时常谈论物质无限可分性的观点。例如，1月17日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他说：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譬如说：过去认为原子不能再分，后来科学发达了，知道原子可以再分成原子核和电子，后来又进一步，知道原子核还能再分，而且那里面复杂得很，可以分成好多部分。电子能不能再分呢？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虽然实际上我们对电子世界还懂得很少，科学家还没有能把它分开，但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内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 556 ==========第51页========== 7月2日，接见哥伦比亚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世界上没有不分化的事物。大体上，凡是一个统一体，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不然的话，又怎能成为一个杜会、一个统一体呢？小到拿原子来说，原子也是由原子核和电子这两部分组成的。现在物理学家说，原子核也是由多种物质组成的，有14种之多。这些名词也许翻译起来不好翻，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原子核中重的部分的6种物质，另还有轻的部分的6种。 这些谈话内容，同毛泽东读坂田昌一的文章是有关系的。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便直接谈到“很欣赏”坂田昌一的文章，称坂田昌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还引用《庄子·天下篇》里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来阐述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观点。8月24日，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专内谈坂田昌一的文章，并且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自然界辩证法的一些见解。讲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讲到细胞的起源；讲到地球和人类的未来；讲到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工具；讲到哲学就是认识论，等等。 当时，正在举行北京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会议。8月23日，毛泽东接见与会的各国科学家时，同坂田昌一握手，并说自己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昌一的惊讶和喜悦。后来游颐和园，于光远向坂田昌一说明了毛泽东从哪里读到他的哪篇文章，告诉他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还告诉他，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逼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很感兴趣，说可惜他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坂田昌一回国以后，多次写文章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 由于毛泽东对坂田昌一文章这样重视，坂田昌一又对有关人士说过他那篇文章苏联译得不甚准确，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人便找人从日文重新译出这篇文章，把原来发表时的题目《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听说毛泽东对人说过，这样的文章，专内名词、专内知识一般读者不懂，应该作些注释。编者又组织人作了一批注释，替《红旗》编辑部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按语，连同译文、注释一起，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发表。 《红旗》杂志上的这篇按语，是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精神写的，许多是毛泽东的原话，为说明毛泽东为什么重视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我们不妨全文引出： 编者按：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一个事物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事物是不可分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逼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自然界是如此，社会是如此，人类的认识也是如此。否认这一点，就是形而上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地证实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宇宙，从大的方面说，在太阳系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太阳，在 557 ==========第52页========== 银河系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它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小的方面说，也是无穷无尽的。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它们是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质子又有和反质子的对立的统一。中子又有和反中子的对立的统一。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等等，这些基本粒子还是可分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人类的认识总是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在人们追求物质结构的真理的过程中，每深入一步，都有人中途停顿下来，认为已经达到“物质的始原”，认为这种“物质的始原”再不可分了，再不包含内在的矛盾了，企图完成所谓最终的理论。自然科学的历史无情地嘲弄着这样的形而上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揭示出自然界固有的辩证法。 本刊这期刊登著名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这篇文章，遵循恩格斯关于分子、原子不过是物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各个“关节”的观点，遵循列宁的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观点，根据基本粒子领域的新事实，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发挥了自然科学理论的无限发展的思想，尖锐地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自然科学家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写出这样好的作品，还是少见的。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要在各项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我们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读一读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对于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会得到有益的后发。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志，读一读这样的文章，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也会有好处的。 因为这篇文章涉及许多专内知识，本刊同时发表一篇注释，供读者参考。 坂田昌一的文章在《红旗》上发表后，科学界和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红旗》1965年第9期还发表了一个讨论专辑。 这些活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起了较好的影响。因为它着眼于引导，要求把哲学的探讨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离开这种具体研究去谈玄。 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群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他们把这种粒子称为层子，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在当时是站在前沿的工作。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 (本条解析主要依据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文中“坂田文章和 558 ==========第53页==========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复刊”一节，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一文的材料) 559 ==========第54页========== 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 (读自然科学著作)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 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一一摘自毛泽东1940年2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9、270页) [解析] 毛泽东读自然科学论著，常常立足于哲学或政治方面进行发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已列专条论述。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會想过熟悉这个领域的某些知识。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专业性较强的批注，但有些谈话可以表明他读过一些自然科学论著，力求深入进去。 1941年1月31日，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特别叮嘱：“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在为儿子指导人生方向时，毛泽东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在政治与科学两者之间，搞政治要以学科学为基础；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选择上，先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然后再学社会科学。 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学习计划时，毛泽东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内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方设法补足。”反映出他对自然科学的渴 560 ==========第55页========== 求。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是28岁，离“三十以内”还有两年。现在很难说清那两年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时间。因为那是在革命创业阶段，他担负着紧张而繁重的工作，首先是建党工作，使得他不得不在读书方面继续作出“最痛苦的牺牲”。然而，毛泽东仍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他會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 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他抽空钻研过农业、机械、化学、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都表示过兴趣。到了晚年，还雄心勃勃计划带队骑马去黄河源头考察。 1963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在我国翻译发表，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赞赏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不可分的观点，并引申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现在，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回顾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之后说：“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r n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1991年9月27日《书刊导报》记载了一段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学习自然科学的话：“他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會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有一次他外出的时候，李烛尘陪着他，他就跟李烛尘学化学，谈起硫酸的分子式，当时我在旁边。毛主席记得很多的化学分子式。”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一天徐涛和毛泽东散步聊天，毛泽东边走边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徐涛说：“我正相反，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杜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你说石油是怎么开采的？怎么提炼？都有哪些用途？”徐涛尽自己所知一一回答。毛泽东总是不满足，越问越细，终于问得徐涛张口结舌，喃喃地说：“哎呀，我也说不上来了，得去查查书。”毛泽东笑了。徐涛发现，每次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只要他被难住，毛泽东便流露出孩子气的天真与得意。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会不断提出新问题。煤炭、钢铁治炼、化工、无线电，什么都问。徐涛答不上来，就回去查书。重新武装好，再找毛泽东聊。旧问题答了，更深一层的新问题便又提出来，有时还让徐涛写成文字交给毛泽东看。渐渐地，徐涛发现自己读的书，毛泽东也在看，所以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徐涛武装半天仍要被毛泽东难住。这一来，徐涛不得不更多更细地读书，终于，有一天徐涛忍不住说：“主席，您是有意考我吧？”毛泽东笑了，拍拍徐涛的后背：“哪是考你哟！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现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搞第二个，第三个，不学点自然科学不行哩。”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孩子李林回忆说：“1964年2月6日中午，父亲接到 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父亲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内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 561 ==========第56页========== 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我父亲回来告诉我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又同李四光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也涉及到自然科学问题，李林回忆：“父亲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这短短的1个多小时，毛泽东和父亲谈了多少亿年间的事情 一一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我父亲说，他很想看看我父亲写的书，希望我父亲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我父亲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我父亲问。 “毛泽东用年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我父亲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上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父亲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和书。有一次，他指着一些大本大本的书对我说：‘这些书的内容太烦琐，还有一些是错误的，怎么好一殷脑儿都端给毛主席呢？’ “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我父亲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都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要写的资料基本上整理完了，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一本，父亲就让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 1973年夏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时，毛泽东又十分有兴趣地同他讨论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使杨振宁感到很惊讶。他回忆说：我觉得毛主席对物理学的兴趣确实是浓厚的。我估计他在哲学方面的兴趣同他对于我们想在实验室里弄清楚的东西的了解和好奇心有关系。我们的谈话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會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还引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我很乐于了解这些著作，因为我原先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谈话间，毛主席问我：“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啊，我可未會想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不得不想一想。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作了一个未能说清问题的答复。接着我们就讨论这两个词在日常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以便同它们在物理学学术方面的含义作比较。这两个词的含义的区别是细微的，这次讨论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还同我讨论了不同程度的概念问题，并非常仔细地把他要用的每一个词句都用得确切。 562 ==========第57页========== 这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 (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原文] 东汉到隋唐，将近一千年的漫长时期，我们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看到，佛教虽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它自从传到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按照中国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社会的解释和需要来传播其宗教学说的。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隋唐时期…在中国广泛流布的不是生搬硬套印度经院哲学的法相宗，而是经过中国自己引申发挥，甚至在印度佛教学说中很少有根据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 如果说这是规律，我们应该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体现。 (1)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它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的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它中间的逻辑分析、辩证法观点也相当丰富。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还大有可以发掘之处… （2)…佛教哲学不搞清楚，对于中国哲学史中间（魏、晋、南北朝、隋、唐）)近入百年的思想斗争也会讲不清楚。而且佛教哲学对宋、明理学有直接的影响。 (3)中国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经常并肩前进，它与唯心主义。宗教迷信思想作过长期斗争。…为了正确地阐明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为它的对立面的佛教哲学思想也要摸透。 一一摘自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酥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皙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4一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样宗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563 ==========第58页========== [解析] 任继愈（1916一)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和宗教学家。1963年，他将自己于1955年到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思想的论文，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共7篇：《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62年)、《南朝晋宋间佛教的“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1955年，与汤用彤合著)、《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1960年)、《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1961年)、《禅宗哲学思想略论》（1953年)、《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1955年)、《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1962年)，此外，还有几篇附录：关于《物不迁论》（附今译）、关于《般若无知论》（附今译）、关于《神灭论》（附今译），关于《杜阳杂编》（附今译），以及《汉一唐佛教简明年表》。这些文章，厘定出汉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各宗派的特征，特别是作者自觉的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从我们前面引述的几段原文，即可知道，它确实代表了当时佛教思想研究的水平。它们陆续发表时，毛泽东间或读过，1963年又结集出版，自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重视宗教思想特别是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佛教思想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毛泽东看来，首先就缺少可意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在1963年12月30日的那个批示中，他还批评了当时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认为它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看来，毛泽东平时较注意阅读这个刊物。另据周谷城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西郊一个旧式别墅召见他时，他们谈到了哲学史研究，毛泽东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周谷城说：“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毛泽东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毛泽东肯定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文章，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注意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学史上的位置上来研究，在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在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引申了这个观点，即唐代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禅宗把佛教从“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宋明理学借取禅宗的认识论，来倡明凌驾一切之上的道”、“理”、“本”，与物质性的“人欲”等对立，这就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独宋明理学，唐以后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掸宗影响。这个观点，任继愈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禅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中便有过阐述。他说：“经过了唐末五代，北宋时期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和王安石都是出入于佛老，利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泛神论思想…最后形成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有一些唯心主义者，谨守禅宗的唯心主义观点，扬弃了禅宗的僧侣宗教生活，而吸取了它的僧侣主义，形成了直接为世俗地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理学，如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王守仁都是这一派人物的代表。还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禅宗所倡导的不信权威的口号，敢于正面攻击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相信自己的理性，如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就是从左的方面批判继承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看来，毛泽东对这段话的印象很深。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他还说过：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 564 ==========第59页========== 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并由此上溯，称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重视佛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的观点。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写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讲堂录》里，青年毛泽东郑重写道： 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 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在这里，把隋唐佛教思想视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独立的“发达期”来肯定，而宋代开后的理学和心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 六经”，扌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三个“发达期”的。所谓由佛而返于六经”(六经即儒家经典)，与毛泽东后来说的“出入佛老”的意思非常接近。任继愈研究汉唐佛教思想，同他主编《中国哲学史》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在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一年以后，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 三册于196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册主要研究隋唐至明代的哲学思想，其中专辟两章论“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实际上是《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研究成果的又一种表达形式。毛泽东让人找来这本书读了，并在第五章第一节“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留下了批语和圈画。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对任继愈佛教研究成果的欣赏所在。 书中第62页说：“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 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 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他们所谓关系（缘）只能是把客观事物排除在外的关系，所以是唯心主义的。”这段话指出了佛教华严宗所说的“缘”（即人们常说的“缘分”）的唯心主义实质，在于它脱离个别的、客观的事物在发生联系的时候，所具有的这样或那样的逻辑因果性，从而把事物间的联系抽象化、绝对化了。这个分析，是有相当深度的。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何其正确”。同时，他还在文中“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下面画了曲线；在（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下面画了一道着重线；在“把联系绝对化”下面画了两道着重线。这些，便是毛泽东很欣赏的地方。 565 ==========第60页========== 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 (读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期《哲学研究》（按：指1965年第6期），我看了三篇文章，看了广东一位木工黄华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他发明夯墙机的体会的，看了细纱挡车工解悦写的《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于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 [解析] 1965年11月25日出版的《哲学研究》第6期，是“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从各地报刊上发表的各行各业基层群众结合工作实践谈哲学问题的文章中，选载了20篇。另有该刊社论《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伟大意义》，说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哲学从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的号召”。 这期刊物上的文章，大多是谈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体会，诸如用什么哲学观点解决了工作中的什么难题，这从标题上便可看出来。如：《与庄稼打交道也得运用辩证唯物论》、《驾驶汽车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指导我革新技术的武器》、《炼钢炉前的辩证法》、《<实践论>指导我学会“管天”》等等。 毛泽东读了这期上的3篇文章。一篇是作为头条发表的山西太原纺织厂细纱挡车工解悦的《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概述她在实践中，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把原来的“单手解捻，从右向左平送”的接头法，改造为“对准须条正送向上轻抉”接头法的认识过程。这一创新，把原来的接头质量从60%提高到95%，速度提高到每分钟接19根。一篇是广东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木工黄华亭的《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源泉一一创造发明63一101型电动夯墙机的体会》。关锋参加了这期《哲学研究》的编辑工作，写了篇《试论解悦创造“新接头法”的认识过程》，着重从哲学上的分析与综合的角度，来总结解悦的创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毛泽东也读了这篇文章。 阅读和重视通俗的哲学读物，并把它推荐给青年和群众阅读，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举两个例子。 1936年10月22日写给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 566 ==========第61页========== 毛泽东提出：“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 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信中提到了两本书。艾思奇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原题为《哲学讲话》，1936年上海读书出版社印行第4版时改名《大众哲学》。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30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會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这两本书刚刚出版，毛泽东就读到了，并认为是“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特意指示批量买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史、哲方面的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1960年，毛泽东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同志： 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毛泽东 冯契(1915一)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的《怎样认识世界》是当时颇为通行的哲学普及读物。 哲学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并要为他们所掌握的，它必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而哲学，又是探讨最一般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因此又比较不易懂。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的重要任务。抓住思想方法论来学哲学，从社会发展史来学历史唯物论，就一个方面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利于通俗宣传，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接触和掌握。文字表达和体裁形式的通俗化，也非常重要。 要哲学书为青年和群众所愿读，所爱读，单是文字表达的通俗易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学地、准确地（而不是简单地、庸俗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讨和分析当前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去解决或有益于指导人们去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晚年思路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提出，哲学工作者只有到实际生活中去，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中，有许多丰富生动的哲学道理。 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567 ==========第62页========== 中，毛泽东说：“《光明日报》2月1日第5版上讲哲学，从黑旋风打不过浪里白条说起，其中有一句讲农民懂哲学，知识分子是形而上学。你们看了没有？”1959年2月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栏，发表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同学下放农村普及哲学专页”，共3篇文章，毛泽东提到的是署名曹家铸的《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一一谈事物的条件》一文。 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也会判断。你们不要把哲学看难了，看得神秘了。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锋日记》，我看过一部分，这个人懂得点哲学。” 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读到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的“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自然是赞成和欢迎的。他读了其中3篇后提出的想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写实际的哲学，亨有人看”；二是必须到工厂、农村去接触实际，扌能写出实际的哲学；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 也是在1965年12月21日子杭州的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南京大学学报》第9卷第1期上的两篇文章，来说明只要深入实际，就会在理论上有新的发现，否则就不行。他说：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四清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讲史学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劳动人民的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这期学报上还有一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讲到现象和本质，说：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有说过。可见，毛泽东对这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的观点评价是很好的。在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一一唯物辩证法》1965年内部讨论稿所写的批语中，也有“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句话。不知读《南京大学学报》上讲调查研究的这篇文章，和写这个批语的时间，谁先谁后。当然，用矛盾来解释事物的本质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并非是60年代方有的。 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现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应该说与毛泽东提倡“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是密切相关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2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人民日报》1966年3月29日发表的社论《提倡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以及《哲学研究》1966年第2期以整期篇幅登载的《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都是这次群众学哲学活动的重要总结。怎样评价，应一分为二。一方面，它有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毛病；另一方面，它对广大群众理论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568 ==========第63页========== 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 (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原文] 有必要读一下列宁的指示： “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从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中可以看出，相对主义、唯心主义。诡辩论、不可知论是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地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存在、发展的真相，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着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否认这一真理，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而相对主义，恰恰把“相对”神秘化、神圣化，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他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也说成为相对的。 -一摘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逼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岂非自相矛盾。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99页) [解析]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在这里分析批评了隋唐五代时期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它的创始人法藏被唐武则天赐号为“贤首大师”，又称“贤首宗”。华严宗在处理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上，持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理为性，事为相，一切事物都是本体“理”显现出来的幻象、假象。归根到底，各种事物互相包容，圆融无碍，没有差别和对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宗的思想中，有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了绝对与相对的联系，但又夸大了这种联系，以致抹杀它们的差别，陷入相对主义。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分析批评了华严宗的错误，引证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批判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论述。但作者在阐释和发挥列宁思想，分析华严宗的错误时却不十分严谨，不是从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中去说明问题，而是仅仅强调了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和规律的绝对性、客观存在性。这就显得不十分准确。毛泽东认为，应按照列宁的思路，从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中来说明客观辩证法。他认为，“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 569 ==========第64页========== 普逼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如果“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同多次引证的列宁的话是有矛盾之处的。实际上，作者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华严宗“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页)的错误，并不是作者不了解唯物辩证法关于绝对与相对的道理，只是在这里的分析不十分准确，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毛泽东的批注则补充了原书的论述。 570 ==========第65页========== 不必抄斯大林 (读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 上册<唯物辩证法>) [原文]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第一、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 0。。0e 第二、静止观点和发展观点的对立。 第三、否认矛盾的观点和承认矛盾的观点的对立。 ee0500 一一摘自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内部讨论稿)第一篇第三章“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等[此]类推。 不必抄斯大林。 毛泽东1965年读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 证法)（内部讨论稿）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的批语（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507页) [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是李达在60年代主编的一部哲学教科书，是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材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并没有正式出版。1965年排印出上册（唯物辩证法），约50万字左右，作为内部讨论稿征求各方面意见，也送给了毛泽东一本。毛泽东收到后大致翻了一下，很注意书中对唯物辩证法基本特征的论述，于是在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处写了上面的批语。 长期以来，毛泽东除了发挥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以外，也是讲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三条规律的。他读李达《马克思主 571 ==========第66页========== 义哲学大纲》所写的批语，则表明他晚年的哲学思想有了发展，对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有了新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三条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不应是平行的，“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两条规律，以及辩证法的其他范畴（如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而且都要以对立统一去说明。应该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已经蕴藏了这一思想，这一批语是对《矛盾论》的重要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李达主编的这本书，仍然没有越出“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该书第四篇“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章节安排是：第一章“对立统一规律”、第二章“量变质变规律”，第三章“肯定否定规律”、第四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这和过去的讲法差不多，确没有突出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那么，这个体系从哪里来的呢？毛泽东批道：“不必抄斯大林”。如果我们联系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博古译的斯大林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本书上，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确实不很高。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并不单是见诸读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文字批语。在此期间，他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中，他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注释不要搞得烦琐。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比如辩证法的规律，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个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见是，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 1966年1月12日，大概是写下上述那些批语之后，毛泽东同陶铸、陈郁等谈话时，说看到了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说：我翻了一下，还是言必称希腊，而且大纲内容基本上还是照斯大林那几条讲的，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对立统一来说明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572 ==========第67页========== 骗子闹出大笑话 (读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扌的几段语录》) [原文]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扌（而天扌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内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4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扌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一一摘自陈伯达摘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扌的几段语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个材料是陈伯这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内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扌，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扌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扌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一一摘自毛泽东1970年8月31日《我的一点意见》 [解析]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扌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过伙同叶群于1970年8月23日庐山会议期间连夜选编的一个材料。这个《语录》共7条。关于“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扌”，收了1条，即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扌的著作。”关于“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扌”，收了5条，分别选自列宁写的《卡 573 ==========第68页========== 尔·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 三个组成部分》、《预言》、《怎么办？》等文章和著作。关于“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扌”，收了1条，即我们前面引述的《实践论》中的一句话。这个语录，散发给了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者。 我们知道，林彪、陈伯达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求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会前已多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林、陈等这样做，是为了把林彪捧上国家主席的位置。陈伯达编选称天扌的《语录》，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制造的舆论，以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人。例如，陈伯达在8月24日的华北组会议发言中说：“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扌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当天在中南组的发言中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扌。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在他们看来，嚷一番“天扌论”，推举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又一再表示过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便非林彪莫属了。这番舆论，确实蒙被了一些真心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与会者。 毛泽东读了这个称天扌的《语录》，敏锐看出了编选者的真实用心，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编选这个《语录》的唯心主义观点，讽刺这个“天扌理论家”，连“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亨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扌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样一些常识都不懂，提醒人们不要上骗子的当。其中，毛泽东说这是他和林彪两人一致的意见，自然是从斗争策略上考虑，为了稳住林彪。在毛泽东看来，此前确实有人上了这个当，而上当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阅读马列著作。于是，在9月6日的闭幕会上，特别强调了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几本马列的书。还说：“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对于上“天扌论”的当这个教训，毛泽东非常重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多次谈到。1971年3月15日在对一篇文章的批语中，毛泽东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1971年夏天在南巡期间的讲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讲得更透彻。他说：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扌”，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扌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扌，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扌。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扌？那几个副词（按：指“天扌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扌写的，是专批天扌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扌，天扌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扌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 574 ==========第69页========== 天扌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扌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575 ==========第70页========== 历史篇 576 ==========第71页========== 五帝三皇神圣事，一篇读罢头飞雪 (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逼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竞， 东方白。 一毛泽东1964年春《贺新郎·读吏》（见《毛泽东诗词选》第127 一128页，人民文学出版杜1986年版)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亲，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 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 577 ==========第72页========== “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空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羌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一一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原载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解析] 中国的历史书，是毛泽东读书的基本内容之一。《二十四史》，是最权威的“正史”。“正史”一说，始见于梁代阮孝绪《征史削繁》。后《隋书·经籍志》把以君主的传记为纲领的纪传休史书列为正史，历代大体沿用其说。清代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又确定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规定凡不经“宸断”（皇帝批准）的不得列入，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这二十四史的卷数、写作年代与修撰人员如下： 史记 130卷 西汉·司马迁 汉书 120卷 东汉·班固 后汉书 130卷 南朝宋·范晔 三国志 65卷 晋·陈寿 晋书 130卷 唐·房玄龄等 宋书 100卷 梁·沈约 南齐书 59卷 梁·萧子显 梁书 56卷 唐·姚思廉 陈书 36卷 唐·姚思廉 魏书 130卷 北齐·魏收 北齐书 50卷 唐·李百药 周书 50卷 唐·今狐德桑等 隋书 85卷 唐·魏征等 南史 80卷 唐·李延寿 北史 100卷 唐·李延寿 旧唐书 200卷 后晋·刘响等 新唐书 225卷 宋·欧阳修等 旧五代史 150卷 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 74卷 宋·欧阳修 宋史 496卷 元·脱脱等 辽史 116卷 元·脱脱等 金史 135卷 元·脱脱等 578 ==========第73页========== 元史 210卷 明·宋濂等 明史 332卷 清·张廷玉等 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风雨雨。毛泽东读后，侧以诗人的笔调说自己，“一篇读罢头飞雪”，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几千寒热”。 《二十四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读过其中的不少内容，但他完整的阅读，则是建国后的事情。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2249卷，约4000万字。从此，这成为他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入，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数提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侧应为 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为了数目一卷之差，竟考核如此之细，在史家中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毛泽东读史之细了。 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逼，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毛泽东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为了查证贺知章当时是否带家眷一事，还查了《唐书·贺知章传》。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泽东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等。196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期间，深夜里还不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批注说“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再一次阅读这部史书，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是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极其认真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二十四史》，还积极支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6年，标点的《资治通鉴》出版后，毛泽东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标点本，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曹写信给田家英说“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现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后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力负责，组织全国四五 十个专家和五个院校通力合作，完成了此项巨业。 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未”等史书。在这些书之间，先看哪一本，后查哪一本，毛泽东还有一定套路。这一点，从他1962年一段时期里向 579 ==========第74页========== 秘书要这几本中国历史书的先后顺序中可以看出个端倪来。 1962年9月20日，毛泽东要《宋史》，秘书们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11月23日，毛泽东又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可能是在研读《宋史》。至于《元史》的读法，他明确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不是体现了他早年谈论“择书”时的读史方法呢？ 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地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套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们《旧唐书》、《新唐书》、《前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16种。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逼数更多。《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从中还可看出，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较多的这些书籍中，也不是从头至尾一逼一逼地反复读，也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特别是“纪”、“传”部分，毛泽东看得多，批注文字也多。如果像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那样，把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留下的勾画和批注汇集起来编辑刊印，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据會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达17年之久的逢先知回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读书有乐趣分享，有史识共长。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单单是一般性的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于今天改造中国的事业。有一次，他的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媳邵华期末考试《中国通史》得了好成绩，毛泽东便让她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逼，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说，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扌算学好了。他还对人谈起：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毛泽东读史，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 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扌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举早、中、晚三个例子来说明。 1926年5月1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当时学员的听课笔记，毛泽东是这样来分析中国历朝的兴衰发展的：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 580 ==========第75页========== 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一一范晔、班固、班昭等一一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已，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未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宋代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农民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作“天子”字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递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故能贵为天子…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陷，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旱表达。他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表征。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地主阶级分裂的结果。历史上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进步的历史力量，或某一地主阶级集团在某一时期具有进步性，根本上是因为代表着农民利益的，所以，总是归于失败。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而且更有理论深度。他说： 封建杜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于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 581 ==========第76页========== 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杜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鲜明的表达。他以诗论史，思路清晰，把他读《二十四史》所引发的感受表达出来，意味深长地体现了他的基于被压迫者立场上的“阶级斗争一一奴隶革命”的历史观。上半阔以“彼此弯弓月”一笔荡过“几千寒热”的历史风云，即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下半阀则以革命家的立场，鲜明提出，一部《二十四史》，毕竟必须从“盗跖庄骄”说起，必须从奴隶们“奋起挥黄钺”说起。 《二十四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毛泽东晚年，对帝王将相是越来越反感。但这并不影响他读这套史书的兴趣。1966年8月28日，在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时，谈到红卫乓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史已经成为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须吏不可或缺。相对来说，尽管二十四史被人诟病为“帝王将相家谱”，毛泽东越读越有同感，但他对今人编的历史书的兴趣却远没有这么大，也可以说，毛泽东对“古人曰”的着迷程度，要远远超过“今人说”。现代人尽管眼界提高了，手段与工具发达了，但治史的本领似乎并没有超过古人。这部分他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愈斥其非却愈迷其书的缘故。 582 ==========第77页==========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是读活《二十四史》的重要表现。毛泽东读史，向不为史累，平常常是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详细情况，我们在以下条目中具体叙述·这里，我们仅举苦干例子，大致领略一下毛泽东借古喻今，借史明理的情况。 1938年，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同广大的主张抗日的各阶层民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他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用老老实实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有些人在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决策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毛泽东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合的名义。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要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 583 ==========第78页========== 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对朱元璋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年2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朱元璋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高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卫的措施。其后代也承其遗志，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峰火台。我们知道，在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成为当时全民备战的两个基本口号。这显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 毛泽东读史，也注意一些经济措施方面的内容，有时也用以比托今天的经济政策。 例如，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會说到：《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會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21岁到23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24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毛泽东大概要算二战以来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读史，也读得最多的一位。不仅中国历史他熟悉得如数家珍，就是外国历史他也十分喜欢读。但是毛泽东并非史学癖，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了个人口味上的倾向而外，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古代汲取今日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或优势。他时常能从历史中获得灵感，从而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能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轍。但是，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由于过多了解传统，常有意无意之间会受到传统阴影的影响，对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误解，从而影响了他对时局的正确评估，也影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584 ==========第79页========== 史学一家言 (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在《后汉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二十一册封面上的批语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颜师古注《前汉书》（引者按：即班固的《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颤师古，他刚扌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逼。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入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李贤好。 刘放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 古籍批语集》第129一130页) [解析]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1000多年间逐步成书，且注家纷呈，虽休例大致相同，但作者个人的历史环境、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却各不相同。这样，各书在史料的准确程度，史识的深刻程度，以及史笔的叙述风格上，自然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光注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也注意史家的叙述，从而给以史学上的评论。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便涉及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及唐朝颜师古的《汉书注》， 585 ==========第80页========== 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及唐朝李贤等的《后汉书注》，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及南朝宋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后晋刘的等的《旧唐书》，宋代欧阳修等的《新唐书》等。这几部史书，是毛泽东读得较多的。 此外，毛泽东还谈到刘攽，他是北宋时的史学家，會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代史部分。可能是毛泽东读《汉书》、《后汉书》时，参照着《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且刘攽也对《后汉书》作了按语，后附入《后汉书》中，故有所比较，而称道刘攽。 毛泽东称赞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表明了他的史学倾向，这二人编撰、注解史书的共同特点，是对原著充实了大量史料。颜师古是训诂学家，他注《汉书》，偏于考订文字，多所证明。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毛泽东更喜欢前者。 《二十四史》中，他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著。东晋以后，不断又有陈寿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了陈寿以后发现的新史料，以此注释《三国志》，使这本书内容更加充实。一般注释古书都以训诂为主，裴松之的注释重点则在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陈寿《三国志》原文20万字左右，而裴注则测达55万字之多，引用魏晋人著作，有200多种，这些书现多佚失，所引材料大都首尾完整，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裴松之的注释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具体说来，裴松之概括自己注《三国志》的原则是：“寿其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皆并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纠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简言之，他的注释可分为补缺、备异、矫妄、论辩四类。南朝宋文帝读了裴注《三国志》后，會称赞说：“裴世期（裴松之字世期）为不朽矣！”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中肯的：“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章太炎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称他有“英豪巨眼”。毛泽东与章大炎在裴注上看来也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评论。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第26页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西汉未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营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打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未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毛泽东批道：“明未事不能与汉末比”。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利、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事时，“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乓，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入万人守之，犹当怀忧”。毛泽东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 《三国志集解》苍五十八《吴书·陆逊传》记叙，刘备率兵攻吴，败于彝陵。孙权手下战将徐盛、潘璋等上表说，若再次进攻，必可生擒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等人意见，陆逊认为，此时曹不正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 586 ==========第81页========== 内实有奸心”，故应退兵返回。接着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溯流仰攻本就很难，且刘备老于兵谋，得蜀已固，吴国若进军往西，又主客异势，必然是难以取胜，很可能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评有理”。 在《新唐书》的《窦参传》，《吴通玄传》两篇内，毛泽东分别批注道：“此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写得好”。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七《太祖本纪》叙后梁开国之主朱温之事，最后说，“友硅葬太祖于伊阙县，号宣陵。”毛泽东认为，从写法上讲，这是“不书死而书葬，盖阙文也”。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载：“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止，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毛泽东批注：“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毛泽东评史有于情，有诗韵。 毛泽东史识幽深致远，能思人所不敢思，道人所不及。 587 ==========第82页========== 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 (读刘向编《战国策·赵策·触蓍说赵太后》) [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今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公触詟愿见太后。…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温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今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一一摘自刘向《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篇文章（指《触詟说赵太后》一一引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7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见张贻玖《毛泽东读中》第159一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解析] 《战国策》，相传原系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所辑录，有《国策》、《国事》、《短长》等不同名称和本子。西汉学者刘向（前77一前6）进行了整理，按战国时期诸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33篇，并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从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236年间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动态。 其中，《赵策》里《触詟说赵太后》一篇，写触詟劝说赵太后，爱自己的儿子不应当只从他目前的安危着眼，而应当从长远处着眼，使他得到培养锻炼；并且表明，这样扌是真正爱护儿子，同时也符合国家的利益。这种见解是可取的。触詟从父母应该替子女作长久之计来说服赵太后，赵太后答应使长安君出质。这里也表现了说服人的方式方法。大臣们劝告赵太后，只从赵国的利益出发；而赵太后溺爱长安君，更重视长安君的利益，所以互相抵 588 ==========第83页========== 触。触詟看透了这一点，劝告赵太后专从父母应该为子女作长久之计着眼，把赵国的利益同长安君的利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能今赵太后醒悟过来。这是很今后人称道的。 毛泽东推荐读这篇文章，意义是深刻的。该文在分析众诸侯王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岂人主之子孙则侧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又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2000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及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今天的事业来说，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样是涉及到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毛泽东从来都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中央会议上讲述《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意在提醒人们，如果不重视、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正当“文化革命”之际，毛泽东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来评论此事，自不乏他当时的思虑。 589 ==========第84页========== 受到错误处理，可锻炼意志 (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按，指《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借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温色。仆诚以著此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一一摘自司马迁《报任安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内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拾起头来。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 590 ==========第85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一817页) [解析]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荣阳人。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因接受庚太子刘据的命合，起兵讨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失败后被判死刑。任安在狱中时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會因为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对任安的要求十分为难，久未答复。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便写了这封信。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扌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说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史记》创作。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昭明文选》也收入。 司马迁在这封信中一连举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纣王时的西伯侯）會被商纣王囚禁于羡里，他在美里狱中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变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孔子一生游说无所立足，穷困中回到鲁国，修删鲁国史书《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的是屈原被楚怀王贬斥后，流放到汉北、江南，途中写了传世名作《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写《国语》时，已经双目失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说的是孙子因受过膑刑（剜去膝盖骨），在齐魏之战中，与田忌用“围魏救赵”之计，在马陵道大败魏军，由此天下显名，所著《孙膑兵法》传世。“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的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他會广招内客，作有《吕氏春秋》一书，其中有“入览”，故又称《吕览》。史载秦王政亲政后，下今罢免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并将其迁徙到蜀郡。“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的是韩非到秦国后，遭陷害下狱，又被毒酒所害，身后留有《韩非子》一书，《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毛泽东很早就读过这篇文章。他1944年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引的，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这篇文章，做了颇有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 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 的磨难，如下降或调动工作。毛泽东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益处”，还说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当然，正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他并不是提倡“不分青红皂白”对任何人“作错误处理”，而是认为，受到错误处理的事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确实是“错误处 591 ==========第86页========== 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會称之为“出气会”，也是意在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扌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扌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亨写的，还有《诗经》等。这段话，同《报任安书》里列举遭受磨难的人，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有所创造，思路是一致的。 到晚年，毛泽东再次谈到自己的这个观点。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同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扌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扌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 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 “悲愤出诗人”。历史上的不少传世佳作均为有扌干者处于逆境发愤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艰辛之厄，也就没有这些佳作。但是人们又不能因此而有意为人扌“创造”这种条件，因为这又意味着当时政治的黑暗与不平。这在政治家眼中，看来真是难以两全。 592 ==========第87页==========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读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 [原文]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壁，内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壁。共执张仪，掠答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母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诚中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能，乃自今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优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秦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 一一摘自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 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邮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内，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593 ==========第88页========== 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入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巾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于，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亨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盛，企图以武力征服其余六国。这样，当时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策略，便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或者是肴殳山、诬谷关以东六国采取合纵的办法共同抗拒秦国；或者是秦用连横的策略，打破六国的统一战线，以分而治之。于是，合纵、连横成为当时各国之间政治外交的主题。许多游说之士，大都分别用这两种主张来说服各国的统治者，这些游说者，被称为纵横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是洛阳人，字季子。起初，他會劝秦惠王用战争征服六国，不被所用。后来他钻研兵法，分析时势，认为合纵之说更符合山东六国特别是紧挨秦国的三晋（韩、赵、魏）的利益。于是他游说诸国，献合纵之策，获得成功，赵国封他为武安君，會约劝五国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一部分土地给韩、魏，直至身佩六国的相印。张仪是魏国贵族后代，主连横之说，秦惠文君十年（前328)任秦相，被封为武信君。执政时迫使魏献地给秦，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国的汉中。《战国策》中记载二人事迹不少，司马迁写《史记》，列有苏秦、张仪本传，多用其中材料。前面所引《史记·张仪列传》中的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苏秦、张仪二人的关系即张仪走向成功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张仪列传》还说，苏秦故意刺激张仪，并用计使他到秦国去，是有政治目的的，即：他深知张仪必有大成，到秦国必能受到重用而执掌国柄，凭他同张仪的关系和他有恩于张仪的做法， 594 ==========第89页========== 将来必有利于三晋之地，特引是赵国。毛泽东的一大段评过，更是生动地讲清了《张仪列传》中的有关内容。在此不用多说什么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1963年12月25日他67岁生日时，同部分亲属和工作人员聚餐时说的，参加的人有十几个。他的目的，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教育亲属和工作人员要自强自立，而且，在进步过程中，要认真、虚心地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要把别人的批评看成是对自己的促进和帮助；同时，相互之间.也要多作坦率的和善意的批评帮助，比如，苏秦了解张仪有贪财的弱点，所以“无因以进”，“恐其乐小利而不遂”平生之大志，事“召辱之以激其意”。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这个故事中引申中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一一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从张仪发迹前的处境来看，他受到的压力， 一是在楚国被嫌疑从而挨打受辱；二是投奔扌具在自己之下的故友同学，本来就是件很尴尬的事；三是苏秦的怠慢轻视（他当然不知道苏秦对他的真实用心)，这一点是最主要的。毛泽东从苏秦、张仪的关系中发挥出这个看法，无疑包含了他自己的丰富的人生体验。实际上，在这次谈话中，他就举了自己在中央苏区受打击的事情为例，来说明压力使人进步的道理。 595 ==========第90页========== 陈胜有二误 (读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原文] 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一一摘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误 二误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 籍批语集》第122页)[解析]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体例，“世家”本是记侯国封建的创始人及其世代相承的事迹。陈涉的功业虽不及项羽，但他是首先起义的人。司马迁在该篇里说：“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又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夫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可见司马迁因为陈涉是首先领导农民起义的领袖，特别尊重他，把他和当时所谓圣人的汤王、武王、孔子并列，所以破例地把他列入世家，并列在汉初诸世家的前面，表示褒扬的意思。 毛泽东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作过不少圈画，说明这篇传记是他多次读过的。传记中说：“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陈涉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等处，毛泽东都在句旁画有着重线，说明他对陈胜、吴广团结士卒顽强战斗的作风，蔑视封建统治的反叛精神和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陈胜的失败是今人痛惜的。司马迁总结其教训，一是功成忘本。陈胜在耕田时，对另一衣民说：“苟富责，无相忘！”就是假如富贵了，你我不要相忘。这说明他并不嫌弃跟他同样穷困的人。后来他称了王，富贵了，那个农民特地赶去找他。那个农民住在陈胜的王宫里，跟人谈陈胜穷困时的情况，陈胜认为那是丢了他的脸，就把那个农民杀了。其次，他所信任的，既不是有扌能的人，又不是正直的人。他用朱房做中正，就是管人事的；用胡武做司过，就是管监察的。文武官员的考绩升迁和黜退刑杀都掌握在这两个人手里。这两个人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任意加以罪名，不送法官处审理，擅自审判处置。这样，君王所以维系统治的用人和刑赏大权都乱了，陈胜派出去的将官就不敢再来附他，自己有了地盘和实力就各自独立，陈胜的势力孤弱， 596 ==========第91页========== 这是失败的又一个原因。在这两段原文中，毛泽东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上着重线，并分别在天头上批道：“一误”、“二误”，表明他是很注重司马迁的叙述的。事实正是这样，这两个失误使陈胜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望风披摩的情况转为失败，其政权仅仅维持了6个月便天折了。 毛泽东是少有的能够居元首之位仍自觉且顽固地保存农民本色的伟人。真是：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597 ==========第92页========== 老粗出人物 (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等) [原文] 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母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 一一摘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内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人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郦生腹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 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乎？”沛公骂曰：“竖儒！…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纵横事。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 一一摘自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测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一一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软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内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中 598 ==========第93页========== 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一821页) [解析] 刘邦以一平民百姓，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夺得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他“起微细”，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狎悔。好酒及色”等。另一方面，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而又有不凡的意气抱负的“老粗”本色。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人物的出身和生平遭际，对刘邦这样的起于草泽的开国皇帝，尤其如此。所以，说刘邦能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是因为他“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观，或有关。 在古代社会，出身与文化程度时常是一致的，高贵者文化高，平贱者文化低。由此，毛泽东谈到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时候，总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人们熟悉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谈到中国的历史，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毛泽东會说过“老粗出人物”的话，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读史的感慨。他不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对干出大事的老粗们胜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却特别的感兴趣。《史记》所载刘邦的情况正是这样。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专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能。《高祖本纪》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今，想请刘邦做县今，他说：“天下方扰，诸候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辞。司马迁接着叙述，一起起事的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 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故总是推举刘邦。这里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相信毛泽东读《高祖本纪》对这段描述是感兴趣的。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以及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后来他当了皇帝，也會自我总结道：“运筹策惟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说的“用”，就是肯于纳谏，善于选择。这也是毛泽东特别称赞的 599 ==========第94页========== 地方，他说刘胜项败，“不是偶然的”，即指此。于是，毛泽东读《史记》很注意刘邦从谏如流的一些事例。一是见郦食其，采纳他攻取陈留之计，此事载《郧生陆贾列传》，前面已经引述。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其他有关刘邦纳谏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此事详载《留候世家》。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此事详载《项羽本纪》。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此事详载《刘敬列传》。有这么一大帮人为其出主意，且又善于采纳，刘邦这位老粗自然胜过刚愎自用的项羽了。于是，毛泽东认为：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接着，毛泽东又引申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并不是毛泽东读史偶然思考的一个观点，这个话，他讲过多次，特别是晚年读史，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祷，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同年5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在此道出了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是统帅之扌并非是读书人扌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如果就此得出知识分子没用的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在于他们善于利用读书人的扌智，刘邦如此，刘备如此，李世民如此，朱元璋更是如此。老粗们在成大业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走向“儒化”。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忽视这一点的。 600 ==========第95页========== 不要当楚霸王 (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原文] 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佯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一一摘自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笔820821页)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一一摘自毛泽车1963年1月3日的一个批示 [解析] 《项羽本纪》是司马迁《史记》里最有声色的一篇。项羽在历史上的作 601 ==========第96页========== 用，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农民大起义中，以暴风骤雨的声势摧毁了强大的秦帝国。当时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已经覆灭了；楚军的主力已经被击破，主将项梁战死；赵国被围困，即将破灭；农民革命的形势在逆转，镇压起义军的暴秦统治者声势复振，起义军跟暴秦统治者的斗争已经进入生死存亡阶段。项羽在这时候，完成了陈胜、吴广所不能够完成的事业，以他过人的扌气，激励士卒，抱着决死的意志，终于击溃了暴秦的主力军。司马迁也指出了这点，说他“遂将五诸侯灭秦”。灭秦以后，项羽为西楚霸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随即进行了长达8年的楚汉战争，结果项败刘胜。司马迁一方面写出了项羽的英勇，一方面也写出了他所以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末了的论赞里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这是说，项羽失败的原因：背弃关中怀念楚国，即放弃秦地，定都彭城（徐州），这是一；放逐义帝，自为霸王，这是二；凭着自己的私智不知师法古人，这是三；要以武力来统一天下，这是四。司马迁还在《高祖本纪》里引了汉朝初年人的话说明刘邦和项羽的胜败。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对有功的人给与应得的赏赐，项羽对有功的人猜忌，不给予应得赏赐，所以刘胜项败。刘邦说.张良善于用计，萧何善于安抚百姓，做好一切供应工作，韩信善于用兵，他能用这三人，所以取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失天下。这就是说项羽赏罚不明，不识人，不能用人，这确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读史，很注意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1963年1月7日，毛泽东在 一次谈话中，會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内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却认真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没有选好。在毛泽东看来，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即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从而在鸿内宴不杀刘邦反而放跑了他，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的时候，反而放弃了，这些，都是他手下谋士范增极力主张的。毛泽东当然不是就史论史。他讲项羽失败教训，是为了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不“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的干部，“挖苦一点”，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为此，他还特意把《项羽本纪》挑出来给一些同志读，以引起注意。从这以后，“西楚霸王”便成为中共党内批评不民主作风的代名词了。 602 ==========第97页========== 不可沽名学霸王 (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民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 一摘自毛译东1948年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 偷袭石家庄》（见《毛译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1一262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一一摘自毛泽东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解析]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和刘邦逐鹿中原，项羽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优势状态，可最后终归失败。其失败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对其失败原因的看法，我们在上一个条目着重叙述了不肯纳谏，不善用人这个方面。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和用人呢？这便和他主观上的弱点自然有关。在毛泽东看来，“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对此.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也说项羽有“妇人之仁”，《史记·项羽本纪》多有记叙。我们还是以前一个条目中涉及到他不肯纳谏的几个事例来说明。 项羽率部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比刘邦后入关，两军发生冲突。可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四十万对十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中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注释毛泽东“不可沽名学霸王”诗句者，多以这件事来说明项羽的“沽名”所在。 毛泽东认为尤不可学的是，应当还有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在荥阳相持，本来，楚军已经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便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荣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竟同意了。后来，战事几经反复，楚军逐渐失去了优势，“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合约签订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东边，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了过来，终于在垓下彻底击败了项羽。1949年4月毛泽东写“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便會提出划江而治，维持类似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形势的谈判方案。了解这一背景，或许能增进对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含义的理解。 603 ==========第98页========== 此外，《史记·项羽本纪》还记叙：“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母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所谓项羽“沽名”，大体也是指他不忍天下匈匈受苦，从而希望歇兵罢战的心理状态，这就不能不影响他的决策。一向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两种，并主张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的毛泽东，在读《项羽本纪》的时候，自然是不会赞成这种观点的。 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同的，但他并不特完全否定态度，觉得这悲剧结局中还多少体现了一些个性风采，所以借此来讽刺蒋介石在失败时连项羽身上具有的“羞耻心”也没有。 604 ==========第99页========== 儒孝治国，乃衰国之君 (读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原文]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宽饶等坐刺讥辞语力罪而诛，常待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日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问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一一摘自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扌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 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一一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版) [解析] 上面引的吴冷西的一段话，说的是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到自己的卧室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他到《人民日报》做总编辑，并仍然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于涉及到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工作，故毛泽东重提他4月10日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4月10日的谈话，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些评价，大体同6月13日对胡乔木，吴冷西说的差不多，并且还背出了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些原话。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班固的《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的评价很高，对汉元帝则不以为然。 汉元帝刘奭（前76一前33），在位16年。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毛泽东读《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衰败的原因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很不以为然。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 605 ==========第100页========== 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0年后，毛泽东还會淡起他这个观点。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当是从《后汉书》所记的内容而言，固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建国立基，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景象不凡。东汉光武刘秀，乃为“中兴之帝”，经历一番征杀，遂承续汉家基业。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欣赏雄扌大略，胸中有丘壑之君，固惺惺惜惺惺之意也。 606 ==========第101页========== 坚持真理，充分说理 (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一一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會任后将军，封营平侯。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毛泽东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吼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在一本《汉书》里，毛泽东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入的人都赞成了。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毛泽东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入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中共上海 607 ==========第102页========== 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毛泽东颇有今古同况之慨。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我党认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毛泽东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扌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扌出击。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结果，大败敌军。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习；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对这些记叙，毛泽东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608 ==========第103页========== 人贵有自知之明 (读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一《黄琼传》、《李固传》) [原文] 永建中，公卿多荐黄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遣之曰：“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险，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谓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伦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漠，今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 一一摘自范晔《后汉书》苍六十一《黄琼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送陈毅同志一阅。“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毛泽东1965年的一个批示（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57页，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會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我會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饶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會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赵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 [解析] 黄琼(86一164)、李固(94一147)都是东汉人，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初皆为避召不仕的“处士”。东汉时，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相专权。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举荐到朝廷做官，走到途中， 609 ==========第104页========== 却犹豫起来，于是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于继续向京城出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素来仰墓黄琼名声的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后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这就是我们前面引述的那段。后来黄琼做官后，经常上疏规劝顺帝，所提批评和建议，多被采纳。顺帝死后，黄琼不畏专权的外戚梁冀的势力，在众人附和桓帝拟褒崇梁冀的想法时，他坚决反对，举出前汉萧何、霍光等功臣为例，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位”，从而使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临死前，黄琼还上书直谏，指出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这些人作威作福，使皇帝耳目闭塞，规劝桓帝须时时清醒明察。 据《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他多次上书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汉质帝时，李固被任为宰相。他任职期间，“其黄内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建议立清河王刘蒜为嗣，梁冀不同意，罢了李固的职，立了自己的妹夫蠡吾侯，是为汉桓帝。季固后来被梁冀杀掉。 毛泽东喜欢读《后汉书》里的《黄琼传》、《李固传》，首先是因为这两个主人公正直敢言的致仕之道。1965年，毛泽东把这两个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阅读，他们都在百忙中阅读了。许多高级干部听说后，也都找来阅读了。毛泽东推荐的用意，即或是为了在干部队伍中更好地树立正气。 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当然是李固写给黄琼的信，特别是其中“‘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几句话。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會读了这几句话，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又写了这几句话，并解释说：“这后两句，正是指我。”看来，毛泽东是借这几句话来作自我剖析，这也是他给江青的信的一个基本内容。信中反复说到自己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说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等等，都使人从一个侧面体会到毛泽东在发动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内在心态。这里面是相当复杂的，微妙的。有对文化大革命最终会搞成什么样子的思虑，也有谦虚，有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总之，“人责有自知之明”。这大概是他读李固给黄琼的信体会最深的一点。 1974年，毛泽东再次说到《黄琼传》里的李固给黄琼的信。 这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些批评和劝诫，显然是针对江青竭力弄权，缺少自知之明”。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显然，这是伸手要官。 11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封短信： 610 ==========第105页==========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十一月二十日 这封信对“李固给黄琼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 一篇好文章。”他劝江青阅读，即是劝她应该“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对这篇“好文章”的词句记得很熟。他读《新五代史》时，看到卷六《唐明宗本纪》里有一句话：“鸣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随即批注：“后汉李固之言。”“李固与黄琼书”中的原文是：“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 611 ==========第106页==========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读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寔传》) [原文] 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颠归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读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二《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只古籍批语集》第133页) [解析] 陈寔(104一187)是东汉末名士，当过县吏一类的官。党锢之祸发生时被牵连，不少人都逃掉，他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囚禁。党禁解后，他辟召不就。由此可见其为人。在乡里更是豁达公正。就像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中所说的那样，群众中发生争执，都愿求他判定是非曲直，无不心服，乃至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毛泽东很欣赏这个人。1965年他把《后汉书》里的《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至今流传的“梁上君子”这一成语，便出自《陈寔传》。毛泽东很赞成陈寔对待因饥荒到他家偷窃的人的分析：“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按：小偷）者是矣。”该传里还描述陈突鼓励这个请罪的小偷说：“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赠给他两匹绢。从此这个县没再发生盗窃的事。这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变坏，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好。毛泽东由此画龙点睛似地指出：“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乡里劝化之风，是传统道德文化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生于乡间，对此风颇为称道。陈寔故事，恰印合了他的这种心理。 612 ==========第107页========== 要立这个志气 (读《东观汉记·梁鸿》) [原文] (鸿)常独坐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 一一摘自《东观汉记·梁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一一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版，第58一559页) [解析] 《东观汉记》是东汉时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叙东汉史，自光武帝至灵帝，共143卷。尚未完稿。唐以后多有缺佚，清代以来有辑本。梁鸿是东汉初期的经学家、文学家。一生隐居。本为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人，會因写《五噫歌》讽刺统治者的奢侈，汉章帝读后甚为不满，后改名换姓到南方，替人做工舂米。其本传列入《后汉书·逸民列传》，其中无“不因人热”的故事，当是《东观汉记》撰修者搜罗。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也是在《东观汉记》里读到这则故事的。 早在20年代，毛泽东便接触到这个故事。1958年在武昌會和人说起黄梅的革命烈士雅声，毛泽东回忆道：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讲所做工作时，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谈革命和将来，谈诗词也很投机。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犯叔一寒何志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在这里，毛泽东把“梁鸿余热不因人”视为一种硬骨头精神的体现。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他说，东汉有个梁鸿，“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春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1959年3月，毛泽东又讲起这个故事，自有特殊背景。1958年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损害了农村中许多相对富裕的生产队和管理区的 613 ==========第108页========== 利益，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纠正这种“穷拉平”的“左”倾错误。在郑州会议上讲述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就是借以做思想说服工作，以便落实好退赔措施。毛泽东讲话的立场，明显是立足于穷者一方。他把不因人热，解释为“我们穷人，就是不要靠揩别人的油来过活”，这是很通俗而又恰当的。同时，他还说：我们中国穷，但是我们不要恩赐，我们同苏联是等价交换他们的设备，我们借了他们的款，我们按期偿还。国内有些穷省，我们无产阶级、贫下中衣，要有志气。毛泽东的意思，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不同的管理区、生产队之间，都要有这股子志气，不要沾别人的光。应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人格精神，所以他多次以梁鸿的故事来教育人们“立这个志气”。 614 ==========第109页========== 不能贴魏武大字报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 [原文] 奉国威灵，仗锁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拓、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李安溪曰：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今人不喜读耳。） 一一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大白云：“魏帝营入极，蚁观一袮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的批语（见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8页) [解析] 陈寿的《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作了校勘、注解、旁证的，到清代有顾炎武、何焯、梁章钜等20多家。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注评，同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一样，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三国志集解》。 曹操是史家们有争议的人物。會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好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逼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解引文，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奉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15年春曹操下今征贤，提出“唯扌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合》。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 615 ==========第110页========== 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今中说：他會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弼在注里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合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侧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今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粥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认为卢弼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 《让县自明本志合》，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自有政治策略的考虑，而卢弼先入为主视曹操为奸雄，也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能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入极，蚁观一袮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袮衡》一诗。鹦鹉洲，传说为黄祖杀名士袮衡之处，因袮衡的《鹦鹅赋》而得名。李白全诗为：“魏帝营入极，蚁观一袮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起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寸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薰不忍生。”袮衡是东汉未年名士，又是狂士。孔融爱其扌，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想见他，他却称病不见。后来答应了，却坐在大营巾口，“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扌名，不忍杀之，便把袮衡遣送到刘表处，后又辗转至黄祖处，结果因“言不逊顺”遇害，时年扌26岁。“魏帝营八极，蚁观一袮衡”，按史家解释，“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作蝼蚁观者，唯一袮衡也”。毛泽东说“此为近之”，可能是说卢弼之类的注文，与轻狂傲慢的袮衡骂曹操相近。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他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曹操會下今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今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认为，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这里，毛泽东不因个人喜好评价历史人物，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客观气度。 616 ==========第111页========== 袁绍多端寡要，得计迟 (读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卷六《魏书·袁绍传》等) [原文]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曹操，下同）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小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今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公将自东征（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攻备），遂东击备，破之，生擒其将夏侯博。 一一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3同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主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吉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簿”，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合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解析] 袁绍（？一202)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會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但时间不长，便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他的失败，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关。对此，《三国志》里的《袁绍传》、《郭嘉传》及《武帝纪》都有所描述和评论。毛泽东读《三国志》，也注意到作者对袁绍失败原因的 617 ==========第112页========== 描写。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说到由陈云出来主管计委工作这个话题时，毛泽东讲：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已见前面引述的原文。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會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奸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很同意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从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一是几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邮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绍悔，欲合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知人、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會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同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全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久，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读史评古人时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做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袖素质和领导能力及政治风格。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队伍中的领导干部出现袁绍这种短见而刚愎之人。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为了致用，历史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教材。 618 ==========第113页========== 刘表“虚有其表”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原文]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椽为北军中侯。 一一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虚有其表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40页) [解析] 刘表（1422一208)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會占有湖北、湖南地方。对军阀混战，持观望态度。后为荆州牧。所据地区破坏较少，中原人前来避难者甚多，但无进取有为，以年天下之志，这是毛泽东对他不感兴趣的地方。刘表病死后，儿子刘琮投降了曹操。毛读《刘表传》的批语，都是贬语。 刘表初入荆州时，會诱杀在当地作乱的刘姓宗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刘表传》里说：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曹操，袁绍这三大势力之间。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羡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的话说：“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里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其子张怿代立，刘表随即攻打张怿，胜了。于是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读至此，批道：“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方土地，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持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 619 ==========第114页========== 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被迫投降了曹操。 曹操与刘表，实有凤鸭之别，这在后人看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可在当时却未必，刘表号称“八俊”之一，又是汉家宗室。坐拥荆襄，声名极隆，而曹操则为“身世不明”阉竖“遗丑”，纵有雄扌大略，但在名声上却远不及刘表。 看来，人有虚名，不图进取，实为当时之累，亦落后人之讥。 620 ==========第115页========== 五斗米道有原始杜会主义色彩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入《魏书·张鲁传》) [原文]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大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一一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入《魏书·张鲁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12月7日于武昌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2一147页) 我国从汉未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卢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未北方的黄中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川北区域)。有五斗米渲。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凤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未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621 ==========第116页========== 一毛泽东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入《魏 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8一151页） [解析]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集解》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张鲁传》，毛泽东于12月7 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稍后，他把12E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 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从毛泽东的批语可以看出，他当时读《张鲁传》并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的想法，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他认为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所推行的五斗米道，同当时张角等创立太平道举行起义（即黄巾起义）一样，“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起义运动。这种“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停止过。由此，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历史观：“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是“一穷二白”。穷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张鲁“雄居巴汉，垂三十年”，即是一例。 关于历代农民起义斗争的性质，毛泽东在12月7日的那个批语里，作了明确和概括的说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产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杜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这个论述中的观点，在毛泽东此前的有关论述中，尚未见过。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这只是他的“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这个补充，强调了农民起义“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属性，而这一属性与“最贫苦的群众”是有天然联系的。 (三)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读《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汉未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理想追求，对我们今天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后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载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来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者“三原”（原凉教育三次）后扌行刑等，同我们今天的一些做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 622 ==========第117页========== “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这点，毛泽东在12月7日写的批语里，说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结论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上推荐《张鲁传》，并不是偶然想到的。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會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9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是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做法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历史来后发人们认识今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 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借鉴历史的做法是成问题的。以农民的乌托邦来比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都有离题之嫌。读史不光是能使人明智，有时也让人糊涂，关键是看读它的人处于什么状态。 623 ==========第118页========== 郭嘉多谋善断，很值得学习 (读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 [原文] 郭嘉字奉孝，颖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或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九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踢顿之心，成凯觎之计，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扌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侧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而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庐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踢顿及名王己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年三十入，自柳城还、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毙，临其丧，哀甚，谓苟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天折，命也夫！”乃表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谥曰贞侯。子奕嗣。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一一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该是基础，只有多谋，于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毛泽东还说：）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 624 ==========第119页========== 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一一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一一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198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解析]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会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170一207)了。他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4月上海届七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的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他说：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昌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恨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牲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毛泽东说出两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随即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叙，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天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625 ==========第120页========== 毛泽东在1959年为什么反复谈到郭嘉呢？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3月2日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智”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古人言“智信仁勇”，“智”已经化为一种德行，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居于领导岗位更是这样。正是鉴于此，毛泽东扌希望干部中多出几个郭嘉式的人物。 626 ==========第121页========== 行伍出身的人，不可不读此传 (读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 [原文] 《江表传》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井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今涉猎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至统事以来，省 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一一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闲谈中，毛泽东说：“吕豪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入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扌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一一摘自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见1983年12月12日《团结报》) [解析] 吕蒙是东吴的大将。15岁就开始随姐夫出征。孙策很赏识他的勇敢。孙权继位后，他南征北战，多立奇功。但他“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于是孙权劝他读书。此后吕蒙见识日广，更加有勇有谋。周瑜死后，鲁肃接任东吴统帅，在如何对待关羽的问题上，吕蒙帮助鲁肃筹划了“五策”，使鲁肃十分惊异。后来吕蒙代鲁肃成了东吴领兵的统帅，为孙权出了许多好主意，指挥作战，几乎无不取胜。孙权评价吕蒙说：“子明（吕蒙字）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子公瑾。”《三国志》作者接着说：“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读《三国志》里的《吕蒙传》。闲谈中，毛泽东同他们说起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苦恼。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这里，毛泽 627 ==========第122页========== 东建议军队中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不可不读”《吕蒙传》。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扌能适应杜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吕蒙传》记叙，鲁肃死后，吕蒙代之统兵与关羽对峙。这时，关羽正在攻打曹魏占据的樊城，吕蒙上书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诡计”。这是指吕蒙的计谋而言。后来关羽果然中了吕蒙之计，抽调荆州后方大量兵力赶赴襄阳、樊城前线，吕蒙随即轻取荆州，关羽在回兵时，也遭擒杀。这是吕蒙“诡计”所建的一大奇功。 我们知道，毛泽东读史，常常对那些读书很多的人不以为然。这与他晚年多次表露过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的观念有联系。他欣赏吕蒙年长后好学，提倡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读《吕蒙传》，表明他晚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有另一面。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有关《三国志》的。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起赤壁之战： 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是《三国志》里记载的“赤壁之战”的事情。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搞得东吴孙权的阵营惶惶不安。孙权本人在和战之间犹豫不决，手下文武两班人马各持己见。以张昭为首的谋士文臣多为主和派，以周瑜为首的一班将领则主战。 鲁肃身为行政官员也是主战，当时还负责同刘备这方面的外交联系。文士主和，大多因他们的长处和兴趣不在大敌当前时克敌制胜，未必与读书多少有关。周瑜虽为拥兵大将，但也是读书人出身的，鲁肃办外交，有较多的实际政治扌干，看问题较长远些，他主战也当在情理之中。毛泽东谈上面这段话，倒是从不满意光知道读书的知识分子引起的。既痛读书多之误，又慨不读书之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毛泽东总是乐于全面地看问题。 628 ==========第123页========== 郭象无行 (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原文] 郭象字子玄，少有扌理，好老、庄，能清言。太王衍每 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椽，稍至黄巾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来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未，病卒。著碑论十二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郭象无行 毛泽东读《晋书》卷五十《郭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 籍批语集》第167页) [解析] 郭象(252一312)，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谈派人物。其《庄子注》是在向秀的《庄子注》基础上增改而成，在阐扬老、庄道家思想方面，有些见解。毛泽东认为“郭象无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清高扬名，以清谈自娱，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说的和做的不一。再就是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 629 ==========第124页========== 封建时代，少数民族非乱不可 (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原文] 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关中土沃物丰，…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诩、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秆、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恩，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 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一一摘自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 [解析] 江统是西晋人。初为山阴县今，后历任太子洗马、尚书郎、黄中侍郎、散骑常侍等。西晋元康八年(298)，孟观、沈毅率兵西讨作乱的齐万年，平息了经年在关、陇一带滋扰的少数民族氏、羌，捉住了氏族统帅齐万年。江统认为，“四夷乱华”，应该趁早杜绝其根源。于是他在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向朝廷建议，把羌、氏等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往更西边的地方去，还其本上，以“释我华夏纤介之忧”。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不到10年，西边的少数民族果然兴起进攻中原。时人都佩服江统的深远见识。 毛泽东对江统的看法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封建时代，少数民族是不是同中原地带对立，不在于把他们迁不迁走。为什么，毛泽东的批注没有说明，但他说“千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大概是说我们今天少数民族拥护中央政府，同汉族和睦相处，关键在于我们的民族政策好。在封建时代，像江统《徙戎论》所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以这种认识来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自然“非乱不可”。 “迁亦乱，不迁亦乱”，关键是江统诸人看问题立场不对，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下的见识，总是错。纵可能一时奏效，但时间一长还是要出乱子。 630 ==========第125页========== 所以，毛泽东在党的民族工作中，总是强调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在前者。 631 ==========第126页==========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 [原文] 论曰：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惬之仁，以致穷内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诅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解析] 梁武帝(464一549)萧衍，原为南北朝时期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朝的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因而起兵攻陷齐都建康，迎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后灭齐，建立梁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南朝宋、齐、梁、陈几朝的频繁更替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的时间最长。在位时，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比较有作为。 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有许多圈画和批注。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对梁武帝的评论总结。梁武帝登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精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典刑”，最后终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导致梁室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候景的囚室。李延寿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内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诚乎。”徐偃是西周徐国国君，强大时有三 十六国向他朝贡，被称为东方的霸主。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忘情干戚”、“弛于刑典”两句旁画着密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内之酷”这几句旁，画着着重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毛泽东随 632 ==========第127页========== 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感慨。 早期的梁武帝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很有魄力，毛泽东对此多有圈画。《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当梁武帝的哥哥萧懿为齐所害，他起兵讨齐时，有人劝他把齐和帝接走，免得别人“挟天子以合诸侯”，自己被动。他不听，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圆圈，每句加了旁圈。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的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他说：这些地方官员“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而政出多内，乱其阶也”。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后两句旁画着密圈，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流露出赏识。 梁武帝很有军事于能，在《南史·梁高祖本纪》及其他史书中，关于他善用兵的事例，多有记载。毛泽东在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圈画和批注，十分注意。 《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齐派大军镇压。他派人离间齐军，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嗓攻之”，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打援”。齐在援救郢城的同时，派人镇守江州，为之助威。梁武帝对诸将说：“夫征讨，未必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后郢城求降，镇守江州的陈伯之“犹惧”，“乃束甲请罪”，证实了梁武帝用乓的预见性和善于决策。 《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军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指今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曹景宗想自己邀功，竟单独前进，却不料遇到暴雨，淹死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对梁武帝的失误和衰亡，毛泽东也有图画和批注。梁武帝的晚年，听不进正直的忠告。《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在他去世前五年，大臣贺琛针对时弊给他写了一个奏折，提出：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穷奢极欲，浪费十分严重；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的罪过；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生养3。建议他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贺琛提出的这些情况本是实际存在的，建议也很中肯。但梁武帝对他秉公陈述的奏折却觉得忠言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口授敕书，一一反驳，痛加斥责。他说，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能听取好的意见，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不应和地位低下、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讲话。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孙权是三国时美国的国君，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官至丞相。黄武五年（227)，陆逊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不接受，一一反驳。梁武帝和孙权一样，听不进正确意见。他用自己的简朴、勤于政事批驳贺琛说：“其身正，不今而行；其身不正，加今不从。”又说：“我以身作侧，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 633 ==========第128页========== 腰围都瘦了二尺，等等，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斥责贺琛说：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皇帝奏事，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呀！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吗？毛泽东在此处又批注：“‘专听生好，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一个好皇帝，艰苦朴素、自善其身固然很难得，但若听不进好人的意见，不能兼听则明，那就会被小人所包围，导致失败，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武帝系明白人，但却自护其短，英雄末路，大抵如此，时运不济，并非全是天意，亦是自造。 634 ==========第129页========== 臧质是“豪杰之士” (读李延寿《南史》卷十入《臧质传》) [原文] 二十入年正月，太武自厂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质报太武书云：“尔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狒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飨有桑乾哉！假合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负送都市。尔识智及众，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故耳。”…太武大怒，乃作铁床，于上施铁鑱，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军书，写台格，购斩太武，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絙，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质夜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下不过数斗。魏军乃肉搏登城，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如此 三旬，死者过半，太武乃解围而归。上嘉质功… 一一摘自李延寿《南史》卷十入《臧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减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一一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十入《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188页) [解析] 臧质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时人。《南史·臧质传》称赞他“涉猎文史，尺牍便敏，有气干，好言兵”。會任徐、兖二州刺史。南朝到了宋文帝时，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统一中国。北朝的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之后，有吞并江南的意图。宋元嘉二十七年(450)以后，南北两朝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臧质在和魏军作战中屡立战功。毛泽东读这篇传记的批语，说了臧质的三次战功。 “解汝南之围”。是指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围攻汝南，宋守将陈宪告急，宋文帝派臧质去援救，杀伤魏兵惨重，魏太武帝败退。 “胜盱眙之敌”。即前面引述的原文所说的事情。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 八年（451)率10万大军攻盱眙，臧质为辅国将军与之抗击。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了藏质的军事扌能。魏太武帝向臧质要酒，臧质为羞辱他，把人尿装进酒坛送去，魏太武帝大怒。毛泽东在“质封溲便与之”一句旁加了密圈，天头上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批注：“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635 ==========第130页========== 臧质给魏太武帝写信，辱骂他是自己来“送死”；又给魏军写信，说谁能斩了魏太武帝，“封万户侯，赐布帛各万匹”。气得魏太武帝做了一个铁床，装上铁铲，发誓一旦攻下盱眙，捉到臧质，定要将他铲死，碎尸万段。这次攻坚战相持30多天，魏军屡攻不下，所施种种计谋都被臧质所破。最后魏军登城肉搏，“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太武乃解围而归”，损失超过一半人。臧质获胜。兵法曰：怒不可以兴师，魏太武帝自取其败。以怒兴师，野战尚无胜算，况攻城乎？ 克刘劭之逆”。刘劭是宋文帝的长子，他昏庸残暴，杀了文帝自立为帝。臧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了文帝的第三子刘骏（注：孝武帝）和江陵王刘义宣（注：宋武帝的第六子），并即日率5000人马去讨伐，生擒了刘劭，为孝武帝即位扫清了道路。臧质除掉无道昏君。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所惋惜的历史上的“梁山之战”，是指孝武帝即位后，臧质因孝武帝年轻，许多事情都不向他请示和报告。臧质傲慢自负，“自谓人扌足为 一世英杰”。又以为刘义宣更容易受他控制，因而阴谋推翻孝武帝，立刘义宣为帝。孝武帝得知这一情况后，派王玄谟等屯兵梁山洲两岸拒守。臧质向刘义宣献计说：如今应该派兵去打南州，王玄漠在梁山“必不敢轻动”。我乘船去攻占南京，这是取胜的最佳策略。有人劝阻刘义宣不要采纳这个意见，担心臧质取胜后野心更大。臧质的计划因而未被采纳。兵败，臧质逃回家乡，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携带妻妾潜藏在一个湖中，追兵到，他用荷叶盖在头上用鼻孔出气，但最后终于被捕赐死。 毛泽东对臧质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褒中有眨，实事求是。毛泽东很欣赏臧质的军事扌能，多所批注、圈画。对臧质向刘义宣的进计，逐字加了旁圈。对劝阻刘义宣反对臧质的话和臧质逃回家乡后的情况，也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毛泽东研究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部署，肯定臧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一仗致败的原因不是臧质的无识无能，而是臧质的意见未被采纳，并为此发出“惜哉”的感叹。同时，毛泽东对臧质“自谓人方足为一世英杰”处，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并批注：“此是妄想”。《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臧质传》后有段评论，说：“…减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含文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含文”是臧质的字，“好乱”是指他不安分、有野心。毛泽东在“好乱之所致乎”旁，用红笔加了着重线，在着重线旁逐字画了六个大叉。毛泽东看重臧质在解汝南之围、胜盱眙之敌、克刘劭之逆等战役中表现的军事扌能，因此他不能苟同史学家李延寿把梁山之战的失败，臧质被杀，归罪于臧质“好乱”这一论断。他以一个战略家的心态和感情，为臧质这一仗的失败表示惋惜，赞叹臧质为“豪杰之士”。 636 ==========第131页========== 袁氏子弟，一个无能，一个死节 (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觊无能 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批语（见 《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笔191、192页) [解析] 《南史》卷二十六《袁湛传》，同时列有袁湛的两个孙辈袁凯、袁粲的传记。袁氏是东晋的大族，与谢氏有通婚之好。袁凯和袁粲是堂兄弟。在刘宋朝均居高位。《袁觊传》说：袁觊“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觊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觊亦厉色而出”。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袁觊无能”。这大概是指袁凯觊不善进谏。后袁觊起兵叛宋明帝，但他自己却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议而已，不能抚接诸将。乃至“未一战而败”，被杀。南朝名士，大率如此。不止无能，而是士风之使然。 毛泽东在《袁粲传》开头批注说：“袁粲死节”。袁粲有名士风度，宋明帝死前，托袁粲为顾命大臣，拥立宋后废帝。萧道成杀后废帝，立宋明帝，又准备篡宋。当时袁粲任中书监，驻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决意不事 二姓，密谋进攻萧道成，事泄兵败。但他镇定自如，说：“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遂被杀。 637 ==========第132页========== 此种推论是错误的 (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原文]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合。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 一一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 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3页) [解析] 孔琇之是南朝齐武帝时人。是宋武帝大臣扎靖的孙子。上面这段原文说他在当吴县县今时，不听人劝阻，把一个偷了邻家一捆稻子的10岁小孩送往衙狱治罪的事，其理由是：“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就这样，传记作者还称赞他“有吏能”呢，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史传作者的这个观点，他用红铅笔在“有吏能”几字下画了一条粗重线，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的那几句批语。 在毛泽东看来，孔琇之治小孩罪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人是随着环境、条件乃至年龄生长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条件、年龄改变了，就不能排除这个小孩可以改正自己的偷窃行为。这就是他在读《后汉书》《陈寔传》写的批语里说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像陈突那样，对这个小孩进行教育诱导，变好的可能性更大。好借古鉴今的毛泽东特别感叹和忧虑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推论”方法，在我们的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其表现就是：认为一个人犯了点小错误若不处理，大家就会效法他。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 宽，目的还是为了使之改过自新。所以，他经常讲，我们不要学鲁迅《阿Q 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更明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因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 毛泽东评点古人，联系实际，希望人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要多点辩证法，少点形而上学。 638 ==========第133页========== 曹景宗“亦豪杰哉” (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原文]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一一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景宗亦豪杰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 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解析] 曹景宗(457一508)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他骁勇善战，立有战功，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上却又不为人称道。毛泽东说他“亦豪杰”，是指其骁勇酒脱的个性和率兵破敌的战功。 《曹景宗传》载：景宗幼善骑射，好打猎。有次随父亲出内，中途突然遇到数百个强盗围攻，他身上带有百余箭，百发百中射杀强盗，强盗吓得逃窜而去，“因以胆勇闻”。传里还说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日：‘丈夫当如是！’”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死后有《司马穰苴兵法》传世。乐毅是战国时燕国名。对这两处反映曹景宗的勇敢和抱负的记载，毛泽东较重视，逐字画有旁圈。 《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记载，天监五年(506)，曹景宗率兵与韦睿合力攻魏，解救徐州刺史昌义之，打了胜仗。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韦、裴二人与曹景宗同时，都是梁朝名将。毛泽东时韦睿的军事扌能有很高评价，说景宗仅次于他，评价也是不低。据曹景宗本传记载，曹在这次战斗中召募勇战兵士千余人，大败魏将杨大眼，配合韦睿力攻魏，“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 《曹景宗传》载，徐州解围后，曹景宗班师回朝，梁武帝于华光殿开庆功宴会，众臣连句作诗，偏曹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后求赋诗。在梁武帝和众臣看来，曹景宗不过一介武夫而已，没有答应，梁武帝还说，你技能甚多，人扌英拔，何必在一首诗上争胜呢？曹景宗仍然请求。这时只剩下“竟”、“病”二韵了，便给了他，他持笔拈须，很快作了一首：“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众人读后，“惊嗟竟日”。毛泽东 639 ==========第134页========== 对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其文采颇为赏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特意念了这首诗，称赞有加，用以说明文化不高的人也可以写出好诗。 对本传里所述曹景宗的劣处，毛泽东也有批注。本传载，曹景宗随梁武帝起兵初，攻破一个县城，“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中号合，然后稍息。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曹孟德即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说曹操用了盗坟的无赖兵士，“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徐世勣，即唐初大将李勣，《新唐书》本传说他纵人抢掠。郭雀儿即后周太祖郭威，新、旧《五代史》均说他起兵入汴京时，纵兵大掠。 本传又载：“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中，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内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防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这就从曹景宗的贪、诈中，看出梁武帝对部下养痈遗患的失误。 总起来看，毛泽东认为曹景宗不失为豪杰之人，特别是他追求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的人生风格。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就表明了曹景宗粗犷、豪放的性格和气概。本传载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于是他说了一番他过去在乡里飞马柘弓，击鸱逐獐，饮血茹毛，从而“不觉老之将至”的人生作风。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许多地方密密地加了旁圈，由衷的赞赏和同情，因而禁不住批道“景宗亦豪杰哉”。 的确，曹景宗贵为公侯、刺史、将军，对标志权贵身份的繁文缛节和车马排场，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十分蔑视，强烈向往叱咤风云、自由自在的生活，是难得的。他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共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追求的人生方式，和他内在的豪迈狂放的性格。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毛泽东是个不愿束缚自己的个性去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建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为没有警卫部内的批准，他出不了中南海，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逛街、游园等等，出内也是汽车、火车、飞机。这对一个在金戈铁马中打出江山的领袖来说，不啻是一种违背个性的制约。这种感受，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会见他的外国老朋友斯诺时，便有过自白。他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巾也不骑马，坐汽车、飞机、火车…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又说：简单一点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些。以毛泽东这种性格和处境去理解曹景宗的上述自白，很自然会产生特有的思想感情上的沟通。 640 ==========第135页==========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入《韦睿传》) [原文] 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今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哭甚恸，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郑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后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 一一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入《韦睿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使曹景宗胜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摘自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入《韦睿传》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4页) [解析] 韦睿(442一520)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齐末为上庸太守，从萧衍（梁武帝)起兵。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506)率军破北魏军，取合肥。次年又与曹景宗救钟离，又大败魏军。他体弱不能骑马，乘板车督战，善抚士卒，而军法严明。魏人畏惧，称为“韦虎”。他“多建策，皆见用”，深受梁武帝器重，是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的概述。毛泽东很赞赏，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作者还补叙了韦睿的轶事，以说明他深受世人推崇的为人风尚。在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批道：“使曹景宗胜”。本传又说，曹景宗等在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功劳，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泽东又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韦睿的肚量和谦虚朴实，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很爱读《韦睿传》。《南史》卷五十八包括韦睿、裴邃二人的传，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画了四个圈，标写道：“梁将韦睿、裴邃传”。在《韦睿传》文内，更是密加圈点，批注达25处之多，这大概是他读史书人物传记批得最多的一个人物了。有些批注中还加有旁圈、套圈。 641 ==========第136页========== 那么，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的那些方面的作风呢？从毛泽东的批注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扌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 毛泽东对韦睿英勇善战的事迹的批注情况，本书“军事篇”《韦睿为将，有刘秀、周瑜之风》一条专述。本条只说几则毛泽东对其品格作风的推崇。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仁者必有勇”。 梁武帝天监四年，韦客率军攻北魏所占合肥。本传载：“睿素赢，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合肥既平…” 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文句旁密加旁圈，写了不少批语。在说到韦睿每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和“魏军凿堤，睿亲与争”，毛泽东逐字旁圈，分别写了两处“将在前线”，推崇他身先士卒的领兵作风。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时，“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不贪财”。韦睿能团结部下，在胡景略和赵祖悦闹矛盾时，他亲自调解，晓以利害，避免了不利后果。毛泽东于此处批道：“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宜，设立法度那一段，毛泽东也是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这些批语，涉及领导干部所应有的垂范、廉洁、勤政、团结诸方面的作风素养，确实值得当今理政治军的干部学习。 《韦睿传》还说到韦睿的儿子韦放的事迹，毛泽东也批道：“韦放有父风”。 韦睿有古之儒将之风，有武人之胆略，有儒者之雅量。自古以来，但凡以文人掌兵者，莫不追求这种境界，但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能近似者已稀，况如韦睿者乎？ 642 ==========第137页==========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 [原文]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东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贱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军，复欲击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内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 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文。武帝驾焉，手诏慰勉之。 摘自李延寿《南吏》卷六十一《阵庆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一一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 [解析]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手下出身寒内的著名将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识，建有赫赫战功。毛泽东在《南史》卷六十一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了读过两逼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画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 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写了上面的批语。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画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之专注和深情。 毛泽东一读再读的陈庆之，有什么事迹使他“神往”呢？《南史》本传记载：梁武帝普通元年(502)，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这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10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乓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 643 ==========第138页========== 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扌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3000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题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故”。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扌能。《南史》作者李延寿用简洁生动的文笔刻画了陈庆之其人其事，再现了 一场场威武壮观的战争场面。毛泽东对此用粗重的黑铅笔画着一条条着重线和曲线，流露出极大的关注。 陈庆之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武将，还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政治家。魏北海王元颢即帝位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听信谗言，对陈庆之很不信任。陈庆之不计个人得失，及时敦促北海王元题不要放松军事。有人劝他：“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颗据洛，则千载一时。”陈庆之听后，严词拒绝、并将元颢有叛梁之意报告给梁武帝。在楚州击破侯景时，正值灾年，陈庆之开仓赈济灾民，入百多人上书为他树碑颂德。《陈庆之传》记载：“庆之性祇慎，…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扎，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毛泽东在这些记载处，也都画着着重线，非常重视。 毛泽东是政治家，同时也是军事家。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万籁俱静，深夜读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自己的这种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共鸣，这是毛泽东读史为一般人所难以产生的感受。 644 ==========第139页========== 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原文] 破慕容主于参合，帝（魏道武帝）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于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今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吊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帝既而悔焉。 一一摘自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毛泽东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 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2页) [解析] 王建是北魏初年魏道武帝拓跋珪手下将领。初为左大夫，后迁散骑常侍，为冀、青二州刺史，封真定公。东晋太元二十年(395)，王建随拓跋珪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南)大破后燕慕容宝的军队。开始，拓跋珪想留下有用的人，遣返数万俘虏。王建则坚决反对，认为是纵敌养患，应全部杀掉。拓跋珪采纳了这个建议，全部坑死，可不久又后悔了。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一贯反对屠杀俘虏，因此，他认为王建的建议，是“不知政治”，王建是个庸人。后来，拓跋珪又在中山城打败慕容宝，慕容宝弃城逃跑了。待天明北魏军队准备进城时，仍受到后燕败军余部的反抗，拓跋珪今人招降，这些人都说：“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就是说，我们投降了，害怕你们像在参合之役中屠杀俘虏一样屠杀我们，因此，我们抵抗，或许还能保全一时的性命。“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这是怪罪当初王建坑杀俘虏的建议。 645 ==========第140页========== 隋文帝的做法蕴藏大乱 (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原文]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今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中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今及诸受遗者，出开远内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今人赂遗今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摘自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蕴藏大乱 毛泽东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 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解析] 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541一604)，是隋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位23年，被其子杨广（即隋场帝）所杀。《隋书》卷二《高祖本纪》记叙杨坚死后，对他的性格和治国之道作了概括。前面引过的，便是其中的一段。毛泽东特别注意其中所过“好为小数，不过大体”及不学无术，执法苛峻等内容，认为这些做法“蕴藏大乱”。似乎觉得隋朝短命，不只是贩在昏庸的隋炀帝之手。算是一史家之言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史很注重体会国家兴衰成废之道。 在一本李延寿的《北史》中，也留有毛泽东对隋文帝的一些做法的批语。该书卷十一《隋本纪》载，隋开皇十八年(598)春，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之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之事。隋文帝的这个做法，无疑是阻碍民间经济商贸发展的蠢事。 646 ==========第141页========== 李渊遇事无断制 (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原文]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 史臣曰：…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一一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遇事无断制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粗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7页)[解析] 唐高祖李渊(566一635)，是唐王朝的开国之主。起兵于隋末乱世，倒也不失为一代雄主。毛泽东是在《高祖本纪》说他“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诸语旁批上“遇事无断制”的。这大概是从李渊“宽仁容众”的性格特点，想到他在整个起兵过程和平定诸雄的战争中，主要依赖他的儿子李世民等，包括起兵反隋这一重大决策，也是李世民的主意；乃至最后不能制衡诸子，导致玄武内之变，李世民杀其兄长，自己也被逼退位，去做清闲的大上皇。比较起来，开国之功，李渊确在其子李世民之下远甚。故《旧唐书》作者在《高祖本纪》里也发议论说：“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毛泽东对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是很称赞的。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就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俗有两句说李世民其词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2000宫女等。这个论述，也是把李世民的胸怀谋略，置于李渊之上的。 647 ==========第142页========== 名将冤死 (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九《盛彦师传》等) [原文] 会徐圆朗反，彦师为安抚大使，因战，遂没于贼。圆朗礼厚之。令彦师作书报其弟，今举城降己。彦师为书曰：“吾奉使无状，被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圆朗初色动，而彦师自若，圆朗乃笑曰：“盛将军乃有壮节，不可杀也。”待之如旧。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 一一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九《盛彦师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盛彦师名将，冤死。 一一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九《盛彦师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解析] 盛彦师在隋末投入李世民的起义军，在征讨李密、王世充诸战役中，建有大功。李密先与李渊、李世民结盟，灭隋后互争天下。在别人不敢迎战李密时，盛彦师自告奋勇，率几千人在熊耳山南侧伏击李密，并斩杀之。遂以功封葛国公，拜武卫将军。所以，毛泽东说他是“名将”。后在讨伐叛乱的徐圆朗时，战败被擒，徐圆朗让他写信劝降其弟，他只字不提劝降之事，反而表达了“誓之以死”的气节，徐圆朗也不得不钦佩他，因而也没有杀他。待徐圆朗被讨平后，盛彦师竟被李世民赐死。所以，毛泽东说他是“冤死”。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盛彦师传》的开头部分。 《旧唐书》卷六十九还包括《刘世让传》、《李君羡传》。刘世让會在隋朝任征仕郎，后投唐高祖李渊，拜为通议大夫。李渊问以备边之策，刘世让建议：可在一个叫崞城的地方置一勇将，多储些金帛，有来投降的人便重赏，然后出兵破坏马邑一带的农耕之业，不到一年，就可以拿下突厥进犯中土的要津马邑城，李渊说你去最合适。刘世让赴任后，突厥害怕他，就造谣说他与可汗通谋，将要叛乱。李渊把他杀了，并“籍没其家”。毛泽东读此批道：“刘世让冤死”。 李君羡初为王世充骠骑，后归降李世民，为武卫将军。贞观初年，太白星常在白天出现，有人占卦说将有一个女人出来称武王。恰巧李君羡是武安人，又任武卫将军，封邑又是“武连郡公”。一次作酒今，李世民让武官各言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有人就奏劾李君羡将谋乱，李世民便把他杀了。读至此，毛泽东批注：“李君羡冤死” 648 ==========第143页==========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 (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原文] 陛下（李世民）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借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及日昃，命扌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一一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一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1页)[解析] 李百药，隋末唐初人，颇有扌名。唐太宗贞观元年，召为中书会人，撰有《齐书》。上面引述的一段原文，便是他在贞观二年任礼部侍郎时，朝廷讨论封建诸侯，他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论》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概括了李世民临朝执政的四个特点，即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闲暇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认为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说明毛泽东读史，善于借鉴前人好的王作作风。 李百药称此为李世民之“四道”，其实具有处世哲学，为政特点的意思。毛泽东却将之称为“工作方法”，显见是降了一个层次。言外之意，即使是封建社会的“英主”，可借鉴者无非是工作方法而已。 649 ==========第144页========== 笑里藏刀李义府 (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入十二《李义府传》) [原文] 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福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一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入十二《李义府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笑里藏刀李义府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入十二《李义府传》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页) [解析] 李义府(614-666)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先后任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中书合、右相。与许敬宗同执朝政，权倾一时。本传载，李义府借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加之为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颇为百官痛恨。后因罪流放巂州。毛泽东对这样的人，是极其鄙薄的。 毛泽东尤其不喜人搞两面派，搞阴谋，多次表示过对这种人的愤慨之情。但是党内还是出现了一些“笑里藏刀”的阴谋家，使党的事业大受损失。这不仅仅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失察，体制上的弊病，容易使机体出毛病。 650 ==========第145页========== 朱敬则是政治寨、历史家 (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 [原文] 朱敬则字少连，毫州永城人也。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内标六阙，州党美之。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与二从兄同居，财产无异。又与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闻而召见，与语甚奇之，将加擢用，为中书舍人李敬玄所毁，乃授洹水尉。 长寿中，累除右补阙。敬则以则天初临朝称制，天下颇多流言异议。至是既渐宁晏，宜绝告密罗织之徒。上疏曰：“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内，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入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一一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一一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6页) [解析] 朱敬则(635一709)是毛泽东较为欣赏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唐朝武则天称帝时，會任正谏议大夫等职。毛泽东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朱敬则”三字旁，毛泽东又用粗重的黑铅笔加了三条直线，批注：“年七五”。这是指朱敬则死时享年75岁。 朱敬则在武则天执掌朝政时，會向她提出“宜绝告密罗织之徒”的建议。他上书武则天，举秦朝灭之为例，即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毛泽东在这段评述处，逐字都加了旁圈。由朱敬则这段关于历史的分析，毛泽东联想到汉朝贾谊的《过秦论》，在天头上批注：“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和朱敬则都认为，秦朝的灭亡，其值得后世汲取的深刻教训是对人民施行暴政，丧失了民心。贾谊和朱敬则都熟悉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都有视人民力量为国家兴衰、帝王成败的重要因素这一进步政治思想。所以毛泽东称赞他们都是“政治家、历史家”。 朱敬则在上书武则天时，又举汉朝初定之后，孙叔通杂采古礼和秦代制度，同儒生共立朝仪；陆贾著《新语》，为汉高祖论述秦及古代兴衰之国的 651 ==========第146页========== 经验教训，说明天下既定，“陈诗书，说礼乐，开王道，谋帝图”，乃是非常必要的。他建议武则天“览秦、汉之得失”，“改法制，立章程，…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对朱敬则的这些意见，武则天认为，“甚善之”。以上引文都是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重点内容，在天头上也多处画着三个大圈作标记。 朱敬则生性耿直。御史大夫魏之忠、凤阁会人张说被诬陷，将处死刑，“诸宰相无敢言者”。独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申述这两人无罪，并说，这两人“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合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这两人在他的帮助下，因而免死。奸臣张易之为武三思等18人画《高士图》，多次拉朱敬则“予其事，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如此”。朱敬则任职时，所推荐的人于，都很能干，“则天以为知人”。 《旧唐书·朱敬则传》记载：朱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尝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又以前代文士论废 五等者，以秦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论》”。这也是毛泽东称他为“历史家”的根据。 朱敬则很清廉，神龙二年（706)他被诬陷，遭贬回到家乡，行囊中“无准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侧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对这两段引文，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圈。 真正的政治家扌懂得因时而变政。不知机变者“宽严皆误”。毛泽东读史真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 652 ==========第147页========== 刘幽求能伸不能屈 (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 [原文] 刘幽求，冀州武强人也。圣历年应制举，拜阆中尉。刺史不礼焉，乃弃官而归。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范、敬晖等虽诛张易之兄弟，竟不杀武 三思。幽求谓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桓、敬等不从其言，后果为三思诬构，死于哈外。 一一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的批语（见《毛 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7页)[解析] 刘幽求是唐睿宗、唐玄宗时的大臣。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其本传的开篇之处。刘幽求早年初拜阆中尉时，仅以刺史没有礼貌待他，便“弃官而归”，也足见其能伸不能屈的致仕作风。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宦海生涯中，突出表现为不甘人后的争权。 《刘幽求传》载，先天元年(712)，唐玄宗初即位时，迁之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内下三品，而“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今。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合，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恰逢崔湜依附阴谋政变的太平公主（唐玄宗的姑姑），刘幽求向唐玄宗进言以羽林军诛之。事泄，被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流贬到封州，后来太平公主等被诛杀后扌被重新起用。开元初年，刘幽求任尚书左丞相，不久改任闲职太子少保，又因“郁快于散职，兼有怨言”，先后削贬为几个地方的刺史，竟在路上“愤急而卒”。毛泽东说他“能伸而不能屈”，终“以恚死”，显是批评他心胸不宽阔，能上不能下，不善处逆境。 653 ==========第148页========== 史识就是要善于辨别风向 (读刘昫等《旧唐书·刘子玄传》) [原文]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于少，何也？”对曰：“史于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扌少也。三长：谓扌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扌，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神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扌，不可叨居史任。自宣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一一摘自刘昫等撰《旧唐书·刘子玄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扌、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识的极端重要性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入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扌、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扌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恨迟钝的。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刘知几(661一721)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散骑常侍。其所著《史通》内外共49篇，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影响很大。刘知几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故提出亨、学、识为史家必备的素质，其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从前面引述的《旧唐书》本传中的一段原文可知，刘知儿说的史识，主要是鉴识明晰，要“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以此影响时政，从而达到“善无可加”的境界。在《史通》内篇苍七《鉴识》中，刘知几又专中论及史识，说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认识它，却由于“识有通塞，神有晦明”的区别，于是“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这样，“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史识就尤其显得重要了。 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而又好史，其史识自是别具一格，他对历史上许多 654 ==========第149页========== 人物的评价，多异于古人，显然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无关系，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历史篇其他条目的叙述中即可看出。至于在中共入大二次会议上引用刘知几的史识之说，自有其特殊所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重在提高“识别”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使同志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就把刘知几说的“识”从历史的角度拉向现实的眼光。 655 ==========第150页========== 唐太宗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入十《李恪传》) [原文] 郁林王格始王长沙，俄进封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骑射，有文武扌。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 一一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入十《李恪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入十《李恪传》的批语（见《毛泽 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一23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指出了唐太宗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的失误。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文武兼备、“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今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李治则为人柔弱，思虑不精，少雄主扌略。这一点，唐太宗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结果酿成李唐宗室的祸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他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宗室大臣。其祸根，自在“朽物”李治。所以，毛泽东认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强于李治，而没下决心改立太子，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656 ==========第151页========== 马周的扌德 (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入《马周传》) [原文] 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常）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周上疏曰：“…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砟相继，多者入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恩，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砟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于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而以德行扌术攫者， 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称善，耀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干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扌，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问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扌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 一一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入《马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扌德，迥乎远矣。 一一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入《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 [解析] 据《新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少失父母，家境清贫，“嗜学，善《诗》、《春秋》。”唐太宗贞观五年(631)，马周作为中郎将常何的家客，替常何向唐太宗写了一个奏折，“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被唐太宗发现了这一人扌，委任为监察御史，以后步步擢升，成为唐太宗的肱股之臣。在《旧唐书·马周传》的天头上，毛泽东还用粗重的笔迹写着：“马周，年四十八”。在《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中，毛泽东有许多圈圈点点，又批又注，对马周极为赞赏。 657 ==========第152页========== 《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评论说：马周由“一介草茅”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提拔，一跃而为皇帝的得力助手，“然周扌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傅说，公元前1200多年前的商朝人。相传他本是奴隶，武丁王在傅岩这个地方发现他，提拔他为宰相，后来协助武丁王大治于天下。吕望，俗称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吕，名望。他年老隐居，经常垂钓于渭水之阳.文王出猎时发现他，立为师。他智勇双全，协助周武王灭纣，有殊功。欧阳修认为，马周虽自比为傅说和吕望，但扌能不及他们，所以后世很少记述他的事迹。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对马周的这种评价。在欧阳修这段话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扌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的扌德，远比傅说、吕望高得多。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是贞观六年(632)，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在《新唐书》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贾生是指西汉的贾谊，他写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的奏折是《治安策》后的“第 一奇文”，这种评价是极高的，认为是宋代的一些洋洋大论所不可企及的，其“奇”之所在，就是切中时弊。 马周的奏折向唐太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 （一)建议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从历史上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总结经验教训说：“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旧唐书》、《新唐书》的这一部分密加圈点，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马周列举尧、禹、汉文帝、汉景帝节俭的事例，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老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颇嗟怨”。他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都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他对马周从国家前途着想，敢于尖锐地反映政治中的敏感问题，不粉饰太平，很为赞赏。 （二)希望唐太宗注意到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他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举例说：隋虽有洛口贮仓米，东都织布帛，西京库金银，当李密（引按：隋末农民起义瓦岗军的领袖）、王世充（引按：本为隋将领，后反叛)起来造反，这些都成了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且，“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毛泽东对这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指出：而今百姓有怨言，“以为陛下不忧恰之”，这是由于“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难得的，很受毛泽东的重视。 (三)建议唐太宗分封诸王、功臣要得当，要加强郡县基层的人选。马周非常同意贾谊《治安策》中有关分封诸侯的意见。他认为对诸王和功臣，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还举曹操宠爱曹植，曹丕即位后，曹植 658 ==========第153页========== 备受猜忌，郁郁而死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不要前车既覆，而后车不致辙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又加了旁四，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马周建议加强郡县的人选，强调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今耳。县个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从“必也使百姓安乐” 一句下，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批评：“今独童年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唐朝的官制，地方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今。马周这种加强基层政权的主张十分英明，也是毛泽东赏识之外。 贞观之治是唐朝的鼎盛时期，马周和贾谊一样居安思危，看到当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和隐患，他在奏折中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说理透彻；提出的建议，具有清醒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家远见。特别是他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批评时政中重要问题的勇气。凡此，都被毛泽东称誉为扌德高于傅说、吕望，他的奏折也被称誉为《治安策》后“第一奇文”。 《旧唐书》、《新唐书》记载：马周很有能，“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在贞观之治中，有计多建树，“时誉归之”。有人说，“马君 论事，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听之CC,今人忘倦。苏、张、终、贾正 应此耳。”苏，指苏秦；张，指张仪；两人都是战国时的纵横家，有辩扌。终，指终军，西汉人，18岁上书辩论国事，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贾，指贾谊。马周从“一个草茅”，以自己的扌能和胆识，屡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历任监察御史（掌管军国政令）、中书舍人（专管进奉表章和草拟制策诏今)、给事中（专管驳正违失）等等重要职务。唐太宗说，我暂不见周即思之。”马周患病，唐太宗“躬为调药，太子问疾”。 《旧唐书》、《新唐书》中对马周的记载并不多，但他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作用不容磨灭。毛泽东认为他的扌德远比傅说、吕望为高，这种评价自非定于一尊，也算史学一家言吧。重要的是从这里看到毛泽东评价马周这位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 毛泽东对出身卑贱者、年轻人有偏爱，马周其一例也。 659 ==========第154页==========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 [原文]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为人诬构，（徐）有功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劾之曰：“汉法，附下罔上者斩，面欺者亦斩；在古，析言破律者杀。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诸按之。”（武）后不许。犹坐免官。俄起为左肃政台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 赞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贰其心，惟一于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处猜后、酷吏之间，以恕自将，内挫虐焰，不使天下残于燎，可谓仁人也哉！ 一一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會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解析] 毛泽东对《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都有很多图画，并写有一条较长的批注。在《新唐书》的封面上有毛泽东手书的目录，其中《徐有功传》四个字下，画着引起注意的曲线，这可能是他为了再次阅读或便于查找作出的标志。 据《旧唐书》、《新唐书》本传记载，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这两部史书都称赞徐有功“为政宽仁，不行杖罚”，“为政宽仁，不忍杖罚”。毛泽东在这两处都逐字加了旁圈，后者还在句末画了一个大圈套着一个小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套小圈。这种读书标记，在文内还有多外，有加重和特别强调的意思，是毛泽东在其他圈画批注中较少见到的。传记中有关徐有功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许多事迹，毛泽东多有圈点。十分重视。 武则天称帝后，惧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佞臣周兴、来俊臣等人。重赏鼓励告密者。一时冤狱逼起，人人震恐，莫敢正言。徐有功无所畏惧，“数犯颜争枉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牢”。毛泽东在《新唐书》的这一段，逐字加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 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被诬陷判死。徐有功了解到庞氏无罪，为之申辩，而自己却被判庞氏死刑的人所弹劾，说他包庇罪人，应获死罪。有人哭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耶？’安步去”。毛泽东在两篇传记的这段记载中，都逐字加了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还在其中一篇传记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新唐书》接着这一段，是武则天 660 ==========第155页========== 质问徐有功，问他为什么最近断案多有差错。徐有功回答说：“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武侧天听后默然，因而免去庞氏的死刑，同时也将徐有功免职为民。对徐有功的这段回答，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句末加了套圈。 博州刺史琅玡王李冲谋反，颜余庆被诬陷为同党，来俊臣等先判颜流放，后又判颜死刑，并经武则天批准。徐有功据理为颜余庆辩护，说他是支党，不是魁首，罪不该死。他批评武则天：“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窃谓朝廷不当尔。”武则天大怒，问：“何谓魁首？”徐有功答：“魁者，大帅；首者，元谋。”最后，武则天被他说服，“遂免死”。当徐有功和盛怒的武则天争辩时，“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而有功气定言详，截然不桡”。毛泽东对这一段，每句后加了套圈，有的逐字加以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套圈。 徐有功执法不徇私情。皇甫文备會弹劾徐有功“纵逆党”，并将他逮捕入狱。后来，皇甫文备又被别人弹劾入了狱。徐有功为他往来奔走，澄清事实，营救其出狱。有人问徐有功，皇甫文备會陷你于死地，为什么还要救他。徐有功回答说：“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毛泽东对此逐字加旁图，句未加套圈。 《新唐书》中赞扬徐有功说：“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辩，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优；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者甚众，酷吏为少衰”。毛泽东对“凡三坐大辟，…后以此重之”几句，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也画了三个大国。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作者们的笔下，徐有功耿直公正的品格，不计得失、不畏权贵、守法护法、为法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感人至深。毛泽东读这篇传记，十分动情。地图画批注时经常使用的那些标记，似乎已不足以表达这种深刻的感受，意未能尽，因而多处加上不常使用的套圈、三角、叉等标记。徐有功在一次被弹劾罢官又被后用时，他给武则天写了一份奏折，这就是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大意是说，生活在山林的鹿，很难逃脱被猎杀，成为人们厨房里俎头肉的不幸命运。徐有功以鹿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而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多次蒙冤入狱的经验之谈，也是一个正直执法人员在封建社会里常有的下场。毛泽东在这些话旁，每字都画了三角标记，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 但毛泽东不同意徐有功“命系庖厨”的说法，认为为执法护法而死，以身殉志，是很伟大的。毛泽东为徐有功动情，他从徐有功谈死，联想到许多人。其中，岳飞，南宋时抗金民族英雄，为主和派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时的文学家、政治家，在抗元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會静，清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国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清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子遗录》造成文字狱，被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王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被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杨虎城，西北军领导人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这些人，有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有的是民主革命时 661 ==========第156页========== 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止义、为真理、为信仰而壮烈牺牲，永垂青史，毛泽东很推崇这些人“以身殉志”的崇高气节。 在一些场合，毛泽东还经常借一些“以身殉志”的古人，对干部队伍进行教育。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演讲时，毛泽东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捉人，什么都做。 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 662 ==========第157页==========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原文] 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 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复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王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净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亲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解析] 姚崇是唐玄宗“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旧唐书》、《新唐书》的《姚崇传》，毛泽东都读得非常认真仔细，有许多圈点批画。在《新唐书》这篇传记开篇的天头上，毛泽东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了“姚崇”两个大字，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姚崇”两字之前，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在唐武则侧天、中宗、睿宗、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史书记载：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下笔成章”。契丹扰边，许多大臣束手无策，而姚崇“奏决如流”。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同意不同意，能不能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愿接受这一任命。这10条意见说：（1)武测天执政以来，以严酷之法治天下，你能不能施行仁政？(2)朝廷往青海出兵，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不能不再贪图边功？(3)对你所宠爱的亲信，你能不能制裁他们的不法行为？(4)你能不能不让宦官参政？(5)你能不能除租赋外不收大臣公卿们的礼物？(6)你能不能禁止自己的亲朋出 663 ==========第158页========== 任公职？（7)你能不能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们？(8)你能不能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9)你能不能禁止营造佛寺道观？（10)你能不能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内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 姚崇的这10条，虽然只有300多字，但却都是针对着武则天、中宗、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提出的。如他建议“政先仁恕”，即针对武则天滥用佞臣酷刑而言。他建议：“宦竖不与政”，即针对武则天、韦太后等重用宦官内宠而言。他建议“戚属不任台省”，“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应引为“鉴戒”，即针对武则天重用武三思，武承嗣，而其后的韦太后又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两家外戚互相勾结，图谋篡权的腐朽集团而言。唐玄宗采纳他的意见，对姚崇非常重用，委以大权。当姚崇生病时，凡是大臣提出的好意见，玄宗都认为是姚崇的谋策；凡是大臣提出的不恰当意见，玄宗都让去请教姚崇。“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大治”。毛泽东非常赏识姚崇这10条意见的“简单明了”，对这10条意见阐述的政治见解，他认为是治国的“纲领”，并赞叹它“古今少见”。 在“开元之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继姚崇之后还有宋璟。姚、宋在历史上齐名。《新唐书·姚崇传》的作者欧阳修评论说：“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毛泽东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以上是体现姚崇的“大政治家”的一方面。此外，姚崇不信鬼、不信神，他相信“人定胜天”的真理。以下几处记载，毛泽东都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以示重视，有的写有批注。 （一)开元四年（716)，山东一带发生蝗害，老百姓不敢捕杀，却拜祭天地祈福灭灾。姚崇命今捕杀蝗虫后用火烧焚，彻底消灭。他的这一措施不为当时的一些人所理解，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执行，姚崇写信给他说：你坐视蝗虫为害，无所作为，大灾之后老百姓无以为生，你还能做什么刺史？倪若水害怕了，只得遵命灭蝗，结果捕了10万担蝗虫，引起极大的震动。唐玄宗对灭蝗也有疑虑，姚崇对他说：“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毛泽东对这句话逐字加了旁圈。姚崇接着举例说：以前魏时，山东发生蝗害不敢灭，最后草木皆尽，人相食，牛马互相啃毛。我们现在如不灭蝗，任其繁殖，其后果必将是老百姓“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退一步看，即使蝗未灭尽，也比纵容它造成大灾好。黄中监庐怀慎害怕灭蝗，劝阻姚崇说：天灾怎能用人力制服，杀蝗多，会伤害老天和气的，请你三思。姚崇说：“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姚崇为了贯彻灭蝗措施，与上下左右展开艰苦的说理斗争，没有“人定胜天”的信念是做不到的。 （二)唐玄宗准备东巡祭太庙，正当其时，太庙的房子忽然坍塌了。许多大臣劝玄宗说：这是上天暗示你不宜东巡。姚崇却说：这座太庙是魏时苻坚所造，距今300多年了。山都会因朽坏而崩陷，何况土木建筑的太庙呢？这与你的东行并无关系。你东巡是为抚恤老百姓，“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现在，行前的各种准备都已就绪，不宜改变。太庙坏了，可以盖新的。唐玄宗听后很高兴，说：“卿言正契朕意。”姚崇不信鬼神的清醒头脑，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664 ==========第159页========== (三)姚崇遗嘱他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岂烦奢葬。”并列举翻译佛经的姚兴，出过家的梁武帝，入过道的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渡人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他们都未能长寿，而“王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砟延久，其臣则彭祖（注：传说故事中的人物，生于夏代，据说活了800余岁)、老聃（注：相传即老子，春秋时人，据说活了160一200余岁）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耶？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对“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逐字加了旁圈。对这一段，毛泽东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是唐朝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他在姚崇之后入九十年写了《论佛骨表》，上书唐宪宗，猛烈攻击佛教。盖源于此。 姚崇生活在1000多年前佛教盛行的唐朝，特别是最高统治阶层的王公贵戚等笃信佛教，大造佛寺，劳民伤财，超度老百姓为僧尼，影响国计民生。姚崇清醒地看到这一切，他不仅自己不信佛，以佛不能挽救人的生命这一观点教育自己的子弟，还上书唐玄宗，要求他不再营造寺观，阐述“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观点。唐玄宗接纳他的意见，使12000多僧尼还了俗。所以，毛泽东在批注中称赞他是“唯物论者”。 665 ==========第160页========== 两个好将军 (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入《田弘正传》、《王承元传》) [原文] 弘正幼通兵法，善骑射，承嗣爱之，以为必兴吾宗，名之曰兴。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同节度副使，封沂国公。季安侈汰，锐杀罚，弘正从容规切，军中赖之，翕然归重。 一一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入《田弘正传》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谋。年十六，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承宗少之，不用，然军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参谋崔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国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诸将牢请，承元曰：“上使中贵人监军，益先请？”监军至，又如命，乃谢曰：“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今，其从我乎？”众曰：“惟所命。” 一一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入《王承元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弘正，好将军。 一一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入《田弘正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245页) 青年将军王承元 一一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入《王承元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页) [解析] 田弘正、王承元，是唐宪宗、唐穆宗时的将领，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中央政府。田弘正先后出兵帮助朝廷讨伐吴元济的反叛，逼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王承元之兄）归唐，又讨平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战功卓著，故毛泽东说他是“好将军”。王承元十几岁继任指挥其兄节度的军队，调制有方，诸将皆能听命。后在风翔一带领兵抗击吐蕃少数民族的入侵，使境内居民，“人乃告安”。死时扌33岁。所以毛泽东称他是“青年将军”。 666 ==========第161页========== 大历十方子只有一个进士 (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三《卢纶传》) [原文]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宝乱，客鄱阳。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元载取纶文以进，补阌乡尉。累迁监察御史，辄称疾去。坐与王缙善，久不调。浑碱镇河中，辟元帅判官，累迁检校户部郎中。尝朝京师。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扌，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会卒。纶与吉中孕、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事子”。 一一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三《卢纶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历十子 十子中只钱起为进士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十三《卢纶传》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中古藉批语集》第248页) [解析] 大历十扌子，是指唐代宗大历年间的10个诗人，最早明确把这10个诗人称为“大历十扌子”的，便是《新唐书·卢纶传》。他们的作品，多为唱和、应制之作。歌舞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艺术上有一定修养，擅长五言律诗。其中成就较高的，是钱起和卢纶。《新唐书》记大历十于子，只有卢纶有本传，其余人的生平均附在《卢纶传》里顺便提了一下。毛泽东读《卢纶传》，很注意十子在科举上的功名。于是发现只有钱起一人中过进士，特意随手批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学历的蔑视。 667 ==========第162页========== 朱温狡猾 (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 [原文] 入月己丑，帝遣丁会急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其壁。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末，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举郡来降。是月，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自是徐军不振。十二月，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帝遣丁会领大军袭败之于金乡界，杀二万余众，瑾单马遁去。景福元年正月，遣丁会于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于许州。二月戊寅，帝亲征郓，先遣失友裕屯军于斗内。 一一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粗本纪》的批语（见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4页) [解析] 唐代末年，社会动乱，至唐僖宗已达顶点。特别是在王仙之、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唐王朝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之途。會为黄巢部将的朱温(852 一912)，于唐中和二年(882)叛变投降唐王朝，赐名全忠。次年，为宣武节度使。这时，藩镇割据之势已完全不可控制，同东汉未的情况很相似，军阀们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朱温到宣武镇任节度使时，只有所部数百人，在四面都是强藩割据的环境里，所以，毛泽东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朱温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先后攻破秦宗权、时溥、朱瑄、朱瑾、刘仁恭、王师范等军阀，并把势力最大的军阀李克用压制在河东一带。列唐天佑2年，拥有关中和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 一强大的军阀，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907年建立了梁朝，史称后梁。在整个开国战争中，朱温采用了一些成功的谋略，并且还像曹操一样，把唐昭宗劫到自己的辖地洛阳，搞“挟天子以今诸侯”那一套，同时对不同的军阀采取不同的方针。故毛泽东说他的狡猾甚至过于曹操。但他用“狡猾”二字评价，见得有贬意，朱温是不能与文武全扌的曹操相比的。 668 ==========第163页========== 习水能泳是好事情 (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 [原文] 雷满，武陵洞蛮也。…又尝于府署浚一深潭，构大亭于其上。每邻道使车经由，必召筵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龙，奇怪万态，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对客，即取筵中宝器乱郑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跃入水底，偏取所掷宝器，戏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就座，其诡诞如此。 一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人习水是好事 一一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此人能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一《雷满传》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1页， [解析] 雷满是湖南武陵少数民族，时逢唐末乱世，雷满在当地建立土团军，先是投入荆南节度使高骈麾下，后自己占领朗州，被唐昭宗封为朗州节度使。其为人勇悍。《旧唐书》和《新唐书》皆列有本传。毛泽东对这两种书上的《雷满传》都有圈画，特别注意到他潜水取物，好泳作乐的事情，批注说能习水是好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本人一生爱好游泳的兴趣。 《旧五代史》卷六十《李袭吉传》，说李袭吉有一次随李克用征战，在 一个叫夏阳渡的地方过浮桥时，“笮断航破，武皇（后唐李克用）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上，救之获免。”读至此，毛泽东不相信李袭吉只是靠一块浮冰扌没淹死，遂批道，“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新五代史》苍四十七《华温琪传》记载，后来會当过后梁、后唐的节度使的华温琪，早年會参加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义军攻陷长安后，为供秦官都知。黄巢起义失败后，他逃往滑州，担心自己状貌魁伟，长相特殊，被官军认出，于是，“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人必略知水性”。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论辨类”收了苏明允的《谏论》，其中有一段议论.说有三个人，一个勇敢，一个既勇敢又怯弱，一个怯弱。如果他们三人同时站在一个“渊谷”傍，有人对他们说：你们谁跳过去，便是勇敢，谁 669 ==========第164页========== 跳不过去，便是胆小。那么，后两个人肯定跳不过去。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谁跳过去。就能得千金，那么，那个半勇敢的人为利驱使，也会跳过去。如果，这时有一只猛虎向他们扑过来，即使没有人对他们许诺什么，那个胆怯的人也会和前两个人一样跳过去。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小，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670 ==========第165页========== 叙事有法，写得好 (读司马光等《资治通鉴》) [原文] 鸣呼！幽、厉夫德，周道日衰，…然文，武之把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土，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文公于是惧而下敢违。…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下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予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存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摘自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衷治乱本未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一一毛译东1954年冬同吴晗的谈话（摘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译东读书的生活》第208贡。原载《吴晗纪念文集》第34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解析] 除《二十四史》外，《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晚年，他會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说过，这部书他读了17逼。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1956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这个平装本正是毛泽东提议标点整理的。这两种《资治通鉴》里，都有他圈点批画的手迹。 司马光(1019一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初年进士，后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全力编纂。宋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辞枢密院副使之职，退居洛阳15载，六任冗官，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编写，于元丰七年（1084)告竣。该书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1362年之事迹，成294卷，另有《考异》、《目录》各30苍。共300余万字。除宗于正史以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墓志、谱录诸种书籍300余种，是现存的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该书的《进表》中，说其宗旨 671 ==========第166页========== 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毛泽东看来，这部巨制，“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未毕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其实，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认真读过以其他形式编印的《资治通鉴》。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他们认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 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参加编修《资治通鉴》的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1300多年，据朱嘉的《资治通鉴纲目》，宋以后则依据后人著述，如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鉴易知录》等。这部简明的中国通史读本，是过去私塾中常用的教本。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类纂》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省立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里的《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资治通鉴》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成了这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这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 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资治通鉴》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叙事有法”，除了指它“历代兴衰治扎本末毕具”外，更主要的是认为它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毛泽东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点开写。他晚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會评论司马光从这一年写起的想法。他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 672 ==========第167页========== 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作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看来，问题常常是出在上面。但是，最要害的是，在封建社会不可能有 一种机制保证“上梁”不歪。这扌是其痼疾所在。在1975年同孟锦云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点，他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毛泽东又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割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历代兴衰治乱的重要道理。似乎就在这里。 673 ==========第168页========== 观人要论大节 (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原文] 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眶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大纵横，将军宜后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时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一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一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1页) [解析] 法正(176一220)是三国时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后任蜀郡太守、尚书今等。由于他利用权势，报个人之恩，泄个人之怨，于是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加以节制。诸葛亮则从当时刘备所处不利环境这一大局出发，指出法正正像羽翼一样辅佐刘备，使他能自由翱翔，不能因为小的过失就限制他的权力和自由。毛泽东读此的批语，表明他是同意诸葛亮的看法的，从而提出：评价人、使用人都要“观大节，略小故”。 674 ==========第169页========== “善人少，恶人多”是谬论 (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原文] 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道亡，阖内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巾，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一一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古人一贯谬论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3页)[解析]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急于进攻南方的齐朝。当时，获罪谪戍边疆的人，多有逃亡，孝文帝因此制定一条制度，一人逃亡，全家都要服劳役。时任光州刺史的崔挺上书进谏，孝文帝采纳了，遂即取消了这个制度。崔挺进谏中提到的司马牛、桓魋，柳下惠、盗跖，都是春秋时的人物。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哥哥桓魋本为宋国的大夫.后叛乱。柳下惠是鲁国大夫，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他的弟弟盗跖却被贵族们视为“天下大盗”。崔挺引用这两对兄弟善恶各异的事例，是为了说明一人犯法累及全家是不对的。毛泽东是同意崔挺的主张的。可崔挺进谏的前提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这是毛泽东不同意的。他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画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了“此古人一贯谬论”的批注。 675 ==========第170页========== 策略分析很重要 (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原文] 二月，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渭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苔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俊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佗已了之，吾夏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薄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297页) [解析] 袁枢(1131一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初年，试礼部词赋第一，后累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知江陵府。其《通鉴纪事本未》一书，给史籍著述开创了一种新规格。北宋以前，我国史书体例，不外编年、纪传两种，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读者如果要集中了解“一半之木未，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因此很不方便。于是，袁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材料，“区别中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干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几二百二十九目。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扯挦者可比”。这就使每个历史事件的“前后始末，一目了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上，融编年与纪传的特征为一体，给读者带来较大方便。 《通鉴纪事本末》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准南，总括1360余年的史绩，分类编为239个题目，凡42卷。毛泽东读的，是光绪戊戍年出的湖南思贤书局校刊的版本，在上面留下了不少图画和批语。 《石勒寇河朔》这一节目中、记载了西晋时石勒杀王浚的有关情节。王浚字彭祖，晋惠帝时任安北将军，后任幽州都督。他生活奢侈，不亲躬政事，任用苛刻小人，滥杀无辜，更加上连年蝗旱灾害，民不聊生，处境不稳。这 676 ==========第171页========== 时，后赵的石勒强大起来了，想攻讨王浚却又心中无底，于是他先派人假装投降，给王浚送去许多礼物，以探听虚实，但仍十分犹豫，迟迟下不了出兵的决心。谋士张宾说：“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你下不了出乓的决心，是不是怕刘琨和乌桓在后面袭击你呢？刘琨是西晋的并州刺史，幽州和并州是西晋当时在北方仅存的两个重镇。石勒回答张宾说：“是啊，我该怎么办呢？”张宾献策，这就是前面引述的原文。张宾对石勒与王浚、刘琨的力量对比，作了分析，指出：王浚和刘琨虽然都是晋臣，但相互间实为仇寇，我们可假装和刘琨修好，以讨伐王浚来报效他，然后轻军奇袭，打完王浚就回来，那时刘琨想来攻我也来不及了。毛泽东对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写下了“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批注。 石勒接受了张宾的决策意见，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王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称己与猗庐方议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以赎罪”。毛泽东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其后，石勒进攻王浚，王浚不听左右抗击石勒的劝告，反误认为石勒是来投降的，直到被石勒捉住扌恍然大悟，终被石勒所杀。4年以后，石勒又攻败刘琨，消灭了西晋在北方最后的军事力量。事态的发展，完全和张宾的分析 一致。 677 ==========第172页========== 有合不行，今犹存此弊 (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原文] 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合在必行，母有所遏。 摘自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吏》卷九本纪《宣宗》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藉批语集》第284页) [解析]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未高炽的长子，在位十四年。在明朝还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历史上有“仁宣之治”的称谓。在位期间倡节俭之风，亲贤臣，远小人，着力整顿朝纲。宣德七年(1432)三月下诏行宽恤之政。上面引的一段话，便是他诏谕礼部的一个命令。其中指出户部會经截断皇帝诏合，从而出现“泽不下究”的情况。毛泽东的抽语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引出的感慨。这里看出他联系现实读史的一贯特点，特别是注意体恤下情的政策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这个批语当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以后作的。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这类问题。例如，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扌能改正。” 678 ==========第173页========== 我喜欢左派海瑞 (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原文]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日： “…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趋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闻其上疏时，自知触件当死，市一棺、决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阁臣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署耶？”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仍留中。…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两人并获释。 摘自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友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今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友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中共中央八届入中全会上的讲 话（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6页，309页) [解析] 海瑞（1514一1587)是明代名臣，以直言敢谏著称。嘉靖年间举人，初任南平县教谕，后历任知县、户部主事、应天巡抚、南京右佥都御史等。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户部主事时，上疏批评明世宗迷信道教，不理朝政等，被逮入狱，世宗死后获释。上面所引原文，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海瑞在各级 679 ==========第174页========== 任上，也做了不少好事，如均徭、清丈，推行一条鞭法，平反冤狱等，故在民间颇享盛名，誉为海青天。 毛泽东历来主张下级要敢于批评上级的缺点错误，提倡党内各级干部反映情况、提出看法，都要讲真话，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内容。他會提出一个“五不怕”的说法，因此，他希望党内干部向海瑞学习，倡导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以及把《明史》里的《海瑞传》推荐给干部们看，都不是偶然的。 早在1957年6月，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就对吴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要敢于说真话，向上级提意见时，又说了一大段话，认为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又说历史上讲直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怕封为机会主义，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 在此期间，毛泽东會看过一出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宣传海瑞，就把他提倡的“五不怕”精神和海瑞的直言敢谏联系在一起。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扌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又讲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毛泽东讲话中说他推荐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卷《明史》，有半月时间，常置案头。 毛泽东在1959年宣传海瑞，有特殊的心理背景。在反思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什么会那样一哄而起，为什么自己当时没有听到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反映，或偶尔听到真话也没引起注意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党内迫切需要民主气氛，需要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这个心理，事实上他在1959年4月5日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就明白讲了出来。在说完海瑞的故事后，他紧接着说：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还有一个材料，可以作为体现毛泽东这时讲海瑞的心理的一个注脚。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會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 680 ==========第175页========== 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 一样，我有顾虑。 这里说的.或许就是毛泽东后来在8月16日庐山八届入中全会上把海瑞分成左派和右派的心理伏线吧。他喜欢“左派海瑞”。因为：“左派海瑞”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的。言下之意，“右派海瑞”则元疑是指他当初赠送《明史·海瑞传》的彭德怀了。这种左右派的分法，无疑是他庐山会议前后矛盾做法的一种解释。 681 ==========第176页========== 吾疑赵风子、刘七并非败死 (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未·平河北盗》) [原文] 赵风子走德安，知事不成，行至应山县东化山坡下，遇僧真安，因削剃须发，藏度牒，今贼党邢本道等各散。遂同真安欲渡江从江西贼，再图大举。…赵成、赵宗等行至黄陂县九十三里坡遇燧过，见燧状貌异常，思与颁示合，心疑之。追至武昌江夏县管家套，逐入军人唐虎店饭，成等进擒之，搜获真安度牒，槛车入京伏诛。 刘七等既泊狼山，其党以失地利相尤，多溃去。…贼坠崖死者无算。其余先具舴艋山下，以备逃窜。至是，觅婴谷厂山，争船不得入。刘晖立崖下，百矢齐发。刘七势迫，遂赴水死。 一一摘自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母像黄巢吗？ 毛泽东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的批语（见《毛译东 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334页) [解析] 《明史纪事本末》凡80卷，清初谷应泰（1620一-1690)等撰。谷应泰是河北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做过户部主事、员外郎。后调任提督浙江学政。《明史纪事本未》就是在这个任上组织撰写的，全书始于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缘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作者把这300年间他们认为的重要史事，列成80个专题，每题一卷，记述这些事件的始未。 该书第45卷《平河北盗》一节，记述了明朝中叶明武宗年间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始末。河北霸州文安县农民刘六、刘七率众起义，推著名的“响马”杨虎为首领。以秀扌出身，人称“赵风子”，“素骁健”、“有智计”的赵燧为谋士，并采用他的主张，严明纪律，以运动战取胜，由此横行中原。起义军转战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又出没湖广、江西、安徽、江苏，或分或合，所向无故。一度会师霸州，震动京师。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赵逐率所部在湖北应山县与明军激战，失利。赵燧化装成和尚，潜渡长江，准备到江西再图大举，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六、刘七一路转战南下到湖北，在长江一带活动，屡败明军，后在通州（今江苏南通）战败牺牲。 毛泽东在这册《明史纪事本末》的封面上，手书“刘六、刘七、赵风子” 三个人名，用红铅笔在右上角画了一个圈。在《平河北盗》一文最后一页的 682 ==========第177页========== 空白上，写了前面那段批语。 黄巢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著名领袖，他转战南北，众至百万，并會攻下洛阳，即皇帝位，后战败自杀。黄巢起义声成之大，彪炳史册。毛泽东在批语中引述的“天津桥上无人识”两句，传说为黄巢失败后所写的《自题像》 一诗中的诗句。宋代陶谷《五代乱纪》一书中说：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南宋王明清在《挥度后录》中，相信黄巢起义失败后当和尚的说法，并引用了陶谷所记述的这首诗。 在1926年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會专内谈起黄巢，说：黄巢，山东人，当时科举不第，气愤而起，由山东至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西，这是农民暴动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其所以失败者，以始终暴动所致也。这对黄巢起义的性质的评价，是很高的。 毛泽东晚年读《明史纪事木未·平河北盗》，借传为黄巢《自题像》诗句，对书中记述刘七、赵风子起义败死提出怀疑，认为他们的下落可能很像黄巢。这其中是不是体现了毛泽东对这几位农民起义领袖失败后的命运的深情追怀呢？ 683 ==========第178页========== 我很想学徐霞客 (读徐霞客《徐霞客游记》、郦道元《水经注》) [原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蟑，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问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一一摘自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 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予以登，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赿其右，则雾出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矩，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跳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 一一摘自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游黄山日记后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 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的生活》第27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水经位》和《徐霞客游记》，是古代两部有名的既有地理科学性，又有散文艺术性的名著。前者为北魏郦道元（？一527)所著。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會任尚书主客郎、鲁阳太守、御史中尉等，因为政严猛，在赴关右大使任途中，被地方官吏刺杀。其《水经注》是6世纪前我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也是散文作品。系作者为旧题汉桑钦（或谓晋郭璞）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专著《水经》所作的注释。注文部分约为原书的20倍，实际自成专著。 原书乃借此书得以流传。《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所经地域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名胜古迹、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土景物，内容丰富。引用书籍多达437种，详加考求，文笔生动绚烂，富于情趣，行文骈散结合。以写景文字最为人所传诵，被推崇为游记文的开创之作，具有很高文学价值。 684 ==========第179页========== 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今江苏江阴)人，他幼年好学，博览史籍、图经地志和游记、探险记等书籍，受其感染，激起了对地理山河的兴趣。不满当时宦官魏忠贤的统治，应试不第，遂绝功名之念，立志游历名山大川川。万历三十五年（1607)，毅然背起行囊，开始了他毕生所从事的旅行事业。从22岁起到56岁病逝前半年，几乎年年外出游历，足迹逼及祖国16个省区。早年主要是登名山，游古迹，搜奇览胜，晚年进入有计划有系统地对自然奥秘的考察和研究。他旅行中将每日所得，及时记录，可惜原稿大部散佚了，后人将保存下来的整理成《徐霞客游记》 一书。这部书被世人称之为“千古奇书”，它不但是卓越的地理学著作，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是用日记体写的游记散文，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多采，文字清新奇丽。 毛泽东称道这两部书，说它们“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这个评价是妥帖的。同时，毛泽东更称道郦道元和徐霞客这两位作者。因为他们的文章之所以写得好，并且能有新的发现，敢于否定书本上已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主要是因为他们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的结果。如徐霞客，他对金沙江是长江的源流的发现，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毛泽东推崇的，就是这种“读无字之书”的实践精神。 毛泽东不止一次推荐过《徐霞客游记》，还说过“我想学徐霞客”的话。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入届七中全会上，他说，如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逼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为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发生变化，这件事以后虽然没有实现，却证明了毛泽东壮游天下之志，调查求实之心，愈老弥笃。 685 ==========第180页========== 黄老、申韩、孔孟的治术 (读工夫之《读通鉴论》) [原文] 拓跋宏（弘）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宏（弘）好黄老，而得老氏之木。其欲逊位于予推也，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兑之术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诡道行之，巧笼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岂君人之道哉？虽然，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黄老之术，所由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未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 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拭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于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夫，非放豚也，乃押虎也，驱之而已矣，又何受焉？ 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珍而国乃以亡。鸣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 一一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粱武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申帏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 一一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页) 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一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粱武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344页)[解析]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其晚年写的一部著名的史学著作。全书凡三十卷，附叙论四篇，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评论了上 686 ==========第181页========== 自秦始皇，下至五代的许多历史人物，阐释历代法制沿革，评论各代政治上的得失，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厚古薄今；主张宽简之政，反对刑名之术。对古代各家政治思想多有评述。对后来思想界影响颇大。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上海中华书局据船山遗书本出版的校刊本上。 上面所引《读通鉴论》的几段话，比较明显地反映出王夫之对黄老（道家)、申韩（法家）、孔孟（儒家）诸家治术的看法。孔子、盂子的政治思想以“仁治”为主要内容。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皇帝和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的治术。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贵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有一定的联系。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内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5岁，因为年纪太小，于是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有的说今后要以死奉戴太子，不知有他。最后，拓跋弘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妥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他收为养子，当时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越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内族强盛，或有异图”，便派人把他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愔谋反。”醒来后他就派人把刘愔杀了。 王夫之把北魏献文帝和宋明帝传位于子的方式放在一起评论，这就是前面“原文”引述的第一段。他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之而先子之，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北魏文献帝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末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论点，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他学的例子，是三国时的曹操、刘备、诸葛亮，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可划入法家之列。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萧衍已有受祥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民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砟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 687 ==========第182页========== 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处去了，萧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进来，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扌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方和我希望的一样。王夫之对这样的“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称“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毛泽东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万午个“俗儒”中没有一个“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相反，他认为：倒是“过去法家之犹讲些真话”，这是俗儒、伪儒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还以骂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素，还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亿扌把他赎回。政治上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由于善于阿谀，得到萧衍的信任，重用达三 十五年之久。反复无常的候景叛乱，一个借口就是要清除朱异，其实，两个都是残暴之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梁武帝的有关史事时，提出佛老之学同申韩之术的联系，“犹鼙鼓之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扌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结论是：“其 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中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 688 ==========第183页========== 采通识之最多者 (读地理书籍及地方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官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乡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刊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一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2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读地理书，从青年时代起就这样。这反映了读书了解知识的方法，表现了他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的胸怀，也与他一生喜好游历山川的个性有关。 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各种新书，也可以阅览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对他阅读报纸有很大的便利，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名，他可以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系地图来读书看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详谈各种学科的学习方法，便特意强调：“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很明显，地理书被他当做治学的根本。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爱读的地理书，是清代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百万言的大书。此书偏重于军事地理，专论山川险险，攻守形势，据历史事迹以推断得失成败的原因。这些对他后来的戎马生涯是大有益处的。 建国后，为了读《二十四史》时查找方便，毛泽东还提出编辑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标点本一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身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 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吴晗向毛泽东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子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长期 689 ==========第184页========== 艰巨的工程，在1982年扌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入册，为研究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把历史、风俗、传说同地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书种，便是地方志“盛世修志”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的传世志书约8700余种，11万余卷，占古籍的百分之十左右。方志可谓是一方之总览”，一方之“百科全书”，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地方志详细记载了地方的山川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之类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书籍。知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情势，就能打胜仗。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年代，他都非常重视地方志书的搜集、阅读，并且能够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浏览了不少地方志书。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一住下，就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拿到了清代续修的一部八卷集的《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饥困劳苦，战斗频繁，毛泽东也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机要秘书黄友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主席进来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则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主席说不是这个，这下秘书不解了。主席看着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扌明白，主席指的战利品是地方志书。在延安时，他常考核警卫人员，当得悉有人是河南沁阳人时，他说：“你们那里有一条沁水吧。”警卫人员不得不为他的知识而叹服。 因为毛泽东喜欢这些书，所以每到一处，身边人都为他去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籍。以后走的地方多了，地方志搜集得越来越多，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他只得利用战争的间隙抓紧时间阅读，读完就忍痛扔掉。直到解放后仍不忘被扔掉的地方志书，经常提及它。 建国后，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他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在汕头市，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就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到无锡，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了如指掌，原来他到无锡的当晚就刻览了《无锡县志》。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川省志》、《蜀本志》、《华阳国志》认真阅读。以后又要《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 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者。 也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 690 ==========第185页========== 沙漠，那中叫雄心壮志。”（陶鲁笳《我记忆中的毛泽东》，《缅怀毛泽东》下册) 毛泽东说的汉武帝时有人建议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入海，在《汉书》里确有记载。原文是：“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今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哈，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元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陶鲁笳还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缉之便。”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鲁笳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说的闻喜县的来历，《汉书》里也有记载。原文是：“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越南破，以为闻喜县。”这两处谈话，说明毛泽东读史之细，对历史地理的记载记忆之深。1959年6月30日清晨，毛泽东上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成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千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转身对周小舟等说：你们是秀扌，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扌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接着，他又讲了一个典故。说是历史上朱嘉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毛泽东读志书如此认真仔细，以至有时他了解的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他會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记载的一字不差。 毛泽东读地理书，读其他书籍也结合地理的习惯，其实就是把地理与人文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学得的知识，记得牢，用得活，常常有漫天挥洒的气象。这里举三个例子。 从建国到1965年，毛泽东七到徐州，平均每两年一次。徐州古称彭城，“其山嵯峨，其士颖多”.为楚汉相争之场，南北场屯戍之所。后来也是遗台故垒，掩翳棒莽，风物犹昔。熟续经史的毛泽东对其风物人情，无疑有着深刻了解和浓厚兴趣。在徐州他會问及“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并提议去沛县看看。他还饶有兴趣他讲述过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 691 ==========第186页========== 燕子楼等历史故事和景观的来历。对燕子楼的来龙去脉讲得尤为详细。燕子楼是唐代开元年间礼部尚书、节度使张建封之子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名歌伎关盼盼。关盼盼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焙收她为妄。张死后归葬洛阳，关独居小楼不出。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来徐州，为关写了一首诗：“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一本写妙庄五女儿的小册子的开头两句。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内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来熹就是这个系统，是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即今零陵），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怀素也是永州人，唐朝的狂草书法家，与张旭齐名…这番谈话，从三国时东吴将领黄盖是零陵人，引出一大堆文、史、哲著名人物在零陵的事情。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书，很注意人物的籍贯和事件的地点。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薄一波、谷牧、余秋里等谈到三线工程建设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接着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白帝城吗？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为什么叫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692 ==========第187页========== 用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 (读李健侯《永昌演义》) [原文] 李自成本一走卒耳，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杜稷，南面而王天下。虽其运砟不长，兴亡转瞬，而其雄扌大略，殊足以远继汉、明，以视魏、晋、六朝之窃弄权炳、要挟国君、狐媚以取天下者，其贤不肖之相去为何如哉？况其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风，…（余）检集正杂各史、稗官笔记以及各州县志乘、私家抄本，旁采乡里间巷父老之传闻，存其可证之事，弃其不经之谈，从事编辑，凡四易寒暑而稿成，名曰《永昌演义》。出以质于人，客有谓余者曰：“自成，流寇也，君何故而表扬之？”余曰：“…每当更姓易代之时，必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当此之时，孰为圣明？孰为盗贼？虽有智者不能辩也。一旦胜负既分，河山统一，其败者则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其成者则创业垂统，子孙帝王，虽有残暴不仁之行，史不敢书，人不敢言，数传之后，谁复知之？故自其成者而论之，则盗贼亦圣明矣；自其败者而观之，虽圣明亦盗贼矣！此千古英雄所为同声一哭者也。 一一摘自李健侯《永昌演义·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杜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故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超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一一毛泽东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 -231页)[解析] 《永昌演义》是描写明未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事迹的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作者李健侯，陕北米脂县人，和李自成是同乡。其父为清未进士，在四川川和绥德做过州官，李健侯自幼长期随父衙侍 693 ==========第188页========== 读，父死后會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来脂在县志局（又称文献委员会）供职，同李鼎铭是同事。在此期间，“窃叹吾乡有此不世出之伟人，而竟听其事湮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永昌演义·自序》)于是潜心收集各种材料，于1926年着手写作《永昌演义》。稿成后又示之于杜斌丞等人，听取意见，其后又六易其稿，于1930年12月定稿，但一直没有出版。小说共40回，34.8万字，作者对李自成的崇敬之情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但小说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来描写和颂扬，而从语言、结构到主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历史小说的窠臼。譬如，第一回的回目便叫做“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笔，仍然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一一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一些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但在其铺叙、描写和议论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只得以“成则为王败则寇”来叹惜李自成的命运。 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也是米脂人)将《永昌演义》转呈给毛泽东阅评，毛泽东很重视这部小说，特意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并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上引那封信谈了自己的观点。 李自成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早在1926年6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毛泽东便明确指出“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因此，在读了《永昌演义》后，毛泽东不同意作者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却贬抑其整个农民起义运动的观点，建议作者用“新历史观点”修改此书。这里所说的“新历史观点”，就是“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在中国封建杜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扌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个人品德与起义事件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单单写成品德方面的英雄。《永昌演义》所缺乏的，就是没有挖掘出李自成起义事件所蕴含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 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转给李健侯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奖励给他200元边币，还当了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建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李尚未完成修改工作，便于1950年病故。后来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會带人到来脂抄《永昌演义》，这对他的创作无疑有所帮助。姚雪垠说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69页，1979年版)该书于1963年出版第1巷，作者即给毛泽东寄呈了一部。毛泽东读了这部小小说。在1966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对列席参加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973年作者写完了第2卷，为能够尽快出版，他于1975年10月，给毛泽东 694 ==========第189页========== 写信，汇报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进程，特别谈到，“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毛泽东收阅此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文化革命”那样的年代，毛泽东再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无疑是同意并倡导作者表达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内容，或者说，从中看出了他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 1984年，《永昌演义》在作了必要的点注后，也由新华出版社印行出版，与广大读者见了面。 695 ==========第190页========== 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原文]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问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时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今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 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扌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内棍，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逼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问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一一摘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沫菲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696 ==========第191页==========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一一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 [解析] 《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未农民起义 三百周年而写的、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副刊上面，约1.9万字。该文勾勒了明未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着重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甲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新史家，还只偏于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怎样科学地估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唯物史观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并未解决。到40年代初，在研究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便显得越发重要了。两种历史观的争论，焦点便集中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当时重庆进步史学家零星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龟甲申》。它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甲申》的另 一特色，是叙述了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阐明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同时也指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的历史必然性。 《甲申》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一问世，便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新华日报》连载的第一天，便配合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说明：“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紧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又相继发表一些文章，介绍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动，以为呼应。3月24日，《甲申》连载完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便发表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说“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表示“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的思想，听其谬种流传”。同时继续歪曲明未历史说：以李自成为首领的“流寇”，“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260年的亡国局面”。4月21日，托派叶青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牟祭）平议》长文，径直攻击道：“因为郭沫若底文章及随之而有的文章，皆刊于《新华日报》。这个报是共产党的机关 697 ==========第192页========== 报，其刊出许多文章，绝非偶然。它是由于共产党底宣传政策而来。共产党是反对政府，夺取政权的。”这样，对待《甲申》的不同态度，事实上演变为一场政治思想斗争，正如郭沫若在1947年将《甲申》收入论文集《历史人物》交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會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 在延安，对《甲申》的评价却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从《新华日报》上读到该文，立即看出它关于李自成功败垂成教训的叙述，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共全党的教育意义。4月18、19两天，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它“科学地解说了历史”，指出国民党御用文人对《甲申》的“围剿”，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甲申》单行本。5月20日，即《甲申》发表后两个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中，明确把《甲申》列为学习材料。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會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给重庆的郭沫若带去《甲申》和《屈原》(郭著历史剧)的单行本。郭沫若收到后当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上引毛泽东论及《甲申》的信便是对郭沫若的回复。 毛泽东高度评价《甲申》，具有强烈的现实考虑，《甲申》发表的1944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胜利的前夕，在《学习与时局》中，毛泽东便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在即将来到的胜利面前，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考验。而经过7年抗战，确实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和厌战情绪。《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对将面临进城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敲起了警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当时时局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置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所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自己的心情是：“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正基子此，他说郭沫若的史论、史剧（如《屈原》）“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同时又提议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而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在攻入南京建立天朝后，几乎是犯了和李自成同样的错误：生活腐化、内部不和、脱离群众。 如何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并非是毛泽东偶尔考虑的问题，而是他一贯的思想。1949年3月5日，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囱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棒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 698 ==========第193页========== 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會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中的镜鉴，便是李自成。1949年3月6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699 ==========第194页========== 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读郭沫若《十批判书》) [原文] 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内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墨子》)者一共七项。 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纽带。 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如更具体一点说，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已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就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扌能成为人。 一一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过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 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而他又加上了未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 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因此，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 一一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奏王政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 700 ==========第195页========== 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郁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摘自毛译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见《中国 共产党执政四千年》第363页，中共党吏资料出版杜1989年版) [解析]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专著。“孔墨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分别是其中的第2篇和第10篇。首篇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其余7篇依次为关于儒家入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苟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的“批判”。所谓批判，当是哲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之意。 该书写于1943年至1943年初，作者时在重庆。初版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1954年人民出版杜又改排出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印行新一版；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人民出版社改排本，编入《沫若文集》第15卷；197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书时，作者作了若干文字订正。毛泽东读的，当是1959年以前的版本。1959年10月23日，他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籍中，便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晚年，由于视力下降，他又指示有关部内把《十批判书》印成大字本给他读。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主要分歧，是重礼治还是重法制，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法家思想的寞基者是战国时一批诸侯国的改革家，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几千年来，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总免不了要谈论儒、法问题，免不了要作出扬此抑彼的评价。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倾向是扬儒抑法、褒孔贬秦，这从上面的引文中即可看出。关于法家的思想，他在“后记”中说：“韩非的文章如《五囊》、《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此外，该书对“五四”以来受到重视的墨家思想的批判也很严厉，这些看法，正如“后记”所说，“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于 701 ==========第196页========== 是有人认为作者“袒护儒家”，担心“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对此，作者在1954年出改排本之前写的《改版书后》中有一个说明，他说：“我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懦家在历史发展中會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骨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一一蜥蜴之伦的残梦。”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在表达他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看法的时候，也时常对儒法作出评价。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便是1912年6月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称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认为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五四”时期，他具有明显的反孔倾向，其出发点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具体内容尚须分析。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會多次强调孔孟有部分真理。（见本书《哲学篇·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值得补述的是，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他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里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看来是兼容并收（当然，革命的路线和纪律同儒法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50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逐渐鲜明。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破除迷信”的报告时，他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4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展开，毛泽东的这一倾向越来越强烈，多次谈到他的反孔扬秦的观点。 这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他又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候，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扌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702 ==========第197页========== 毛泽东的这个倾向，自然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的观点是对立的。毛泽东至晚在1954年就读过《十批判书》。这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这指的就是《十批判书》中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牛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特别是1973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从前面的引述中即可看出。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材料，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會谈到这个过程：“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 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又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诗中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判峻切。不过毛泽东对他仍是尊重的，称之为郭老”，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郭不是党内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批判他。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问题。除了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以外，还有两个材料值得一说。 一个是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一个是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以上叙述说明： (一)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是在晚年扌明显和强烈起来的，这是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持否定态度的认识基础。 (二)从学术上讲，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 703 ==========第198页========== 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无可抹杀的政治实绩。这与《十批判书》从人道主义角度的理解思路是不同的。 (三)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并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的材料，是导致毛泽东把批林与批孔联在一起，并认为凡是反动的阶级都是尊孔反法的现实原因。 (四)在发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再次阅读《十批判书》，并说是为了批判，但并无从政治上把郭沫若划入反动阶级来批判的意向，而是认为郭沫若是学术思想上尊孔反法的重要代表。他认为郭沫若的观点不如柳宗元《封建论》，又说赞成郭沫若关于历史分期的观点，这都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江青一伙则在1974年1月25目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从郭沫若自身角度讲，他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感和崇拜心理从未减过，批孔又涉及到自身，于是，在1974年2月7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其中有“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之句，算是从学术上对批孔运动的一个表态。而后，当江青于2月10日要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意在把矛头指向同王明在长江局共过事的周恩来时，郭沫若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虽然称道秦始皇，但对他也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评价的。“评法批儒”时，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1975年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芦荻请教过这个问题：对秦始皇到底怎样看？毛泽东认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704 ==========第199页========== 商纣王是很有本事的人 (读郭沫若《青铜时代》) [原文] 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胡适《说儒》)，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 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 …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未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扌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下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 戈”。那并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摘自郭沫苦《青铜时代·驳〈说儒〉》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吼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杆”，这是夸张的说洁。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局信书，不如无书。”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 话 毛主席：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 705 ==========第200页========== 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于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徽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扌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盂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于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徽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封微子，把徽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解析] 郭沫若的《驳〈说儒》》一文，最初发表于钱介磐主编的《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7月)上面，后收入作者子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印行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1954年和1957年，该书又先后由人民出版杜、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这本书他在50年代便读过了。稍后，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又列有郭沫若的三本书：《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提出殷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剪伯赞等史学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显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就纣王个人而言，诚如郭沫若所说，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如后者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记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这本是为了师出有名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商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苟子·非相篇》便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些，都是很寻常的材料，毛泽东无疑是熟悉的。 对纣王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总结的是，征伐东南，所得“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倒戈起来。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伐纣，与商朝的军队“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杀人太多，血流把捣东西的棒槌都漂了起来。毛泽东总结的另一个原因，是商朝内部出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而微子最坏，…到周朝请兵。” 706 ==========第201页========== 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是位英雄。在《驳（说儒）》里，郭沫若引《左传》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诸句，说“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会是心有同感的。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如纣王、秦始皇、项羽、曹操等，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毛泽东本人也从看问题的方法论角度，表达过他的这个观点。1958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段话，是个性化的，有要做翻案文章的味道，但毛泽东视之为“教训”，让人们“想一想”，重点确实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问题上面。 707 ==========第202页========== 彭和尚的下落 (读吴晗《朱元璋传》) [原文]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一一摘自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指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一一引者注）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后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一毛泽东1948年11月24日致吴晗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页) [解析] 《朱元璋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的力作之一。原名《明太祖传》，1944年出版。1948年，作者着手修改时改名为《朱元璋传》。书中描写了元未农民起义军红中军的事迹。这支义军以身着短衣草履，头裹红巾，手举鲜红大旗而得名。他们杀官吏，占城邑，开仓济贫，破牢放囚，声势浩大，极大的动摇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权。西系红中军组织者彭莹玉，是袁州慈代寺的和尚。元顺帝至正四年，彭和尚在袁州率领农民起义失败后，逃到淮西一带，隐名埋姓，在农民中做了14年的秘密宣传鼓动工作，并继续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彭和尚有魄力，有口于，善于组织，反元决心大。他经常在农民群众中活动，斥责元朝的腐败，鼓动农民起来造反，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势力逼及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他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纪律严明，不抢掠百姓，很得人民的拥护。书中对彭和尚这些方面的描写是很精彩的。对这一很有影响的历史人 708 ==========第203页========== 物的结局，作者因未见到他在起义成功后的史实材料，便断定他功成身退，“回到人民中间去了”。 1948年11月，在国统区无法工作下去的吴晗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村。他把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特地约请吴晗谈了两次。他称赞《朱元璋传》这部书写得好，但表示，对书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有疑问。毛泽东的意思是：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由此建议吴晗对他在修改稿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再作考虑。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我们在前面引的那封信。在信的后面，毛泽东又写道：“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作者“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具体是说书稿中的哪些论述，已无法确知。或者，同吴晗于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的“自序”中所作的自我批评的几点内容有些联系。在这篇序中，吴晗除了检查自己当时以“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彭莹玉和尚“功成身退”外，还谈到两点，一是“那时候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错误地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一是“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关于彭莹玉和尚的下落，吴晗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当他回到解放后的北京，便着手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他感到毛泽东的意见使自己“在理论上得到了后发”，他“重新发愤读书”，果然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柯绍忞《新元史》、赵访《山东存稿》、江西《瑞州府志》等一些史籍中发现了彭莹玉和尚在杭州战死的重要史科，时间是元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他感叹道：“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于是，吴晗把彭和尚的结局改为他在杭州，遭到元军的意外袭击而战死，从而得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对彭莹玉和尚下落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吴晗进一步理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更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得出正确的判断。吴晗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对明史虽然作了30年的研究，却由于用“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所以得出违反历史真实的结论，这和自己有“革命者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清高思想是不可分的。从此，吴晗用严肃的态度，更加认真地学习有关理论，用以指导写作研究。从1954年开始，他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改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100多份，又送给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着“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16开油印书稿，上面多处留下了毛泽东用铅笔画着的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显然毛泽东又认真地通读了一逼，而且对吴晗的新修改和研究成果是满意的。同时又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 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作了修改，1965年正式出版。在该版序言中，吴晗对自己写这本书前后20年，四易其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了说明。 709 ==========第204页========== 我看了很高兴 (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原文]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谈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诛代？第二，史记。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说他薄今么？第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看书名就知道他写书的目的是为朝廷讲封建政治学，书中的“臣光曰”，哪一条不是谈政治的？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第二必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扌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真正的成绩。 摘自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扌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入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316一3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杜1993年版) [解析] 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同时发表在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6期《历史教学》上面。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二、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三、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四、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正值开展大跃进之时，范文澜的文章本身也是从大跃进说起的，包括其文章小标题所用的“试验田”之语，便明显带有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运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个大超越，就是一场厚合薄古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实践运动。所以，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起，他就反复讲不要妄自菲薄，要敢于超越前人，要破除迷信，要敢想敢干敢说。在谈到范文澜文章的1958年入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就写有上述的一些话，看来，在他当时的想法中，厚今薄古，不光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思路，也是当代社会实践所应有的基本观点。 第二，厚今薄古，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范文澜文章谈厚今薄古，重在 710 ==========第205页========== 两条，一是要多研究今史，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而且在他看来，即使从古代史的研究来说，由今而古也是一种好方法。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就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范文澜的文章说，研究现代史、近代史“最有现实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最有现实意义就是有“用”。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来主张“古为今用”，研究历史应该为现实服务。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还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 此外，从中国的史学传统来看，确是贯穿了一条“厚今薄古”的线索。写史，从来是为了借古鉴今，范文澜在文章中所举，为其要者。毛泽东熟悉历史，对范的文章所谈到的司马迁等几个史学家，自是欣然共鸣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秦始皇，这大概不是从史学角度立论了，而是从政治家对待古今关系的态度所作的发挥了。 711 ==========第206页========== 这个案要翻 (读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 一一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原文] 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着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一一摘自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一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还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一一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59年，文学、史学界會在报刊上展开一场影响很大的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入拍>》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证蔡文姬是《胡笳十入拍》的真正作者，从而谈到是曹操把蔡文姬拯救出来的，进而评价曹操的“伟大”之处，说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所以，“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该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关于曹操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位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希望对曹操感到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还专内印上“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人民日报》 712 ==========第207页========== 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刊也发表讨论文章。讨论中，多数人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建国后和当时讨论中基本上是否定曹操的观点，主要是他参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残忍嗜杀等等。全盘否定的人甚至提出，曹操是“东汉未年的大军阀之一”，“对黄巾起义军多次镇压”，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反动性”。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形象的定位，确实与《三国演义》的描绘和有关戏曲的流传有关，政治上，他被描绘成奸相汉贼，特别是在人品道德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更使人们难以接受。所以，主张为曹操翻案的论者，大都要提到《三国演义》。除前面引了的翦伯赞的文章中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外，郭沫若的文章也说到：“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相，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曹操一向是毛泽东评价较高的少数几个封建帝王之一。他读《三国志》中涉及曹操的史实写的批注，所持的大多也是肯定观点，并且很同意鲁迅说的曹操至少是个英雄的提法。因此，他关注1959年的这场讨论，并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的确，感情的、道德的评价，当然不能代替历史的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多有贬词的商纣王、秦始皇、朱元璋等，他多是看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50年代在北戴河，他还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杜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61页)。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1975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那么，曹操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会被人们贬斥成反面人物了。郭沫若和翦伯赞都注意到宋以后的封建正统的历史观，以及根据这一历史观写成的《三国演义》对人们的影响。对这个思路，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辨，是古代文人难以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末至西晋从乱到治的这一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所以，作者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抑曹扬刘。那么，除了继承传统观点以外，有没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把南宋力倡封建道统的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继承朱熹观点的罗贯中所处的明代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了两个时代在异族边患问题上相同之处，这个看法，便进了一步。 713 ==========第208页==========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读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郭沫若《<驳议>的商讨》等) [原文] 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文章的内容，画为七大段，…郭先生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又其文（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惟兹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之资；怀战栗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 摘自商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會经书碑，尚特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第602页)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一一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4页) [解析]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临河序》、《禊序》， 714 ==========第209页========== 《禊帖》，是我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3月3日，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时名士41人聚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由王羲之作序。序中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者的欢娱之情。法帖相传之本，會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真迹、后世历代帝王重臣都大力宣传。但也不断有人提出疑议，谈其真伪。因此，《兰亭序帖》的真伪，始终是书法史上的一桩公案。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2万余字，写于1965年3月。文章据当时在南京附近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以及《颜刘氏墓志》提出：“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5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8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再加上其他论据，郭沫若认为，《兰亭序》这一著名书帖并不出自王羲之之手。文章还进而考辨了《兰亭序》这篇文章的真伪，提出：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收入《兰亭序》这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就令人怀疑当时是不是有这篇文章。又据清朝末年广东顺德人李文田的考证，说明王羲之也没有写过《兰亭序》一文，目前传世的《兰亭序》是在王羲之作的《临河序》基础上加以修改、移易、扩大而成。这样，郭沫若的结论便是：世传王关之《兰亭序》的书帖和文章，都是后人伪托的。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的《光明日报》和同年第六期《文物》杂志上面。发表后，反响较大。当时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写了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也举出若干论据和考证，认为郭沫若提出的“《兰亭序》伪托说”是“站不住脚的”。全文1万余字，作者是位老先生，用字造句也是半文半白。 或许是郭沫若的名声太大，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并没有立刻发表出来。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红旗》杂志社总编陈伯达，也都看到了高二适文章的原稿。高二适乃章士钊文友，其文章写成后，會寄给章士钊看过。经章士钊指点，又加修改，又于7月14日寄给章氏。高二适还寄给章士钊一信，说：“窃吾国书法自东晋迄今，端在正草诸体。帖学如废，后生将如何取法耶（元明人工书，清代无佳翰札，可信帖学不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7月16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介绍高二适情况，并推荐高的文章，希望能发表。据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披露，章士钊在信中说：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口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重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矣，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昔，此于章革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口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志具在 715 ==========第210页========== 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遂行推荐。我口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耑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七月十六日 章士钊把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并概括了高的重要观点。在1965年7月6日致章士钊的信中表示，“争论应该是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一天，又致信郭沫若，劝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同时还把高二适的文章及他答复章士钊的信，一并寄给了郭沫若。 郭沫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同时还找当时的《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等前去商谈，建议该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报上组织这场讨论。 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很快发表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面。据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的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中记载：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与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队干部时，又向康生问起郭沫若和高二适的讨论情况。康生当天写信给郭沫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郭沫若读这封信后，当天把自己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八月十七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的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讲到“《世说》作者临川川王义庆”。临川川王是该书作者刘义庆的封号，在清样上，后面有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字句，毛泽东读至此，在一旁批注：《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刘道恰》、《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一九六二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毛泽东信中说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就是指这段批注。 8月21日，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 716 ==========第211页========== 刊展开，持续达六七个月。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于1973年，會将这次讨论中郭沫若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连同与郭沫若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通过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这次争论的梗概及其实，“这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后发。” 应该说，这场讨论在“文化革命”前夕浓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背景下，保持了较好的学术气氖，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恐怕一般人，包括参加讨论的一些人，都不会想到，这场讨论虽起因于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上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端于高二适的《<兰亭>的真伪驳议》，却成就于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的两封信。这当中，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自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毛泽东阅读和建议发表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阅读乃至批注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一文的过程中，不仅看出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也说明他在提倡学术争鸣这个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717 ==========第212页========== 地主阶级对农民有让步政策吗 (读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原文]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扌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 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一一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娜）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役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役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6-257页，中共党史出版杜社1994年版) [解析] 史学界所谓的“让步政策”论，最旱是剪伯赞在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写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于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翦伯赞的文章，意在对毛泽 718 ==========第213页========== 东的这个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即：农民战争之后，是怎样使生产力向前发展起来的，他论述的角度，就是统治者的让步。1961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一一被迫让步，再斗争一一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 到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人认为，用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能概括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的孙达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一文，这是不同意翦伯赞观点的一个代表，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样，1965年下半年，史学界就发生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讨论文章大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面。起初，讨论还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到12月初，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便不点名他说翦伯赞的观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这样，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就带有了政治批判的味道。 一向爱看《光明日报》的毛泽东，自然注意到这场讨论。上面引述的就是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的谈话。谈话中不仅涉及孙达人的文章，也说到成本禹的文章。从上面引用的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讲孙达人的文章，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其中有三点很重要。一是他赞成孙的观点，并进 一步提出，反动阶级不仅不会让步，而且常常是“反攻倒算的”，这是符合他在“文化革命”前的思想基调的。一是怎样看“让步政策”论的重要论据 一一“轻摇薄赋”，在毛泽东看来，新王朝往往是在一场大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时候，社会生产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艰苦，统治者无法从人民身上刮取更多的东西，是不得不“轻徭薄赋”，这样做对自己扌有利，这不能算是“让步”。再一点，他对孙的文章也有不满足的地方，即没有从近代史的角度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于是，他举了近代史上义和团的例子。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逼”。（穆欣《功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7页)这样，成本禹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更来劲了。1966年，他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与人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719 ==========第214页========== 文学篇 720 ==========第215页========== 心里没气，他写诗 (读《诗经》) [原文] 坎坎伐檀兮，宣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一一摘自《诗经·魏风·伐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解析]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时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始称《诗经》。其作品来源一是朝廷派“行人”到民间“采诗”得来， 二是公卿士大夫的“献诗”。通过上述途径得来的作品经周王朝乐师删削、整理、加工，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定。相传會由孔子编选删定。《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后只剩下歌词，即成为现在所见的一部诗集。其作者绝大部分不可考。《诗经》中的作品按音乐上的不同特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又分为15“国风”，共160篇，大多数是民歌，是《诗经》中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部分。“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又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诗经》特别是《国风》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周初到春秋中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有反映人民劳动生活和当时农 721 ==========第216页========== 业生产的作品，如《苤莒》、《十亩之间》，《七月》、《大田》、《良耜》等；有表达人民反抗剥削压迫情绪的作品，如《伐檀》、《硕鼠》等；有反映繁重的兵役谣役给人民造成沉重痛苦的作品，如《东山》、《击鼓》、《鸨羽》、《伯兮》、《君子于役》等；有揭露统治者无耻丑行的讽刺作品，如《相鼠》、《新台》、《墙有茨》、《南山》、《株林》等。而其中反映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也最富于精彩。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和相思的痛苦，如《静女》、《漆洧》、《采葛》、《蒹葭》等；有的表现受礼教束缚的痛苦和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如《将仲子》、《柏舟》等；有的表现妇女被遗弃的痛苦，如《氓》、《谷风》等。 《诗经》作为儒家传统的“五经”之一，也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的后蒙读物。后来到长沙就学，《诗经》也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 80° 1913年写的《讲堂录》笔记里，便有这样的句子：“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幽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入章只曲评衣食二字。”《幽风》即《诗经·国风》之一，包括《七月》，《鸱鹗》等七篇。 1915年秋天，毛泽东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余字的《征友后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说：“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 到晚年，《诗经》仍是毛泽东喜欢阅读的作品之一。1965年9月15日，他便批示工作人员替他找一本《诗经》，并说明要大字本的。同年夏天去北戴河开会时，毛泽东听说在专列上当服务员的姚淑贤，来不及同自己的男朋友道别便赶来了，就用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诗经·邺风·静女》中的四句诗送给她，这四句诗是：“静女其妹，俟我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又对姚说：你把我写的这个东西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这个手迹，现在还珍藏在姚淑贤那里。 毛泽东不仅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训解分析。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那封谈形象思维的信中，信首引用的：赋可谓敷陈其事而值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便分别出自朱熹《诗集传》里对《周南》中《葛覃》、《螽斯》、《关雎》这三篇作品所作的注。 毛泽东对《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部分，评价是很高的。前面所引述的一段话出自毛泽东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从中可看出三点： (一)毛泽东很看重《诗经》里反映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作品，并一再强调这些是“老百姓”的民歌。 （二)关于诗歌作者的创作动因和思想倾向。孔子评诗三百，说“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认为这些诗作“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既有美刺之效，又合圣教礼仪。这大概是孔子编辑并推崇《诗经》的初衷和标准。司马迁则不作如是观。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 722 ==========第217页========== 道。故“《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明显赞同司马迁的说法，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来发挥司马迁的“发愤”说。这就把“诗言志”的含义引向怨天泄愤，把“思无邪”的怨而不怒引向“反对统治者”。 (三)《诗经》中有不少男女欢爱之作，毛泽东试图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力求从大量比兴形象中切入其实质内容：借男女写君臣。至于《诗经》中的男女之作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特殊指意，在批评史上的看法并不一致。朱熹便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立场，视为淫奔之词，评价不高。他在《诗集传·序》里还说：“国风”15章中只有“周南”、“召南”两章，“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故“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其余13章，则使“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关于历代注家对《诗经》的解释，毛泽东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會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就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723 ==========第218页==========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 (读《列子·汤问》) [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會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會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會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匿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一一摘自《列子·汤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内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 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一一摘自毛泽东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2页） [解析]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比庄子早些。在《庄子》中多次称道列子，还专有《列御寇》一篇。《汉书·艺文志》 724 ==========第219页========== 著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使用来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这八篇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共计134则。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大部分属于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即为《汤问》中的一则。该书中的“儿童辨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等寓言，都颇有教育意义。 对《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仅据有文字可查的记录来看，1938年、1939年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毛泽东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对革命事业应抱有必胜信念。例如，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清凉山“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中，毛泽东说：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个道理是古时候一个老头儿发明的，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因此，在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会上，他以“愚公移山”为题发表演讲，并非偶然。 1945年，中国的历史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治路线。为了更鲜明生动地解释和理解这一路线，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全文讲述“愚公移山”，以之阐明我党实行民主革命直到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借此后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引述这一寓言时，绝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解释中，发挥了它的积极因素，补充了不足之处，改造了消极成分，特别赋予了全新的革命内容。他把愚公精神从人们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杜会阶级斗争的范围。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移山”的象征指称是相当明显的。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一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九旬老人及其家人挖山不止一一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帝及神话传说中夸饿氏两个有巨力的儿子一一人民大众。从斗争对象、历史任务到革命者的意志、信念和力量来源，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对应结构。这是对这则寓言故事的相当成功的理解和引申。 毛泽东不信上帝，但他却不时谈论上帝。他特别喜欢把人民大众喻为上帝。即使到晚年，也是这样。如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就径直说：“人民就是上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上帝”，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不胜；只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我们就会感动这个“上帝”，就会团结这个“上帝”，并依靠“上帝”去搬掉各式各样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 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到要多读书时，毛泽东又提到：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725 ==========第220页========== 骚体有民主色彩 (读《楚辞》及枚乘《七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一一毛译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 [解析] 《楚辞》，是从战国屈原到西汉刘向，运用楚地文学形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创作的辞赋作品总集。“楚辞”这名词在汉初就有。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准南小山，东方朔、王褒，还有他本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定名《楚辞》，共16卷。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诸篇皆承袭屈赋形式。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或“骚体”。研究《楚辞》，在东汉以后成为了一内专内学问，注解版本甚多。著名的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等。篇目不断有些增删。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便删掉原本四篇，增入贾谊的《吊屈原》、《鵬鸟赋》等。 《楚辞》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的文学作品。湖南是楚国旧地，毛泽东自小承受其充满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在1918年春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毛泽东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扌，山川奇气會钟此”，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在延安的时候，《楚辞》是他常读的作品之 一。建国后，有关毛泽东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就更多了。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江青也在。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谈起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暇于屈，即为屈服，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 726 ==========第221页========== 泽东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内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卫士让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坚持不去，随即让卫士把蜡烛点燃，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到了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未读过。” 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当时，还有會希圣、罗瑞卿在座。谈到朱熹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与会代表。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目中，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初次访华时，从毛泽东手中得到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谈《楚辞》。他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得很明确：“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其民主性，表现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其浪漫性表现在对理想的追求，以及那想象奇幻的作品风格。这两点，在屈原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骚体由屈原创发，在他之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宋玉、景差、贾谊、枚乘。其中，枚乘的代表作是《七发》。对这篇作品及作者枚乘，毛泽东是很熟悉的，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谈“骚体”的文字，就是读枚乘《七发》的批语。 枚乘（？一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刘濞企图谋反，他上书劝阻，不被采纳，后投梁孝王内下。吴楚七国反叛，他又上书劝刘濞罢兵。枚乘由此知名。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其入京，死于途中。《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本文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指出种种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其得病之根源，此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然后用七事来后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感兴趣；再说以田猎、观涛，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后发患病的楚太子，诱导他改变淫奢无度的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力于田猎、观涛的铺陈，认为此二事有驱散懒惰，“发蒙解惑”之效。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但根本方 727 ==========第222页========== 法尚不在此，还须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志趣。故末段提出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最后，太子即已“涣然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认为，安逸享乐的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而须用转移志趣，从思想上来化解，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全文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描写事物，铺张细腻。《七发》开辟了汉代大赋的道路，但各段均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么平板，后人沿袭这种形式写作，称为“七体”。 为体会枚乘这种“七体”文风，我们不妨引出《七发》中的几段文字。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住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备，谨谢客。”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 客曰：“…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飞鸟闻之，合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此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芻牛之腴，菜以笋蒲…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钟、岱之牡，齿至之车…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州，北望汝海…此亦天下之摩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之乎？”太子日：“仆病未能也。” 客曰：“…极犬马之扌，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此梭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然而有起色焉。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诚奋厥式，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险险戏戏，崩坏陂池…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日：“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728 ==========第223页==========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从《昭明文选》里读过《七发》。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以同志”，其所感所赠，便是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作品评论。他先是把《七发》印发给与会者阅读，接着又在大会上讲解，然后又印发了《关于枚来（七发)》。看来，很是认真地对待枚乘这篇一般干部很难读懂的大赋，使它发挥切实的“古为今用”的效应。其用意自与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有关。 关于枚乘和《七发》，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后’、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729 ==========第224页========== 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读屈原《离骚》) [原文]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脩姱以☒羁兮，謇朝淬而夕替。既替余以蕙镶兮，又申之以揽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今羡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一摘自屈原《离骚》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今晚又读了一逼《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一一毛译东1958年1月12日致江青信 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扌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扌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屈原（约前340一前278），名平，字原。楚国宗室贵族。学识渊博，明于治乱，长于辞合。任楚怀王左徒，颇受信任，对内与怀王商议国事，制定政策，发布号合；对外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欲辅佐怀王改革楚国政治，富国强兵，遭旧贵族集团强烈反对，因上官大夫谗毁而被怀王贬黜。后被长期流放于江南地区。在流放中，他始终不忘国事，但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眼见楚国日趋危亡，抑郁悲愤，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终投汩罗江而死。 《离骚》是屈原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长的抒情诗。全诗370多句，2400多字。基本内容是表现诗人对以“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为内容的“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斗争。全书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已往历史的回溯，叙述自己的世系、品质、修养、抱负以及辅佐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和受馋被疏的遭遇，表明决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和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后半部分是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从历史上兴亡盛衰的 730 ==========第225页========== 经验教训中肯定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结果欲见天帝而不得，欲求美女而无获，决定听从灵氛劝告，去国远游，但在乘龙西游之中看见楚国故土，终不忍离去，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前半部分重在叙写现实，后半部分重在驰骋想象。全诗无情地揭露斥责了楚国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充分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热爱国家、疾恶如仇的伟大精神和修身洁行、坚贞不屈的高尚人格。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读《离骚》，且评价很高。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他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全册42页，前面十几页都是手抄屈原两部代表作一一《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又写有自己对各节内容的概括。 1915年5月，毛泽东写《征友后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谈了足约二三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得更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他们对于《离骚》很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归后，罗章龙还写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入画生》。诗曰：“白日东城路，螂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共欣赏，同证此时情。”“策喜”一句，指贾谊的《治安策》，“骚怀”一句，便是说的屈原的《离骚》。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说学楚辞，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的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在一本明代陈第撰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密密的圈画。如：“汩余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军肌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赛朝谇而夕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之善淫。…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今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以上每句末都有圈断。 毛泽东喜读《离骚》，首先是看重它的思想价值。1958年8月，他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便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 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是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这际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评价的。毛泽东很同意这一点，认为自古以来的好诗，都是如司马迁说的那样，处于逆境的人的”发愤之所为作也”。故他说，《离骚》正是由屈原被开除“官籍”，“下放劳动”写出来的，从而反映了社会生活。 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更是毛泽东所深深敬佩的。1954年10月26日，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毛泽东引用屈原《九 31 ==========第226页========== 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分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又向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17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儿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棕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屈原那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他的作品所展示的龙凤图腾、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菱荷芙蓉、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湘君山鬼、流沙毒水…等既鲜明又深层的扑朔迷离的缤纷世界，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颇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因为那是最富于幻想的火热的“大跃进”的年代，他所“领会”的，恐怕不只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 732 ==========第227页========== 有阶级斗争的意义 (读宋玉《风赋》) [原文]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王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未，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然后倘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巾，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摘自宋玉《风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玉写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说有两种风，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风赋》何會让景差”，宋玉、景差和屈原一样都是楚国人。宋玉的这篇《风赋》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莽之未”…这篇《风赋》在《昭明文选》，我前天翻了一下，你们再看看。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3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解析] 宋玉，战国末期楚国人，稍后于屈原的辞赋家。其生平后人知道得很少，在楚怀王，楚襄王时担任过文学侍从一类的官职。在创作上颇受屈原的影响，后世所传宋玉的作品有13篇，主要有《九辩》及《昭明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楚辞作家中，屈原以下，便是宋玉，故文学史上常常是屈宋连称。毛泽东好《楚辞》，重屈原，自然兼及宋玉。除上面所举的相传为宋玉作品的代表作外，毛泽东还读过相传为宋玉的其他作品，如收入《古文苑》的《大言赋》，他是读过的，并且还较喜欢。中央档案馆编选，文物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1984年联合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头两幅便是《大言赋》里的句子：“方地为舆，国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处。”两幅笔体差异明显，显是在不同时期书写的。 《风赋》是一篇以风为描写、议论对象的小赋，全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着意铺叙风的一般的发生过程，和雄风雌风的区分。把风分为大王雄 733 ==========第228页========== 风与庶人雌风两种，确实反映了作者的社会立场和思想倾向，从而使自然界的描写对象具有了社会内涵。毛泽东从中看出阶级对立的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意义，也算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的一种引申吧！毛泽东还说，宋玉说的“风起于青漭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意思是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处于初始状态还不太显眼的事情，提高识别社会风向的能力。 734 ==========第229页==========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诡辩 (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等) [原文]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手，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一一摘自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主席教导我两件事：一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主席给我们讲解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幽默地指出，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他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摘自赵超构《殷切教诲从头习》（见《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 出版杜1993年版第133页) [解析] 《登徒子好色赋》开篇有段序言性的文字，说：“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王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接着宋玉便说了前面引的那段扬己贬登徒子的话。说得楚王“称善”，一侧的章华大夫也感慨：“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宋玉）矣。”从而获得了信任，从而也使登徒子成为千古流传的好色的代名词。 毛泽东读《登徒予好色赋》，则认为宋玉辩解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把它同我们看待问题，考察干部的方法联系起来，指出是不值得效法的，要用全面的观点评价人和事。 上面引的是毛泽东1958年1月6日在杭州同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的谈话。1月12日，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讲了这篇赋的内容，也是从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说起。毛泽东说，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不能使用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宋玉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击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典型，至今不得翻身。（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毛泽东为登徒子“翻案”，是要用这篇赋告诉人们，要学会掌握和运用 735 ==========第230页========== 唯物论和辩证法，克服和少犯片面性的错误，不要陷于诡辩术的泥淖。同时，对领导干部来说，更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的诡辩之辞所迷惑。这时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顺便一提，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批示印发《登徒子好色赋》，给与会者读。 此外，1958年3月3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过长江三峡时，特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看了神女峰，接着对在场的吴冷西、田家英等讲起宋玉的《神女赋》，他背了一段，说：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736 ==========第231页========== 有很大的说服力 (读李斯《谏逐客书》) [原文]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资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一一摘自李斯《谏逐客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季斯（？一前208)投奔秦国。他原为荀子的学生，入秦后被任为客卿。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利用建造灌渠离间在秦国做事的客卿，秦国宗室大臣上言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说一切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心存不轨，向着他们本国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赶走，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今逐客。于是李斯作《谏逐客书》劝阻，文中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强而成霸业，足见用人唯扌，不必限于本土。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扌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指明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这篇散文，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辞说余风；而文辞修整，音节流畅，又与汉初散文和汉赋相近。承上后下，为散文史上的名篇，终于打动秦王，收回了逐客合。这篇文章收在《昭明文选》卷三十九，改题为《上书秦始皇》。 毛泽东高度评价这篇作品，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它“有很大的说服力”，进而指出那时各诸侯国内部统一程度很低的情况，大概是为了肯定李斯所主张的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由此可知，毛泽东称道李斯进而及子荀子，是与他晚年扬法抑儒、批孔扬秦的思想倾向有关联的。稍后他还说过，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 37 ==========第232页========== 这是很有意思的评断。毛泽东从哲学观、阶级立场对苟子和孔孟思想作了区分，荀子的学生李斯从儒家的左派而变为法家，便合乎逻辑了。 秦始皇用李斯，而法家是办实事的，这是毛推崇李斯的一个重要原因。 738 ==========第233页========== 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读贾谊《治安策》) [原文]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偏以疏举。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逼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今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摘自贾谊《治妄策》，载班固《汉书·贾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一一毛泽东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解析] 毛泽东在许多次讲话中，说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例如，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破除迷信”的讲话，一口气讲了几十个年轻有为的例子，其中也谈到贾谊。他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鴨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一一《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扌只有33岁。 739 ==========第234页========== 读文史著作的一些批语中，毛泽东也提到贾谊。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写的批语里，便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是“英俊天扌”。此外，毛泽东对他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深表惋惜，感叹地批注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由于十分喜爱贾谊这个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把班固《汉书·贾谊传》，特别是该传所收的贾谊的《治安策》，先后推荐给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读。 据《汉书》记载，贾谊（前200一前168）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称名于世。汉文帝时，被召为博士，皇帝诏下议论问题，年轻的贾谊则对答如流，扌华出众。不到一年，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可为少年得志。由于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遭到当朝保守派权贵们的谤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汉文帝又召他回来，当梁怀王的太傅。后向文帝进《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为民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办法。西汉王朝历经40年的统治，经济有较大发展，政治也较稳定，贾谊却居安思危，清醒看到实际上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治安策》里说的“痛哭者 一”，是指诸侯王割据一方，相继发生淮南王、济北王企图夺取中央政权的叛乱，进而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和权力的措施。这应该说是切中当时诸侯坐大的根本要害。此外，贾谊还指出了匈奴侵扰、抗外不力、世风侈摩、仁义不施等等弊端。所提措施，有的放矢；分析时势，有理有据。所以毛泽东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作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这种教育方法，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年轻一代要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必须到斗争实践中，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观点，大有不同。所以，他认为贾谊的主张“近于迂腐”。 740 ==========第235页========== 此深于情 (读汉乐府民歌《上邪》、《盘中诗》) [原文]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ー一汉乐府《上邪》 山树多，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出内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内，心中悲。北上堂，西入阶。急机梭，抒声催。长叹息，当语谁。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中带，长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苏，字伯玉，人亨多，知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 —汉乐府《盘中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上邪》一篇，要多读。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2年6月3日致邵华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65页) 熟读 一一毛泽东在一本《古诗源》中《盘中诗》的天头上的批语 [解析] 乐府，原意是两汉时的音乐机构，乐即音乐，府即官府，其职能之一是采集民歌。到魏晋六朝，把汉乐府里唱的“歌诗”也称作“乐府”，于是，乐府便由机构名称变为带有音乐性的诗休的名称。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东汉乐府民歌现存的有30至40首。“感于衷乐，缘事而发”，是汉代乐府民歌的重要特征，风格颇类似于《诗经》中的“国风”，作者多为下层社会的人，很能真切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描写质朴、诚挚的爱情生活的作品，在汉乐府民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上邪》和《盘中诗》是有代表性的两篇。 《上邪》中的“上”，指天；“邪”，通“耶”，为语气词。上邪，即指天为誓的意思。“山无陵”以下连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强烈表现了女子呼天为誓、生死不渝的爱。毛泽东把这首诗推荐给邵华（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之妻)读，他自己也读得非常仔细。在一本《古诗源》中的这首诗的标 741 ==========第236页========== 题前，他连画三个圈；标题旁，画有着重线；开头和结尾的几句旁，画着曲线；全诗每句都画了圈。在“山无陵”以下五句旁边，毛泽东又分别标着“1，2、3、4、5”的数字，明确作者是用了五种违反自然的现象，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决心，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这首诗的细细体会之情。 《盘中诗》为下级小吏苏伯玉的妻子所作，用十分质朴的语言和生活化的细微感受，表达对久出未归的丈夫的思念之情。毛泽东在一本《古诗源》里，对这首诗全部加了圈点。对诗未编老沈德潜的评注也加了圈点；在其中“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处画了曲线；又在其中“用意忠厚，千秋绝调”两句下画了曲线，句末还连画三个圆圈。天头上批注：“熟读”，推荐给别人看。在另一本《古诗源》里，作者“苏伯玉妻”旁，画着红、蓝两色的着重线，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盘中诗”三字标题旁画着曲线，天头上也画着一个大圈。全诗都用蓝色铅笔画着曲线。在“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四句旁边，除蓝色铅笔画的曲线外，又用红色铅笔加了直线。诗末编者的评注中“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四句旁，也用红色铅笔画了着重线。对这位不知名的民间女子的诗，从图画上看，毛泽东读过好几逼。 742 ==========第237页========== 是真男子，大手笔 (读曹操《观沧海》) [原文]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一一曹操《步出夏中行·观沧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4年7月23日致李敏、李讷的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50页) 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一一摘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盼望》1983年第12期) [解析]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 三国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年二十举孝廉，征拜为议郎。先后起兵镇压黄巾军和讨伐董卓，建安元年迎汉献帝建都许昌。后消灭袁绍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208)进位丞相，后封魏王。死后其子曹不称帝，追尊为魏武帝。现存其创作的乐府诗20余首，较完整的散文40多篇。其诗内容深沉，气魄宏伟，慷慨悲壮，开后并代表了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的特色。 在古代帝王中，兼有文采武功的人也有一些，但像曹操这样在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皆为一流则为仅见。所以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轻轻几笔，便把历史上的马上天子荡过去了。南唐李后主算是有艺术气质和创作扌能的一代词家，但严格说来算不上政治家，既无开疆拓土的寸功，连守住父业也不能。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他，虽“多扌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数来数去，毛泽东对曹操是格外看重的。 1927年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的上述评论时，用粗重的红 743 ==========第238页========== 铅笔画了着重线，表示对鲁迅关于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这篇文章还说曹操的文词风格是“清峻”、“通脱”。清峻，就是“简约严明”；通脱，就是“随便之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这个说法，显然被毛泽东吸收进“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的评价之中。 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很爱读曹操的诗。在毛泽东故居藏书里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薤露》、《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内行》等诗，毛泽东都多次图画过。大多数诗的标题前画着圈，诗中密密圈画。在一本《古诗源》中的“武帝”旁，毛泽东用红铅笔画着两条粗线，“武帝”下编者评注曹操的诗风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毛泽东对此圈点断句，足见其重视这个评价。曹操的《短歌行》是很有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些句旁，毛泽东都加了密圈。这首诗既有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又有收揽人扌以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怀抱，在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很是本色、通脱。毛泽东在该诗标题前，用红、蓝两种笔色作了圈记。 《观沧海》，是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率军平定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乌桓，又称乌丸，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后，班师途中经渤海之滨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附近)时所作。全诗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象征着诗人叱咤风云的气概和艰苦征战获得胜利的豪迈喜悦心情，被古代诗评家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毛泽东在好几部诗集里都图画过这首诗，还用他那龙飞凤舞的草体手书了全诗，作为练习书法的内容。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内观海，有时也低声吟诵这首诗。他还找来地图查证，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乓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前面所引的1954年7月23日致李敏、李讷的信，专内谈曹操的“碣石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酝酿创作了他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词触景生情，壮歌抒怀，缅怀千古雄杰，追步雄豪诗风而又超越之。其中，“萧瑟秋风” 一句是由曹操《观沧海》中“秋风萧瑟”点化而来。 汉高祖刘邦，算不得什么诗人。但一次衣锦还乡，酒酣耳热之际，禁不住击筑自歌，唱出一首不同凡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直朴的几句，活脱脱展露出一代雄主的豪阔胸际。诗风同曹操的《观沧海》相似。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认为，“这首诗写得很好，很有气魄”，并认为刘邦没有读过几天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很不容易。诗风出于本色，刘邦为诗的气魄同他立业的气魄是一体的。毛泽东显然是把二者糅在一起来体验和推崇，如同他推崇曹操的功业和诗词文章一样。 744 ==========第239页========== 讲养生之道的，很好 (读曹操《龟虽寿》) [原文]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ー一曹操《龟虽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1年8用25日致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 [解析] 《龟虽寿》是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的班师途中写的。起因大概是他的重要谋士郭嘉在这次班师途中病死了，年仅38岁，从而引发他时不我待的感慨，全诗12句恰分三层意思。一是人终究是要死的，这是对生命的达观态度；一是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一是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清代沈德潜在自己编选的《古诗源》中该诗的末尾所注评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言己可造命也。” 对这首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而又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作品，毛泽东是很欣赏的。他不仅自己书写这首诗，还经常把它写下来寄赠给别的同志。除前面引的1961年8月25日致胡乔木信以外，在1963年12月14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还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南史》卷22“僧虔传”叙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會得过一场大病，家人皆以为定死无疑，已置棺材，不料不久病情转好，最后活到90多岁。史家由此而写道：“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毛泽东读《南史》至此，随即以曹操的《龟虽寿》批注道：“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意即并非是“天道”不可知，全在人们自己的“养怡”而已。实乃“己可造命也”。 所谓“己可造命”，就是达观的生命意识。毛泽东还认为，这里面有唯物的因素。他會对自己的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罗。你们搞医学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又说，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745 ==========第240页==========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发端 (读曹丕《典论·论文》、萧统《文选·序》、陆机《文赋》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魏文帝开始的吧？有《典论·论文》。以后有《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沉思”，这是思想性；“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人土的谈话 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一一摘自余湛邦《鲜花一束》（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473页，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版) [解析] 从以上两段谈话可知，毛泽东读过魏晋六朝的一些文学批评论著，肯定魏文帝曹丕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特殊地位。 曹丕（187-226)的《典论》是一部学术著作，共5卷20篇，《论文》为其中一篇。《典论》亡佚于北宋，《论文》由于萧统选编入《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论文》高度强调了文章的作用与意义，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概括了作品与创作主体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了文体，指出了不同文体的特征；探讨了文学批评的方法原则；具体分析了“建安七子”的创作风格。在曹丕以前，虽不乏人撰文谈到诗歌文学，但多是就一部分、一篇文章或某种文体立论，而《典论·论文》则是把整个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肯定了文学的独立价值。由此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所以，毛泽东说中国文学批评是从曹不开始的。 《文心雕龙》，南朝刘勰(466？一520？)著。刘勰与梁昭明太子萧统大致同世。其《文心雕龙》是古代文学批评史最重要也是最系统的专著之一，共50篇。《文心雕龙》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从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文体论、因革论、批评论、修辞学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艺观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论述问题之广，体系之严整而言，不但是前无古人，甚至可以说后乏来者。 746 ==========第241页========== 萧统的《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诗文总集。他在“序”里从理论上说明了他的取舍标准。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经籍子史，在于“以能文为本”，而“能文”的特征，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意即描写任何题材，须有意义可寻；而这意义的表现，又不同于一般的哲学论文、历史书籍和其他应用文字，必须是通过深沉的艺术构思，见出语言词藻之美。故毛泽东说，《文选》里也有批评，它既讲思想性，也讲艺术性。 前面引的毛泽东评陆机《文赋》的话，是1958年9月在安徽同张治中讲的。《文赋》是毛泽东仔细读过的一篇文学论文。作者陆机(261一303)，西晋著名文学家，字士衡。出身名内，祖陆逊，父陆抗皆三国吴名将。西晋太康末年，陆机与弟陆云同至洛阳，名动一时，时谓“二陆”。擅诗赋。其《文赋》较早地把文学创作的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重要问题提高到文学批评的范畴来专内研究。其头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动因时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这就明确把玄览感物，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触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它具有原始唯物主义观点。 1959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第293期里发表晏震亚的《如何评价〈文赋)》一文，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较充分的肯定。该文不同意《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在278期上的一篇题为《关于〈文赋〉一些问题的商榷》的文章的观点。那篇文章说：“《文赋》讲的主要是结构修辞的作文方法，甚至于是汉赋的铺张方法。”因此，陆机“是六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开先人”。而晏震亚的这篇文章则认为，“这个结论仍然站不住脚”。《文赋》所涉及的内容范围中，“尤其”包括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等等。”毛泽东读后，将此文批示给一些同志阅读，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747 ==========第242页========== 故土之思，感情很深 (读王粲《登楼赋》) [原文]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儆而寡仇。…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會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之异心？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 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爪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一一摘自王粲《登楼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一一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一一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解析] 王粲（177一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出身名内，祖上为汉朝三公，但幼年丧父，13岁时又值董卓之乱，汉未动荡的社会对其影响很大。17岁时避居荆州，历15年无所建树。后曹操大军南下，粲劝刘表之子刘琮归曹，以此功受曹操重视，后迁军谋祭酒，参与政务。魏国既建，拜为侍中。建安二十一年（216)随曹操征吴，次年病卒道中。据《三国志·王粲传》云，“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但大多散佚，今有辑佚本《王粲集》流传。王粲为文，俊远真挚，为“建安七子”之一，且创作成就最高。《登楼赋》为其代表作，被梁朝萧统选入《昭明文选》。该赋写于建安十二年（208)归附曹操之前，正值避难荆州，久无建树的时候，故作品风格沉郁悲凉，本想登楼望景以解愁闷，结果反使愁闷更浓，接着抒发其愁的内容：一为长年流离，思念故乡；一为国乱未息，雄扌不展。归乡无路，报国无巾，而时光却在流逝，使作者思绪万千，不能自拔。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便熟读《昭明文选》，对《登楼赋》也是很熟悉的，晚年因视力不好，调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到他身边为他读书。那是1975年夏天，毛泽东让芦荻给他读了王粲的《登楼赋》后，便谈了上面所引的那段谈话，准确地指出了该赋主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因登搂望见异乡风物之美而引起思乡怀土的深切情感，一个是身处乱世壮志未酬的感慨，并渴望河山统一的积极进取心情。但毛泽东随后的发挥，则在前一方面，这与他迟暮之年重病缠身的心境有关。特别是他说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自己的童年、故乡、朋侣，更是借文纵情、由人及己的评论了，因为王粲写《登楼赋》的时候，于30岁左右，谈不上是“老年”。 说完《登楼赋》后，他紧接着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写《七律·到韶山》 748 ==========第243页========== 的时候，就深切地想起了32年前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后，毛泽东还让工作人员找出《昭明文选》中庾信的《枯树赋》读给他听，据工作人员回忆，他先是静静地听着，接着，他猛然间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粮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神志的极度清醒，脑细胞的极度活跃，与躯体的衰老形成了极大的矛盾，造成悲凉情感。庾信的《枯树赋》抒发的是英雄暮年的心境，反映的是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 749 ==========第244页========== 古诗词里的地圆说 (读张华《励志诗》、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原文] 大仪斡运，天回地游。 四气鳞次，寒暑环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凉风振落，熠耀宵流。 一一摘自张华《励志诗》 可恰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扌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一一摘自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到：“大仪斡运，无回地游”。 一一摘自逢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张华（232一300)，出身寒微，在西晋初年官至显位，是个较正直的官僚。其《励志诗》是73句的四言古诗，顾名思义，乃自我勉励之作，表现了较好的志向情趣。前面引述的，是这首诗中的前面几句，直观地感到四季变化与“天回地游”有关。 毛泽东是从《古诗源》里读到这首诗的。在1964年8月的这次谈话中，他便指出：这首诗收在《古诗源》。 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恰今夕月》，前面有一小序：“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这首词军送月，且用屈原《天问》的形式来写，是很新颖的。作者经过详细的观察，发挥丰富的想象，看到月亮由东升起，自西落下，猜测到地球是圆的和月亮绕地球旋转。这在天文学史上是个佳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讲到这首词时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毛泽东很喜欢这首词，在一本《稼轩长短句》中这首词的标题前连画三个大圈；对小序中的每句话加了圈点；对词中每个疑问句后，都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1964年又同周培源、于光远谈到这首诗包含的地圆说想法。由此 750 ==========第245页========== 可见，毛泽东对这首词的着意圈画，除艺术上的欣赏外，还十分赞赏词人辩证思维的深刻性。 751 ==========第246页==========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 (读谢灵运《登池上楼》等) [原文]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香愧云浮，栖川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邴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一一摘自谢灵运《登池上楼》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一一毛泽东读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页) [解析] 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有一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古诗源》。毛泽东在谢灵运《登池上楼》这首诗中，几乎每句诗旁都画着曲线，句末加着圈。在“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下面连画两个圈后，在天头、行间写了上面这段批语。这100多字的批语，远远超出作品本身，是对谢灵运一生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的评价。 谢灵运(385一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是历史上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赫赫名将谢玄的孙子，谢氏家族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贵族、大官僚地主。谢灵运袭封康乐公，一生崇尚奢侈，纵情山水，博览群书，工诗善文。由晋入宋后，降爵为侯。在政治上，他“自谓扌能宜参权要”，而宋武帝、文帝始终未委以军国要职，因此他“常怀愤惋”，并数次遭贬，會被逐出京城任永嘉太守。在职期间，他不问政事，“肆意邀游”，不久就托病辞职。武帝死后，文帝即位，再次起用他。他“自以名辈应参时政”，而文帝“唯以文义见接”，因此他还是不得志，经常“称病不朝”。不久又被免官，出任临川内史，有人在文帝面前告他“谋反”，“遂有逆志”。后被杀，年48岁。毛泽东在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 752 ==========第247页========== 《南史》列传九中，仔细阅读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历史资料。他对谢灵运的生平事迹是了解的，由此扌通过他的作品挖掘其内心世界。这大概便是古人说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吧！ 池上楼在永嘉境内，《登池上楼》一诗是他任永嘉太守时所作。“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反映他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心情，所以毛泽东说他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被毛泽东称为“造反檄文”的“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一诗，是谢灵运谋反时写的一首诗，见于《宋书·谢灵运传》，《古诗源》未收该诗，看来毛泽东是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读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直接称颂造反的张良（子房）和不事二君的鲁连的作品，在谢诗中并不多见。当然，谢灵运的“造反”，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引起的铤而走险。毛泽东的批注，说他的矛盾是想做大官而不能，对他的政治作为并非持同情态度。但对谢灵运的诗，毛泽东却颇为重视。在他写有批注的这本《古诗源》中，收进谢的诗有24首，毛泽东作了图画的有22首。编者注释中，评论谢灵运的诗“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等处，毛泽东都画着曲线和圆圈。《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谢灵运的诗，毛泽东也圈画了不少。 《岁暮》是谢灵运通过自然景物表达自己的情怀，抒情与写景紧密结合的一首诗，毛泽东每句都加了圈，有的还加了三个圈。另一首《斋中读书》是言忘记怀的，毛泽东也是逐句圈画。如“怀抱观今古，寝食展戏谑”这两句旁每字都加了密圈；“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每句未都画了三个圈。对于这些诗句，毛泽东可能既欣赏其艺术性，又了解了诗人的思想矛盾。 谢灵运以描绘自然美的山水诗见长，给东晋以来枯燥乏味的玄言诗中注入了清新活泼的生机，使诗风一转，受到诗坛的重视，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 一定位置。对谢灵运那些刻画自然风物的清丽诗句，如《邻里相送至方山》中的：“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过始宁墅》中的：“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哈稠垒，洲萦渚连绵”等等，毛泽东都在句旁画着直线、曲线、曲线加直线；句子下面也都连画两个圈、三个圈。在《古诗源》里《邻里相送至方山》的编者注解：“别绪低徊”、“触景自得”两句旁画着曲线，说明毛泽东对这种评价的重视。 753 ==========第248页========== 好文宜读 (读萧统编《昭明文选》) [原文] 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如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今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耳。 一一摘自萧统《文选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好文宜读 一一毛泽东在李善注释本《昭明文选》封面上的批语 [解析]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入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一531)主持编选的，故称《昭明文选》。萧统，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是个很渊博的学者。著作多散佚，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的《昭明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是有相当贡献的。后世注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唐显庆年间李善注本，改分原书30卷为60卷；一是唐开元六年（718)吕延砟进表呈上的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本。 由于《昭明文选》是有代表性的诗文总集，收录了很多辞藻华美的文章，故后人学习前代作品都要经过《昭明文选》阶段，它对唐以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之世的学者，几乎人手一编，甚至流传有“《文选》烂，秀扌半”的谚语。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时，除《韩昌黎诗文全集》外，在古代诗文集中，读得最熟的便是《昭明文选》了。许多篇章，他都可以背诵。据罗章龙在他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说，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衡山，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归途中，會给罗章龙写了封信，主要记述景观名胜的见闻。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接着对南岳的风光描绘了一番，文风 754 ==========第249页========== 与木玄虚的《海赋》格调相仿。《海赋》便收在《昭明文选》李善注本（下同)卷十二。建国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毛泽东都多次要过《昭明文选》来读。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也有《昭明文选》。 毛泽东批注过的版本，现存的便有三种。在一部李善注解本的封面上，他用刚劲的笔触写了“好文宜读”四个大字。对其中的诗、赋部分，做了很多圈画。在毛泽东生前，卧室里有两本用大字排印的江淹的《恨赋》、《别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以及庾信的《枯树赋》，封面上都有红铅笔画的大圈。这是他晚年嘱咐印制的，病重时经常读，有时还背诵。 下面，我们选几篇毛泽东谈到过的《昭明文选》中的文章，来介绍他阅读的情况。 1939年7月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三个法宝》的讲演中，毛泽东颇为欣赏地谈到：南朝梁代的文学家江淹(444一505)，做了很多好文章，有篇叫《别赋》，里面有很好的话，但尽是伤感流泪的话。最为人们所熟记的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很好。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写，改一下，作为“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这篇《别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六。毛泽东评改的 四句，乃赋中名句。以美好的春色衬托别离的愁绪。毛泽东把“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改为“送君延安，快如之何”，去掉了古代文人低沉的离愁别绪，转为快乐地送别同志们从后方到前方去工作。《别赋》开头两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也是很有名的。毛泽东在其他场合也引用过。 西晋平蜀后，征蜀中名士李密(224一287)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紧逼。李密便上《陈情表》以达辞因。该表感情诚挚，语言质朴而精美。如：“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内衰砟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内五尺之童；茕茕子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會废离…”该表收入《昭明文选》卷三十七。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引用《陈情表》中“茕茕子立，形影相吊”的话，形象地写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尴尬处境，说：“没有人去理他，…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1960年5月2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他与舒同讨论先秦齐国的历史和曹植封东阿王、陈王的事情，为了印证他的观点，便随口背起谢庄(421 一466)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腾吹寒山，弭盖秋阪…”接着评价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谢庄的《月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三。 《昭明文选》卷五十三收有三国时魏国李康的《运命论》，其中有这样 一段：“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递志而成名也。”毛泽东比较欣赏这段话，时常引用。1974年10月，在他的建议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此后的整顿工作，对遏止“四人帮”的例行逆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5年夏，毛泽东找邓小平淡了一次话，对他的工 755 ==========第250页========== 作给予了肯定，明确表示：没有多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说：反对的人总是有的。毛泽东随即引用李康《运命论》中的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个借喻是很恰当的。1975年6月7日接见外宾时，毛泽东说起，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 土匪，林彪骂我是秦始皇、B52。接着，他又引用《运命论》的话解释道：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人必骂之，人不被别人骂不好。这个解释，很反映毛泽东的个性。外宾对《运命论》中的这几句话很感兴趣，毛泽东又随手用铅笔把这句话写了出来。 《昭明文选》卷十六还收了江淹另一篇有名的《恨赋》。1975年夏，毛泽东让芦荻为他读这篇赋。当读到“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湓，武力未毕…”时，为解释其中的“湓”字，毛泽东又将《西厢记》中的一段有“湓”字的原文背了出来。 《昭明文选》里的文章，光昌华丽，也有不少骈文。清代许连（字叔夏，生卒年不详)于道光年间选了一本《六朝文絜》，凡12卷，收赋、诏、策、书、论等18类体裁的骈文作品72篇；作者35人，绝大多数是南北朝的骈文大家的名篇。许链认为，六朝骈文的缺点是繁冗。于是，他选文的标准是析词尚简”，注重构思精炼和修辞简洁的骈文精品。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要过这部书来读。如1957年10月2日给林克的信里，便请他“找一部《六朝文絜》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1957年10月23日赴苏联前要带走的书目中，也有《六朝文契》。 庾信(513一581)是有名的辞赋家。早年是南朝梁时的东宫讲读，侯景之乱时任建康今。后奉命出使西魏，便滞留北朝，后又仕北周。他的《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都是六朝骈文的代表作。毛泽东对他的作品读得很熟。 1949年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章士钊、刘斐、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时，大概他知道语言学家符定一有一句口头禅：“你认得几个字？”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毛泽东把庾信《谢滕王赉马后》中的一段顺口念了出来：“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接着风趣地问道：“他（庾信）总能认几个字吧？” 毛泽东称道韩柳古文运动，但从他乐读《昭明文选》、《六朝文絜》的情况来看，显然也不是认为骈文一无是处。事实上，他的某些文章书信，便有骈文的风格气势，读来琅琅上口，可作为他推崇的“新骈”、“活骈”来读。如1935年12月5日致杨虎城将军的信，因知者不多，我们不妨引上一段： 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万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逼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这可看出毛泽东含光吐华的骈文功底。 756 ==========第251页========== “迷途知返”，可以一阅 (读丘迟《与陈伯之书》) [原文]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宜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暇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一一摘自丘迟《与陈伯之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送周小舟同志： “迷塗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看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入月一日夜十时 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一一毛泽东1959年8月1日致周小舟信 [解析] 丘迟(464一508)字希范，浙江吴兴人，以文扌知名，在南朝梁代官至司空从事中郎。會有集，已佚，明人辑有《丘司空集》。其《与陈伯之书》为文学史上的骈文名篇。陈伯之在齐未为江州刺史，會抗击过梁武帝萧衍，后降梁为江州刺史。502年率部投魏。505年萧宏北征伐魏，陈伯之率军相拒。萧宏让丘迟写信给陈伯之劝降，次年陈伯之降梁。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先是指责陈忘恩负义投降敌人，继而申明梁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从正面相劝。最后指出敌我双方形势，说明陈伯之的处境危险。中间，又以江南故国的美景和一些典故来打动他。全信写得委曲婉转，林漓尽致。 毛泽东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推荐周小舟、黄克诚读《与陈伯之书》的。当时，由于对大跃进的不同看法，黄克诚、周小舟已同彭德怀、张闻天等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从而受到党内的不正确的批判。从毛泽东写给周小舟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还附上了原文或原文中的一部分。该信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即希望周小舟等犯了“错误”的同志“迷塗知反”，这也是他做思想工作的一种方式吧。他在信中引用的《与陈伯之书》里的“迷塗知反”四句，在原文里的意思是：迷途不远而知复返，这是以往的圣贤和过去 757 ==========第252页========== 的经典都赞同、嘉许的。这四句用来表达他当时的想法倒也合适。接下来引用原文中的两个典故，说的是东汉初年，朱鲔會劝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秀的哥哥刘縯，后来，刘秀又诚心招降了朱鲔，使其官至少府。再就是三国时，董卓部下张绣投降曹操，不久又反水，让曹操的长子曹昂战死，后来，张绣再次归降，在官渡之战中为曹营立了功，曹操仍旧信任他。丘迟在文中用这两个典故，意在说明，只要陈伯之归梁，萧梁会“不以为疑”、“待之若旧”，毛泽东在信中引用，其意也自明。 丘迟《与陈伯之书》，叙事写景，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其中，“暮春 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描绘，已成名句，流传甚广。故毛泽东说，“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 758 ==========第253页========== 体会山水闲适诗 (读谢灵运、孟浩然、王维、苏轼等山水名句) [原文]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一一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略好。 一一毛译东读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的批语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會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1949年5月5日书赠柳亚子 [解析] 孟浩然(689-740)和王维(701一761)，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代表。孟浩然一生基本上都过着隐居生活。王维早年得志，累迁至监察御史、给事中等官职。中年以后，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二人诗作艺术成就较高。孟浩然的《早寒江上有怀》，把旅途思归的心情和初冬江上凄寒的景色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是其代表作之一。毛泽东读后写的“略好”批语，写在一本蘅塘退士编的、由中华书局印行的《注释唐诗三百首》中该诗旁边。 1949年5月，进北京不久，柳亚子应约到毛泽东住所晤谈。两位现代旧体诗人在一起，其兴会所在，不言而喻。临别，柳亚子请毛泽东在他的《羿楼纪念册》上题词，毛泽东就写了前面引述的那几句诗。看来，他们当天晤谈时，谈了不少古人祷作。毛泽东写下的几句，分别出自谢灵运、薛道衡和苏轼笔下，看似在联句。谢灵运《登池上搂》中“池塘生春草”一句，说起来历，还有一段佳话常为人们所道及。谢灵运很喜爱他的族弟谢惠连，说每看到他便觉神智俊爽，“辄得佳句”。一天他梦见谢惠连，醒来得“池塘生春草”的诗句，自己说是“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以后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所说的“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即援引这一故事。金人元好问在他的《论诗绝句》中會有“池塘春草谢家春”之句，也是拿“若有神助”的这句诗和宋代诗人陈师道的“闭内觅句”相对比，强调作诗应该是自然流露而不是苦觅硬造。薛道衡则因在《昔昔盐》一诗中写出“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的诗句而受到隋炀帝杨广的嫉妒，杨广后 759 ==========第254页========== 来借故把他杀掉了，杀他时还悻悻地说：“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苏东坡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见于他的《惠崇春江晚景》其二，写冬去春来的季节变化，十分贴切，生意盎然。毛泽东与柳亚子“论及”这些名句，想必也涉及背后的佳话，文人雅淡之情趣，不难想见。 760 ==========第255页========== 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 (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原文] 上元二载，高旻八月。人多沐北，地实淮南。海气近而苍山阴，天光秋而白云晚。川涂所亘，郢路极于崤潼；风壤所交，荆内泊于吴越。凭胜地，列雄州，城池当要害之冲，寮突尽鹓鸾之选。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山曲淹留，属群公之宴喜。披鹤雾，陆龙内。故人握手，新知满目。钦崔公之盛德，果遇攀轮；慕郝氏之高风，还逢解榻。接衣簪于座右，驻旌棨于城隅。临风云而解带，眄江山以挥涕。岩楹左峙，俯映元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青苯布叶，乱荷芰而动秋风；朱草垂荣，杂 芝兰而涵晚液。舣仙舟于石岸，荐绮席于沙场。宾友盛而芳樽满，林塘清而上筵肃。琴歌迭起，俎豆骈罗。烟霞充耳目之玩，鱼鸟尽江湖之赏。情盘乐极，日暮途遥。思染翰以凌云，愿麾戈以留景。…嗟乎！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期，惆怅南溟之路。 一一摘自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 二十入，《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序时，成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一一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 一带，河南之號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准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 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作过沛王李贤的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今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这个人高扌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曹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 一摘自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一10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共有1000多字，写在一本清代项家达编的《初唐 761 ==========第256页========== 四杰集》中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的旁边。毛泽东还在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表示熟读和重视。从批语中的其他内容来看，大约写于1958年之后，60年代之前。 王勃(650一676)，字子安，绛州龙内（今山西河津)人。隋未硕儒王通之孙。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逐出王府。任號州参军时，因擅杀官奴，犯死罪。遇赦后渡海省亲，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中华出众，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号“初唐四杰”。著作甚丰，原有集散佚。明人张燮辑有《王子安集》16卷。 对王勃的生平遭际，毛泽东是很熟悉的。他读过《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王勃传》。《新唐书·王勃传》中写到：“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毛泽东读这篇传记时，在这段记载下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语，可分两个部分，前者为考证，后者为评价。就行文而看，无疑是凭记忆兴之所至写的，足见其惊人的记忆和平时博读的功底。一番叙述，对王勃的行年踪迹和创作历程作了基本概括，透露出近于职业的研究精神。 毛泽东的考证，论证了王勃在淮南写《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在南昌写《滕王阁序》的年龄。关于王勃在南昌作序的时间，旧有二说。王定保《唐摭言》卷五以为是王勃14岁时作。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卷入本文注引申其说，谓当时王勃之父王福時在六合当县令，王勃路过洪州，便是前往六合。辛文房《唐扌子传》及《名胜志》据新、旧《唐书》中《王勃传》，说是王福時谪贬海南时，王勃前往省亲途中所作。毛泽东以后说为是，进一步指出王勃时年当在“二十四、五、六”。毛泽东花力气弄清王勃写这两篇序文时的年龄，是因为它们是王勃骈文的代表作。 在文学创作上，王勃论诗不满人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诗风，常常“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做诗能突破当时文坛盛行的宫体诗束缚，风格较为清新明朗。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意境开阔，气象高爽， 一扫前人送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其中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尤为时人赞赏。 毛泽东在批语中高度评价了王勃的文学成就。他引用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首，来肯定王勃等人致力于改变齐梁以来浮华绮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对唐朝文学发展所起到的承上后下的推动作用。毛泽东特别指出了王勃虽为文尚骈”，但写的是“新骈、活骈”，与六朝之“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入千里”。其差别所在，既在于文风(“光昌流丽”)，又在于内容(“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毛泽东更同情王勃的命运遭际，并把它同作者的为文气质联系起来。王勃扌华出众，有建功立业的壮志，但“一生倒霉，到处受惩”，于是，“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这个观点，确是独到的知人之谈。 毛泽东特别喜爱的《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便集中体现了王勃为文风 762 ==========第257页========== 格，即光昌流丽与牢骚满腹的结合。全文用严谨的对仗，和谐的声律，精炼的语言，细致优美地描绘了湖光山色：“山原旷其盈视，川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雾，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是光昌流丽一面。接下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莽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怀扌不遇，遭际危艰的牢骚，跃然纸上。毛泽东读后，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警策的句子后面画着臼。尤其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优美的句子表示了由衷的喜爱。60年代初，他在和子女们的一次谈话中，一边背诵这篇诗序中的佳句，一边评论，谈兴正浓时，坐到桌前，悬时挥毫，为他们书写下这 一具有诗情画意的千古名句。 毛泽东批注过王勃的其他诗文。如《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城阙辅 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这首诗的天头的上面，简洁而有力地批注了一个字“好”。在凝聚着真挚友情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诗句下，连画三个大圈。他还把全诗当作书法练习的内容，其手迹收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面。 763 ==========第258页========== 都是英俊天扌，惜乎死得太早 (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扌，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會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一一摘自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10一13页) [解析] 毛泽东这段批语，无疑是由此及彼的借题发挥了。 毛泽东由青年文学家王勃的创作成就而联想到的其他“英俊天扌”中，贾谊、李贺，我们有专条叙述。 批语中提到的王弼(226一249)，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大族后代。王弼幼年聪慧，十几岁就爱好《老子》，通辩能言，对答如流。官至尚书郎，但事功非他所长，得病而亡，年仅24岁。他的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较多，除《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以及《老子指略》的佚文外，还有《论语释疑》一书的片断，保存在梁人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正义注疏》中。王弼是魏晋玄学开风气的哲学家。 批语中提到的夏完淳（1631一1647)），明末诗人，抗清将领。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脊）。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书香内第，父夏允彝是江南名士，老师陈子龙在当时文坛上声望很高，他们二人创立“几社”。夏完淳从小受到他们的学识、文章和气节的熏陶，加之天资过人，聪明早熟，5岁知书史，7岁能诗文，受到前辈赏识。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南抗清义师蜂起，他仅14岁，便随父亲及老师在太湖起兵抗清复明。上书南明鲁王，鲁王授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兵败，只身 764 ==========第259页========== 流离。顺治四年（1647)在家乡被捕，押解南京。当面痛骂洪承畴，被杀时，年仅17岁。他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著作也很有成就。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作品风格高亢激越，慷慨悲歌。特别是被捕后写的诗《南冠草》、文《狱中上母书》等，皆为血泪浇成的正气篇。后人编刻有《夏节憨集》。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感叹过一些早天的英俊天扌。1916年12月4日致黎锦熙信中，为说明强身健休的重要性，毛泽东说：“颜子测早天矣；贾生，王佐之扌，死之年扌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再次抒发一大堆感慨，确实反映了他一生的一个重要主张：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朝气，最有创造力，他们是事业的希望所在。基于这个认识，他一生都反对压制青年人，反对瞧不起低贱的人。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说的，他在195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會吐了一次”，是指他1958年5月8日在入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破除迷信”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举了古今中外29个年轻有为和有发明创造的例子。其中也谈到：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27岁；作《滕王阁序》的王勃，初唐四杰之一，也是一个年轻人；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18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寸24岁。毛泽东又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工业交通部内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卡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1958年的讲话和批示，自然具有大跃进的热情想象成分。但在大跃进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主张。在他看来，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创造力，因此我们要不遗余力地鼓励他们，这不仅是政策问题，也是认识问题，并且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问题。这样，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中，他又说：“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 青年人、贫贱的人为什么有充沛的创造力？毛泽东的批语里包含了明显的政治伦理哲学。他十分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 765 ==========第260页========== 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揭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766 ==========第261页========== 不足证明古代官吏禁带眷属 (读贺知章《回乡偶书》) [原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一一贺知章《回乡偶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入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會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會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 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 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一毛泽东1958年2月10日致刘少奇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5 -536页) [解析] 贺知章（约659-一约744），唐代诗人，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武后证圣初(695)进士及第，授国子四内博士，累迁至太子宾客、秘书监。天宝初年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唐玄宗會赋诗赠行。贺知章少时以文辞知名，性格旷达，晚年尤放诞，不拘礼度，常邀嬉里巷，经常醉后属词，文不加点，又擅长草隶。在长安时与李白一见如故，而为忘年之交， 767 ==========第262页========== 称李白为“谪仙人”。诗作以七绝为佳，《回乡偶书》（二首）为其代表作，乃晚年回归故里时所作。该诗由于生动自然地反映了久客回乡的老人的感遇而脍炙人口。 1957年，刘少奇到南方巡视工作的时候，會多次与当地领导干部谈到如何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些职工夫妇分居两地，存在具体困难，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又有许多难处，家属宿舍和城市设施问题短时期内解决不了。于是，刘少奇在当时比较强调发扬革命精神，号召广大职工帮助国家一起来解决这样的困难。有一次，他在讲这个问题时，便引用了贺知章的这首《回乡偶书》，他认为，这首诗说明了唐朝像贺知章这样的人物进京做官都不带眷属，自古以来就是那样的，我们把家属都接进城里来不容易马上办到。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将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根据贺诗断定古代官吏在外居官不带眷属的论据不大充分，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翻阅了一些有关贺知章的笔记小说和诗话，特别是比较权威的《全唐诗话》和《唐书·文苑·贺知章传》，都没有关于贺知章不带眷属的记载。于是1958年2月10日特地给刘少奇写了上面这封信，层层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与贺的关系问题，历代注家之间有分歧。刘少奇把“儿童”断为贺的儿女，这在过去的唐诗选注本中是占主流的说法。关于把此诗解释为贺知章为官未带眷属，则测是刘少奇的见解，这是一种“唐诗别解”，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但这种解释是牵强了一点。毛泽东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他的两点考证倒是很有说服力的：(1)“儿童相见不相识”中的“儿童”不是贺自己的儿女；(2)贺知章身边不会没有眷属。首先，以贺知章“老大回”一一老年辞官返归故里的年龄为大前提，以他儿子的官职为佐证，推断了“儿童”不是贺自己的儿女。一种可能性是他的孙辈或第四代，另一种可能是邻人家的孩子。这个推理最有说服力。古代的回乡诗中也有这样的诗句“邻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方来。”第二层是从贺得唐王知遇，在长安为官数十年，推出不会没有眷属。这里省略去的大前提应为“贺不能几十年没有眷属”。第三层是进一步的论证，这里包含两个理由，一是高龄人生活不能自理，二是贺的性情决定他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这后一个理由恰好是第二层推论一一也是整个结论的大前提。最后历史文献方面的否证一一没听说过有官吏禁带眷属这么回事。信尾附言，是作具体史证的。虽说毛泽东的理由是充分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还提出了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如贺知章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再有贺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所以毛泽东在信尾写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 毛泽东的这封信，所论证的虽是理解一处诗句的小事，但可窥见其批评态度之严谨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也体现了党内领导同志之间平等地探讨理论学术问题的民主空气。 在毛泽东故居收藏的一本《全唐诗话》中，在第一卷有关贺知章年86岁，老病还乡一段，有毛泽东画的曲线，加的圈点，天头上画的大圈。这部《全唐诗话》可能就是信中所说的那部了。工作如此繁忙，却挤出有限的工余时间，为搞清1000多年前，一位诗人、一首诗中的一个情节去翻阅古籍，查找资料，一丝不苟。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没有对诗的极大热忧是不可能做到的。 768 ==========第263页========== 这里有意志 (读王昌龄《从军行》之四) [原文]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内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 一一摘自王昌龄《从军行》之四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尝尝如此。…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 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内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 -一毛泽东1958年2月3日致李讷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55-56页) [解析] 王昌龄（约698-757），字少伯，盛唐边塞诗人。开元十五年（727)进士，授汜水尉。后官校书郎，出为江宁今。晚年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尉。安史乱后，弃官居江夏，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他擅长五言古诗和五七言绝句，尤以绝句成就最高。作品句奇格俊，雄浑自然。其《从军行》共七首，向来推为边塞名作。《从军行》是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旧题，内容叙述军旅战争之事。上面这首诗借雪山孤域作背景，有力地显示出身经百战、金甲磨穿的战士们以身许国的决心。“不斩楼兰”中的“斩”字，有的版本作破”字。楼兰为汉时西域的鄯善国（今新疆境内），其国王与匈奴勾通，多次截杀汉朝使者，屡犯汉境。据《汉书·傅介子传》载，汉昭帝时，傅介子自请往击楼兰，说不斩楼兰王誓不回来，后果然带了楼兰王的首级回到汉朝。王昌龄在诗中借用这个典故，表述一种扫净边尘的壮志。 对意气勃发、豪情满怀的唐边塞诗，毛泽东向来爱读。他着重从中体会 一种强健意志的人生风格。早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反复描绘“任金苹死而不厌”的强劲人生风貌。他说：“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见，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把王昌龄的《从军行》当作体现人生意志风貌的作品来体会。 1958年初，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当时住院连续做了两个外科手术，手术后伤口感染，引起发烧。2月3日，正在参加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毛泽东给李讷写了上面这封信，为鼓励她以坚强的意志看待病情，特地抄寄上王昌龄的这首诗，明确提出“这里有意志”。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意志可以 769 ==========第264页========== 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又在这两句话下面加了着重号。60年代，毛泽东又常凭记忆用毛笔书写王昌龄的边塞诗。选入1984年中央档案馆编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的作品，除这首诗外，还有《从军行》中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中。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一首；还有被称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作品，都突现出坚定不移的意志信念和昂扬奋发的人生壮境。 770 ==========第265页========== 我喜欢李白，有脱俗之气 (读李白《梁甫吟》等) [原文]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禄水，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内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内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 一一摘自李白《梁甫吟》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一一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见《时代的报告》1978年第2期） 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一一摘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瞭望》1983年第12期) 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党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李白(701一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其先代在隋末流寓于西域，他出生于安西都护府所属的碎叶(（今吉尔吉斯境内)。5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少有逸扌，10岁观百家之书。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20岁左右，周游蜀中。25 771 ==========第266页========== 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希望实现“愿为辅弼”的愿望。此后10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名人，并在湖北安陆成家。天宝元年(742)，为道士吴筠推荐，应诏入长安，供奉翰林。贺知章见其文，赞叹为“天上谪仙人”。因秉性刚直，得罪了权贵，深惑政治抱负无法施展，遂上书请还，于天宝三年，被“赐金还山”。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會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后李璘谋乱兵败，他连坐当诛，郭子仪救之，改流放夜郎。幸而途中遇赦，于得以东归，时已9岁。晚年虽困苦飘泊，然壮心未已，还欲参加李光弼军为国效力，因病未果。卒于其族叔当涂县今李阳冰家。李白的思想比较复杂，他既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观念，希望“济苍生”、“安黎民”；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处事态度，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同时，还深受游侠“不爱其驱”、“羞伐其德”思想的影响。这三者相互作用，结合为“功成身退”这样一个支配他一生的指导思想。他关心国事，希望建功立业。从年轻时起，就立志要“奋其智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渴求有姜尚遇文王那样的机运，直到晚年，在倍受挫折的情况下，仍自信地写下了“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在水军宴》)的诗句，表现了积极用世之心。他的诗作今存900余首，内容非常丰富，既表现了他一生的思想和经历，也反映了盛唐时代的杜社会风貌，其作品有南宋杨齐贤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明代胡震亨的《李诗通》二十一卷，清代王琦注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王琦注本，是李白诗文集中最完善的本子。建国后，出版了好几部李白诗歌选。 毛泽东喜欢李白的诗歌，从不讳言自己的这个偏好。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约见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交换文艺工作意见时，有人问他：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是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1957年3月7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学校课程的设置时，毛泽东提出：文学课各地就可以讲些本地作家的作品，四川川就可以讲李白、杜甫的东西。 毛泽东喜欢李白诗歌，首先是推崇他那洒脱的艺术气质。而在这种艺术气质背后，事实上传达出一种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各种世俗规范的人生价值观。在李白笔下，总是充满着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的浓烈情感。毛泽东说李白有道士气，又说其作品“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大体就是指这种精神状态。龚自珍會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庄指庄子，屈指屈原。就是说李白艺术精神融合了道家的飘逸和屈原骚体的瑰丽。这种精神与儒家精神相反，它把目光从窒息僵化的现实投向广袤无垠的自然宇宙，对视为宗法社会秩序和思想规范的楷模的尧、舜、禹、汤提出非议，向传统的观念提出挑战。庄、屈的思想成为历代反礼教、反权威、反专制的重要的思想武器，李白在诗歌中融合二者，最有其突出的思想价值。作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作为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最伟大的挑战者，毛泽东在李白诗歌中获得的思想和感情共鸣是可想而知的。 李白又是一个多色彩的人。他还有强烈的入世济世的抱负。他的悲剧则在于，他的扌华，他的追求，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逞意实现。于是他转而为悲愤之鸣。这样，他的诗歌又住往从洒脱飘逸遁入忧愁烦恼。 772 ==========第267页========== 李白诗歌被历代唐诗选家所重视，不少被纳入集中。其中最有影响并为毛泽东熟读的是《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前者为清代沈德潜选编，选录唐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诗作1828首，分体编桃，并有简单评位。其中选李白诗150首之多。《唐诗三百首》为清代乾隆年间孙洙选编，自序上题为“蘅塘退士”编选。由于编选简要，多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便于诵读，故广为流传。以后又有好几种注释本，其中以陈婉俊的注本为佳。其中也有不少李白诗作。毛泽东比较喜欢这个本子。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便有李白诗作15首。 《梁甫吟》这首诗，是李白被唐玄宗召进长安，过了三年布衣翰林的客卿生活，满怀“济苍生”、“安黎民”的远大政治抱负，未受重视，反被统治阶级排挤出长安后所作。诗中大量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中有为之士遭受的挫折，比拟自己的怀扌不遇，控诉权奸当道的黑暗政治。诗人用“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碎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暗示皇帝身边被小人包围，使他报国无内，壮志难酬。但是诗人并不绝望，从全诗一开头的“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到最后“《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屼当安之。”看得出他寄希望于未来，相信有扌能的人，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抱负，不应因受挫折而气馁。这是李白用世之心的积极方面。这首诗，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极富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毛泽东喜爱这首诗，早在60年代，他就會在五页红格信纸上，凭记忆手书过这首诗。毛泽东晚年对李白这首政治上失意后的悲愤之作，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表露出特殊的倾心。毛泽东故居藏书里，有一份李白《梁甫吟》的手抄本。它是用一寸大小楷休的毛笔字，抄录在16开毛边纸上的，共七页。右上角，有毛泽东用铅笔画着读过两逼的圈记。了解情况的同志说：这是毛泽东晚年，由于眼疾视力减退，为了读这首诗，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在另一本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里，他在“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用红铅笔画着直线，在函套上也画着读过两逼的大圈。 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泾县桃花潭人，常酿美酒招待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年胡虏，良人罢远征？”等诗，毛泽东也多次圈画。这些诗的语言明快爽朗、形象生动、感情真切，琅琅上口，具有“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民乐府风韵，毛泽东很爱读。 773 ==========第268页========== 好诗 (读李白《将进酒》等) [原文]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一一摘自李白《将进酒》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好诗 毛泽东读李白《将进酒》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第22页) [解析] 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李白《将进酒》的标题前，毛泽东画着 一个大圈，标题后连着画了三个小圈，天头上又批注：“好诗”。这首诗虽有人生短促之感慨，但情感豪迈、奔放、自信，事实上是从一个侧面（或以洒脱的方式)反映了对当时社会压抑人扌的不满。对李白那些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不畏权贵、不崇拜偶像的诗，毛泽东都很欣赏。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等等诗句，毛泽东在句旁画了着重线。好几本诗集中，这些诗的标题前都画着两个、三个圈；有的书中，标题前画圈，标题后连画三个小圈。足见重视之深。 774 ==========第269页========== 主要是艺术性高 (读李白《蜀道难》) [原文]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一一摘自李白《蜀道难》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篇有些意思 一毛泽东读李白《蜀道难》的批语（见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7页，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一一摘自杨建业《在毛译东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解析] 在一本中华书局印行、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的《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并批注说：“此篇有些意思”。全诗极意夸张蜀道的险峻壮丽，当现实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和比喻奇情壮美的景观时，便以神奇莫测之笔，全凭渺茫虚幻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传说，来烘托气氛。于是，从传说中的蚕丛、鱼凫这两位“尔来四万入千岁”的古蜀国开国君王起笔，又写到秦国入蜀、五丁开山的神话。传说，秦惠王许嫁五位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个力士去迎接。回到梓潼，见一大蛇钻入山穴中，五力士共扯蛇尾，把山拉倒，于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诗人还发出这样的想象，羲和驾着六条龙拉的车子载着太阳在空中运行，走到蜀地剑阁山时也被挡住，不得不回车。那里至今还竖立 775 ==========第270页========== 着使“六龙回日之高标”。这样的想象，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景观描绘得极富感染力。此外，诗中还借用其他事物来衬托蜀道之难。如“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等。诗的开头、结尾和中间三处赞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部作品，实在是把山高道难写到了极境。所以毛泽东说“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毛泽东在同芦荻的谈话中，为什么说不必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呢？这是因为古今注家对这首诗的内在意义有不同说法。如萧士贇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说，这首诗是安史之乱后，讽刺玄宗逃难入蜀之作。初版于1963年，由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在该诗前面的“题解”中说：“唐时，蜀中商业经济极为发达，入蜀的人们乐不思返，而没有意识到这一地区，形势险要，自古为封建割据之地，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诗中强调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就是指此而言的。”毛泽东不同意这些内容分析，认为主要是艺术性高。 776 ==========第271页========== 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读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原文]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一一摘自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六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入月六日 一一毛泽东1959年8月6日致刘松林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57页)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四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一一毛泽东1961年9月16日在庐山的一封信（见《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 [解析] 李白这首七言古风，乃登山有感以寄友人之作。在诗中，李白强烈地表达了他“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漫游旨趣。在诗的结尾处，李白甚至表示：“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唐诗别裁集》编选者沈德潜在该诗末尾说：“先写庐山形势，后言寻幽不如学仙，与卢敖同游太清，此素愿也。笔下殊有仙气。”所评当是。毛泽东两次手书诗中的四句，一赠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一赠儿媳孩辈。其所重者，在于这四句所写浩阔雄浑之境，概与他自身的浩阔胸际相吻合。书以赠人，当是劝导他人开阔胸际之意。此外，游历名山大川，也是毛泽东一生之好。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在《讲堂录》里写道：“汗漫九垓，逼游四宇”，“游之为益大矣哉！”“益”在何处？“陶写胸襟，可以养气。” 777 ==========第272页========== 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还收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全诗。书法风格与1961年9月在庐山所写四句相异，用纸为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稿纸，可知书写时间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间或有几个别字，当是凭记忆而写。看来，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首诗。 778 ==========第273页========== 秦始皇作为，远胜书生意气 (读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 [原文]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后，大略驾群扌。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哈，骋望琅邪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一一摘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衣。”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今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一一摘自毛泽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解析] 李白有9首五言古风，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多是借史咏怀。毛泽东 一直很推崇秦始皇，读到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自然就很注意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在毛泽东看来，以秦始皇之赫赫功业，而文人笔下赞颂者委实太少。故对“李白讲秦始皇”，很有兴趣，并赞成他在诗中开头几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对秦始皇的正面颂扬，且有气势。由于该诗后头部分写了秦始皇太兴土木，寻求长生之药等事，便引出毛泽东一段对李白很不客气的议论。 毛泽东似乎不赞成李白超越时代、超越客观的历史事实及其影响来感叹秦始皇的最终结局(“金棺葬寒灰”)。李白的感叹是把诗人有关抽象的人生价值和超脱的历史观念加在政治家头上，以道家的玄辩来褒贬法家的务实；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家就应该牢牢地把握和创造现实，更何况秦始皇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历史上了不起的非凡人物，其轰轰烈烈的功业、成就和影 779 ==========第274页========== 响也是千古相传的。毛泽东不无挑剔地指出李白在自己诗歌中抒发的傲视一切的勃勃雄心，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处境（想当官而不得）之间的深刻矛盾。可以说是点出了古代大多数有成就的诗人们的普逼命运。这虽然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合理制度压抑人扌的痈疾，但从诗人角度看，也是书生式的空好议论的必然结果。（李白虽志向远大，但并无实际扌干，再加上他为人放荡不羁，这就必然导致四处碰壁，可惜他至死未悟。)从这个角度一比较，纯粹诗人与政治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天平上自然发生倾斜。 毛泽东随口引出李白在《梁甫吟》中的诗句用典来指出李白的弱点。李白在《梁甫吟》里引用了刘邦谋士、嗜酒如命的高阳人郦食其的事迹。郦以 一介书生游说楚汉之间而受重用，季白对此很有点推崇神往，故说“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随口说出几句打油诗，用史实指出郦食其的悲剧下场。据《史记》载：刘邦手下大将军韩信引兵东向，欲攻齐国时，为刘邦所用的郦食其枪先说降了齐王，意在争功。不料韩信仍率兵攻齐，连下72城，齐王以为是郦食其以缓兵之计欺骗了自己，便把他抛入油锅烹死了。从毛泽东富有情趣的调侃打油诗中，不难看出他对纯粹诗人心态的超越，对自视过高的书生意气的轻视。 780 ==========第275页========== 政治诗，然也有比、兴 (读杜甫《北征》等) [原文]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嗊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 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 0ee。。e 一一摘自杜甫《北征》[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解析] 杜甫(712一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會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青年时代南游吴越，北游齐越，过着“丧马颇清狂”的生活。天宝三年(744)，与李白、高适等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天宝六年，到长安应试，因李林甫作梗，应举的人全部落第，遂在长安潦倒10年左右。天宝十四年，出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安史之乱爆发，当时他正在奉先探亲。次年，肃宗在灵武即位，他移家鄘州，只身奔灵武，不料途中为叛军所俘。至德二年(757)，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因上书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关中大旱，为饥饿所迫，弃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安家定居。后入西川川节度使严武幕，被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武卒，乃携家至夔州，代宗大历三年（768)，乘舟出三峡，经今湖北入湖南，贫病交加，死于湘江舟中。诗作甚丰，原有集60苍，早佚。北宋王沫编集20卷，补遗1卷，题为《杜工部集》。后世杜集及注本，皆以此为基础。 毛泽东亦喜读杜诗，但评价似不太高。1942年4月，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年同臧克家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 781 ==========第276页========== 爱”。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径直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又说，杜诗是“政治诗”。 杜甫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他一生抱着忠君爱国，积极用世的心情，时刻忧国忧民。对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回纥、吐蕃等族统治者的掠夺侵扰，都力加反对，客观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动乱时代，加之仕途坎坷，流离漂泊，历经祸乱，因而能够体念和同情广大人民的疾苦。其诗在抒写个人情怀时，往往能紧密结合时事，内容深厚，意境广阔，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杜会生活和历史面貌，后世誉之为“诗史”。毛泽东说杜诗是“政治诗”，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特别是其创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用世动机。 从创作角度讲，杜甫诗作，特别是一些咏史叙事之作，赋多于比兴。这也是毛泽东对杜诗评价不是很高的原国。此外，毛泽东晚年有扬李抑杜想法，是因为他感到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却相差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艺术价值又不在杜诗之下。 不庸讳言，毛泽东的扬李抑杜，是包含了他个人的欣赏偏好的。毛泽东也时常读杜诗。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在“工部词”的“诗史堂”，称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还借阅了杜甫草堂的各种版本的“杜诗”12部，108本。在《杜诗选》（明·杨慎选）这个版本上，他用铅笔圈了两首诗：《白帝城登高》、《至后》。毛泽东还阅读了唐、宋、明三朝的一些杰出诗人的作品，专内圈阅选出了“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川的一些诗和词”（共17位诗人的诗词64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共12位诗人的诗19首)。其中陆游8首，李白6首，杜甫的诗最多，25首(1979年，四川川人民出版社将这些诗词编辑成册，约请刘开扬加注释，用《诗词若干首》的题名出版发行)。当时，毛泽东还为到会的同志挑选了一部分有关四川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印发给大家。其中有《都江堰资料》、《司马错论伐蜀》、《成都由来》和《武候同、杜甫草堂全部对联》等。从毛泽东故居藏书中看，他读过杜甫不少诗，仅圈画过的就有67首。对杜甫的诗，毛泽东圈画三四逼的有《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阁夜》、《春望》、《佳人》等等。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些诗标题前，都画着大圈，标题后连画三个小圈。这说明毛泽东对杜甫的诗虽然“不甚喜爱”，但仍然大量地认真地阅读其作品，重视其精华，能背诵他的很多诗。 例如，1964年毛泽东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索笔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手书墨迹，现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写过季攀龙的一首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有人會问过周世钊，“侍臣”指的是谁？周世钊说，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周世钊还说，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 782 ==========第277页========== 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内，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后，则为：“群山万壑赴荆内，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四句诗便变成对林彪讥嘲的诗了。 对杜甫的《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把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谈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會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北征》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至唐肃宗所在地凤翔，其时家在椰州。这首长达700多字的五言长诗是杜甫由凤翔至解州探亲时写的，即诗人在小注中所说：“归至凤翔，墨制放经酈州作。”鄘州在凤翔东北，所以诗名《北征》。诗中分别叙述诗人回家探亲时忧国忧民的情怀，旅途见到的战争创伤；久别还家时家人的凄惨境况；切望以官兵为主力收复两京，对借兵回纥怀有的隐忧；最后叙述了对唐朝中兴寄予希望。杜甫在诗中采取“敷陈其事”的叙述所见、所闻、所思，但在形容旅途中见到的“山果”“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即用比喻；“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即用兴的手法。所以毛泽东说：“其中亦有比、兴” 杜甫写过一首五言古风《前出塞》，主要是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其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毛泽东读过这首诗，六十年代末，毛泽东會借用这首诗来表达过他的外交战略。据吴旭君回忆：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时，毛泽东會预测过尼克松可能当选，还说准备请他到北京来。吴旭君说，尼克松是反共老手，同他会谈会有舆论压力。毛泽东接着让吴旭君背杜甫的《前出塞》，然后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了。 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一一这无疑是对杜甫《前出塞》要旨的政治化运用 783 ==========第278页========== 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 (读韩愈《韩昌黎全集》) [原文]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一一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解析] 韩愈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他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盛唐、中唐以来逐步兴起的佛、道二教，以整饬社会风气。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他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便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黎民百姓的人性视为下品，认为这是不可变更的天理自然。他以维护道统自居，他的“道”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原则的概括。 对韩愈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基于此，他扬柳抑韩，称赞柳宗元反对韩愈的文章，也称赞文史家们扬柳抑韩的论著。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解析毛泽东读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条目，即有叙述。此外，《韩昌黎全集》里有一篇《伯夷颂》，称道伯夷兄弟不作新朝臣民，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以保持作为商朝遗民气节的举动，这反映了韩愈维护正统”的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便批评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关于韩愈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思想，毛泽东赞同他反对骈文、革新文体、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等形式方面的思想。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毛泽东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但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的思想，毛泽东则持否定态度。 除形式之外，毛泽东对韩愈文章评价较好的，便是跳出道统古意说话的篇章。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784 ==========第279页========== 如是而已。”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會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杜1985年版)。 宋人以于学、议论、散文为诗，有时理胜于情，缺少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在韩愈那里已开其端。作为诗文大家，他以文为诗的特点常使他的作品“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这一直为历代诗评家所诟病。毛泽东也颇不欣赏。1959年4月1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余地时，毛泽东说：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究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的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51个，叠字诗句14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 但毛泽东也反对说韩愈完全不知诗的观点。他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所列举的“还是可以的”《山石》一诗，便是记游写景的名作，风格清新，语言平易。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等，颇为耐读。 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把韩感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的确，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以“法家”来概括其思想的进步性方面，却是当时的时代痕迹。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外。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入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款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毛泽东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乐于引用的。 785 ==========第280页========== 劳动者中贤人多 (读韩愈《与崔群书》) [原文]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一一引自韩愈《与崔群书》，见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韩愈《与崔群书》的批语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9页) [解析]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文学家姚鼐编选的一部文章总集。共75卷，选录历代散文辞赋700余篇，唐宋入大家的作品占了主要部分。全书依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今、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类冠以小序，具述文体源流。该书选文甚严，考核细致，是代表桐城派文学观点的一部古文选本，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特别喜欢读《古文辞类纂》，关于这一点，本书“早期篇”已有叙述。建国后，毛泽东再次读这本书，并在一部清朝同治己已年间江苏书局刊印的版本上做了 一些批语。 关于毛泽东批注该书收录的宋代散文家的作品的情况，我们在后面将作介绍。 书中收录的韩愈的《与崔群书》，把人划分为贤与不贤两类，进而感叹贤者不得相遇的艰难处境。这倒是古代知识分子历久不衰的经常性话题。毛泽东的批语似乎觉得，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划分贤与不贤多少的杠杠太抽象宽泛了些。推崇劳动人民，认为卑贱者比所谓高贵者贤明，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主要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在毛泽东看来，就广大的劳动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是“贤者多，不肖者少”。 786 ==========第281页========== 这些话前人大多说过 (读韩愈《谏佛骨表》) [原文]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异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鬼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若此，将谓真心事佛。…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身脔，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一一摘自韩愈《谏佛骨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韩感《谏佛骨表》 一引者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愿逆》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一一摘自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谏佛骨表》是一篇改变韩愈政治命运的文章。唐代，佛风大倡，到其中叶，迎送瞻仰佛骨舍利之风愈演愈烈。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降旨令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一行到法内寺迎佛骨至宫内，他们百余人抬着置放佛骨的金珠宝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开远内，数以万计的金幡、华盖、旅旗夹街迎候，绵延10余里。佛骨到宫内后，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京城内外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侍郎，随即上《谏佛骨表》，痛陈其弊。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轻浮狂妄，要处以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扌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谷城的谈话。之所以谈到韩愈的《谏佛骨表》，是因为刘大杰告诉毛泽东，他正在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从刘大杰的回忆来看，主要是该文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要求禁佛，用韩愈的话来说这种“诡异之观”是“伤风败俗”，其中虽有“弃其业次”之语，但只是偶 787 ==========第282页========== 然提及而已，没有谈到狂信佛教对发展生产力的消极影响。同时，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排佛，前人已多有论述。对此，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的批语，或可作一例证。姚崇在其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作佛事，接着对信佛之风作了一大段批判，大意是当过和尚的梁武帝，入过道的北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超度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都不仅没有长寿，而且结局大多不好。相反，远古、先秦时期，没有佛教，国运不错，而且还有不少长寿的人。究其因，乃“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是不相干的。毛泽东随即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写《谏佛骨表》，是在姚崇之后89年。 788 ==========第283页========== 要有这种气概 (读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 [原文]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一一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毛泽东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语 [解析] 刘禹锡(772一842)，字梦得，洛阳人。22岁登进士第，又登鸿辞科。后做过准南节度史杜佑幕府中掌书记、渭南县主簿和监察御史。永贞革新期间，任屯田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以后担任过一些州的刺史。57岁回长安，一度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后又贬为地方刺史。晚年任太子宾客，故人称刘宾客。著有《刘宾客文集》。 刘禹锡是中唐诗坛巨匠，白居易称他为“诗豪”、“国手”。他有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反对当时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政治弊端。唐顺宗时，与柳宗元等在王叔文领导下进行政治革新，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一生两次被贬，长期过着流放的生活，但他坚持革新的政治主张始终不悔。他同时又是一位有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家，写过《天论》等文章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读过刘禹锡不少诗，很多诗都圈画过五 六逼。 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毛泽东在诗人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用红铅笔画着一个大的圈记；旁边，用黑铅笔画着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用红、黑两种笔迹作了圈画批注。毛泽东用红铅笔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圈；在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又用黑铅笔在这首诗的第一句前画着圈，每句诗后加了圈。《唐诗别裁集》的编者还写了这样一个注解：“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注解。在“造化亦无如之何”下画着着重线，批注：“此种解释是错误的”。为什么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呢？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刘禹锡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从和州刺史被证还京，和白居易在扬州相逢时所写，虽自比为“沉舟”、“病树”，但从全诗以及刘禹锡一贯的世界观和人生态 789 ==========第284页========== 度来看，作者在这两句中所表达的，总体上认为历史是要向前发展的，其中包含了刘禹锡本人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编者把它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人生哲学，很难说不是脱离作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误解。所以，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解释。指出它是“错误的”。他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中。引“沉舟”二句，也是注重它积极进取的大无畏“气概”。 从刘禹锡的经历来看，他长期处于政治逆境之中。他第一次被贬时，只有23岁，10年后被召回长安，写了一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恰恰因为这首诗对新贵有讽刺，再度被贬。14年后又被召回，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不顾政治上一再遭受的打击，仍用嘲讽的口吻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现了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很喜爱这两首诗，會经挥毫手书过。这两首诗，与“沉舟”、“病树”二句，精神是致的，可互为印证。 毛泽东也很爱读刘禹锡的一些味史诗。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刘禹锡的《蜀先主庙》一诗旁，毛泽东批注：“略好”。这首诗为：“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诗人赞扬刘先主刘备，贬讥刘后主刘禅，全诗写得含蓄凝练，具有史论性质。《乌衣巷》一诗，毛泽东圈画过六次。这首诗为：“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人从感叹东晋豪巾贵族王导、谢安的兴衰，借古讽今。诗的意味深长，发人思索。 1975年春天，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当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芦获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为他读书。初次见面，问过姓名之后，问她：“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接着自己铿锵有力地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芦获的姓名恰好镶嵌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里，因此毛泽东很快联想到这首他所熟悉的诗。西塞山在今湖北武昌附近。晋武帝时大举伐吴，王濬统领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修巨型战舰，破吴于水中所设铁锁等障碍，顺流而下，直取吴都建业，吴降。诗人刘禹锡通过缅怀历史，抒发他对国家兴亡的关注之情，指出割据分裂局面不能持久，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对这首诗先后圈画过六逼。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画着一个大圈，标题后又连画三个小圈。在另一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编者在诗后注释：“时梦得与元微之、韦楚客、白乐天各赋金陵怀古，梦得诗成，乐天览之曰：‘四人探骊龙，子已获珠，余皆鳞爪矣’。遂罢唱。”“梦得”是刘禹锡的字。毛泽东对这段注解，逐句加了圈点断句。 长期流落在巴山蜀水一带的刘禹锡，一方面有机会广泛接触民间疾苦，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从那些地方的民间歌谣中汲取了艺术的营养，因而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新的风格。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都具有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与响亮和谐的音韵节奏，表露的情感真挚、细腻、含蓄。毛泽东对这类诗都有圈画。 790 ==========第285页========== 白诗高处，在有平等心情 (读白居易《琵琶行》) [原文]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内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會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2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一一摘自白居易《琵琶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一一毛泽东读白居易《琵琶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 [解析] 白居易(772一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少有诗名，29岁中进士，36岁授翰林学士，先后任校书郎、周至县尉、府试官、江州司马、忠州刺史、中书舍人、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在宦海辗转升沉，晚年退居香山，过了18年的隐居生活。生前會将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名《白氏文集》，共75卷，收诗文3800多篇。后有散快，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刻本。与元槓等倡导新乐府运动，多讽喻。代表作有《卖炭翁》、《新丰折臂翁》、《长恨歌》、《琵琶行》等。 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白居易的《琵琶行》这首诗的天头上，写了上面所引的那段批语。他还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连画三个大圈，在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會相识”句旁，一路密圈。白居易是唐朝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倡导者和突出代表。他生活在唐朝的中后期，出身于小官僚家庭，早年生活穷困，在战乱中度过长期的流浪生活，目睹了人民中的种种苦难，体验到政治上的黑暗和弊端，因此有比较进步的文艺理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文学要反映现实；主张诗、文应“救 791 ==========第286页========== 济人病，稗补时阙”（《与元九书》)，“张直气，扶壮心”（《和答诗十首序》)，即文学要有战斗性。他做谏官时，因触犯了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就是他政治上遭受迫害、“谪居卧病浔阳城”时所作。诗中借一个沦落天涯弹琵琶女子的一生遭遇，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坎坷身世，及与之共鸣的思想感情。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使白居易的这首诗散发着异样的光彩，“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會相识”，是饱浸着诗人血和泪的传世诗句。这首诗在写琵琶演奏的音乐效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毛泽东说白居易与弹琵琶女子“有平等的心情”，并称赞这是“白诗高处”，可谓一语点破这首诗的精髓！诗人白居易是弹琵琶女子的知音，毛泽东是诗人白居易的知音！此外，毛泽东还用八页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稿纸，书写了《琵琶行》，从个别相异的字词来看，他是把全诗背下来以后书写的。 毛泽东在读清代吴景旭的《历代诗话》时，也很注意古人对《琵琶行》中的一些字词和地名的疏解。如《琵琶行》中的“枫叶获花秋瑟瑟”一句，有人解释“瑟瑟”是形容秋天的萧瑟。《历代诗话》的《瑟瑟》（《历代诗话》庚集)一文中说：“杨升庵曰：枫叶红，获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宝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作者列举对“瑟瑟”的各种注解：”《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阳杂编》，有瑟瑟幕，其色轻明虚薄，无与为比。《唐语林》，卢昂有瑟瑟枕，宪宗估其价曰：至宝无价。《水经注》，水木明瑟。”又举韦庄等人的诗加以论证。毛泽东对此，逐句加了圈点。白居易《琵琶行》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历代诗话》中有《虾蟆陵》（《历代诗话》庚集)一文。其中说：杨升庵考证，虾蟆陵在长安。作者认为：“《国史补》谓董仲舒墓巾，人过要下马，以故号下马陵，而语讹为虾蟆陵。白公诗亦循俗之过。”并举苏东坡的诗论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也是逐句加了圈点。由此可见他不是一般地阅读和了解《琵琶行》。 白居易也有一些闲适诗写得较好。毛泽东也很喜欢其16岁时写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对这首诗，毛泽东在四五本诗集中都作了图画。白居易的这些诗，语言通俗，富于哲理性，毛泽东是很爱读的。 792 ==========第287页========== 盖棺扌能论定 (读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原文]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一一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盲日，玉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亨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 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亨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一一摘自毛泽东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1页） [解析] 毛泽东不止一次谈到白居易的这首诗。1972年，在批判林彪阳奉阴违，最终自我暴露的反革命罪行时，毛泽东引这首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过程的。毛泽东故居里还有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其中《放言五首并序》的第三首，毛泽东对全诗都用红笔画满了着重线。毛泽东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道出了识别一个人的真伪的哲理。 793 ==========第288页========== 一个很好的教训 (读柳宗元《黔之驴》) [原文]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一一柳宗元《黔之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柳宗元會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摘自毛泽东1942年9月7日《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见《毛泽 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3页) [解析] 《黔之驴》是柳宗元写的《三戒》中的一篇，另外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均为讽刺性寓言小品文。作者在《三戒》序言中说：“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 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强怒，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黔之驴》所讽刺的，便是“出技以强怒”。后人对它的解释，是认为没有真本领的人，常常捉襟见时，陷入滥竽充数的尴尬。黔驴技穷，遂成为有名的成语。 毛泽东谈《黔之驴》的发挥，自是另有一格。他从大与小的角度来说明，小的只要“更加扎实些”，便能战胜“庞然大物”，犹如小老虎能吃掉没有实际本领的大驴子一样。 1942年5月30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他号召鲁艺师生到“大鲁艺”去开展工作。据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里记载，毛泽东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扌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 794 ==========第289页========== 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接着，毛泽东又讲了《黔之驴》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贵州没有驴勾子（驴勾子是陕北农村对毛驴子的称呼。毛泽东讲话常用人民口头的语言)，有人运了一匹驴勾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勾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勾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勾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勾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扌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勾子。”在这里，毛泽东又是借柳宗元这篇文章，来说明外来的有知识的洋包子，不要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土包子。 驴之被小老虎吃掉，自然是个“很好的教训”。 795 ==========第290页========== 英俊天扌，搞点幻想 (读李贺《李长吉集》等) [原文]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一一李贺《梦天》，摘自《李长吉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 [解析] 李贺(790一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家居昌谷。宜阳境内)。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至贺家世已衰，生活困顿。自幼聪明，少有诗名，作诗极为刻苦，會深得韩愈赏识，还与皇甫湜、沈子明等人友善。因避父讳，被迫不能应进士试，韩愈會作《讳辩》为之鸣不平，然终未能登第，仕途不得意，一生只做了三年奉礼郎便郁郁而死，年仅27岁。李贺一生，以铸为业。所作多古诗、乐府，极少近体律诗。内容上多批判现实，慨叹身世之作，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悲愤的感情。有不少描写神仙鬼魅的作品，宋人钱易、宋祁据此称其为“鬼方”。艺术上，贺诗上承楚辞、 九歌和南朝乐府的传统，下继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并直接受韩愈的影响，形成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意境迷离，语言瑰丽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并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不足之处在于有的诗过于求新求奇、流于晦涩荒诞。會自编诗集，共四编，收诗223首。由于其作品比较难读，从宋至清便有十数种注木。南宋吴正子《李长吉歌诗笺注》最古，此后有姚文受《昌谷集注》、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等。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王琦《汇解》本为主，附录姚文燮的《集注本》、方扶南的《批注》本，加以断句，名为《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还出版了叶葱奇的《李贺诗集》，该书以王琦《汇解》本为主，参照其他诸家做了订正、增补和注解。 李贺是毛泽东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称李贺为“英俊天扌”。在1958年1月16日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在他的心目中，李贺是浪漫主义幻想的代表诗人之一，而浪漫主义，恰是毛泽东的重要的性 796 ==========第291页========== 格内容。注重想象，是大胆创造、跳出圈圈想问题的心理条件之一。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要大胆创造，不要迷信时，说：中国的儒学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写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夫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藏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等。翻开这些书，每本都有毛泽东的圈画。在一本《李长吉歌诗集》杜牧所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多处画着曲线和圈。李贺流传于世的诗约有240首，毛泽东圈画过的有83首。有些诗圈画过四五次。 此外，在一本毛泽东读过的《新唐书》第230卷《李贺传》中，他在天头上标写着“李贺”两个醒目的大字，在记载李贺写诗“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等处，逐句加了旁圈。 毛泽东圈画得较多的是李贺的《南国十三首》和《马诗二十三首》。这两组诗是诗人托物、托景、托事寄情，抒发自己对政治、对人生的抱负、见解和感慨的。毛泽东除了在几部李贺的专集中圈画了这些诗外，在《唐诗别裁集》中也作了圈画。而以《南园》中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 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和“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两首圈画得最多。这两首诗是抒发诗人要求参加削藩平叛的战斗豪情，嘲讽那些死读经书、庸懦无为的书生的。这类诗还有《浩歌》：“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逼红，彭祖巫咸几回死。”诗人用神话传说，描绘自然界的变化，感叹人生易老，从而怀念历史上知人善任的平原君：“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使英雄得以施展扌能。这首发愤抒情之作，表达了诗人渴望在少壮时期奋发图进的强烈心愿。《致酒行》一诗中，诗人以汉朝的主父偃、唐太宗时的马周先遭厄运，后被重用的历史人物自勉自励，不以遭际“零落栖迟”、“幽寒”而气馁。诗的最后四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表达了诗人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壮志得以实现的愿望。“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诗句，音韵高亢，意境开阔，是诗人积极进取、胸怀蓬勃朝气凝铸的心声。毛泽东在写《淀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时，点化运用“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一诗句，形容全国解放后，由黑暗走向光明的中国。 毛泽东还多次圈画过李贺的《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苦昼短》、《昆仑使者》、《官街鼓》等诗。诗人在这些诗里借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或讽喻帝王求仙访道、谋取长生之术的愚妄；或指斥帝王纵情声色，导致国家衰亡的昏骑。它是诗人不满现实的呼声。诗的语言警策精辟，发人深省；意境、词句都充分体现诗人俏丽哀艳的艺术风格。毛泽东是很欣赏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通过魏明帝搬迁汉武帝所铸金铜仙人这一段历史(“茂林刘郎秋风客…忆君清泪如铅水”)，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赋予金铜仙人以真挚深沉的思想感情，着力刻画了仙人离开京都长安时的哀伤、愤慨和对汉武帝的眷恋。其中“天苦有情天亦老”一句，更是写仙人离京时的感叹，诗意是深邃的。毛泽东在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时，引用这 一诗句并赋以新意。 797 ==========第292页========== 杜牧盛赞李贺的诗为“骚之苗裔”。他的《巫山高》、《湘妃》、《神弦》、《雁巾太守行》等诗，都被誉为“胎息《楚词》”，也是毛泽东图画得比较多的。毛泽东多次圈画过《雁内太守行》这首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土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首诗写元和年间在易水一带进行的平叛战争，全诗色彩浓重，气势悲壮，意境苍凉，是一幅有声有色的战斗画卷，反映诗人要求削平藩镇、统一国家的思想，风格很像《九歌》中的《国殇》。毛泽东对李贺的这类诗流露出喜爱。 李贺以他奔放的激情，瑰丽多彩的语汇，奇峭独特的构思，驰骋丰富的想象力于神话世界，写下一些游仙诗，如《天上谣》、《梦天》等等。《梦天》中写诗人梦游太空，看到奇丽变幻的天光月色；俯视人间，沧海桑田，千年如瞬息。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九州和海洋，渺小得像九点烟、一杯水。这首诗美丽而富哲理，感染力很强。毛泽东在一本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中，对“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两句未画着圈；在天头编者的评语：“论长吉每道是鬼方，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九州二句，妙有千古”处，每句都圈点断句，很重视这一评论。 1960年5月初，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便专内同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谈到《梦天》，解释了诗中“三山”、“齐州”、“九点烟”的意思，接着说，这是唐朝李贺的诗，这个诗人27岁就死了。他专内作古怪的诗，人们说他写的是鬼怪，不是人诗，但有些还是容易懂的。 毛泽东对李贺诗歌的偏爱和熟悉，还可从这样一个例子中得到说明。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其中有一首《湘灵歌》，是鲁迅于1931年3月5日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鲁迅借用这个神话典故来表达对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死难者的哀思。全诗为：“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秋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琴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内。”毛泽东在该诗未句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贺在《自昌谷到洛后内》一诗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内”之句。足见毛泽东读季贺诗之精细。 798 ==========第293页========== 做事要干到底 (读杜牧《题乌江亭》) [原文]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于俊，卷士重来未可知。 一一杜牧《题乌江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入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一一摘自毛泽东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的演讲词 [解析] 毛泽东在上面这个讲话中说的“从前有一个人在他（项羽）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是指晚唐诗人杜牧(803一852)写的一首《题乌江亭》。杜牧出身高内世族，是宰相杜佑之孙，又是少年科第。本可飞黄腾达，但由于为人刚直不阿，不屑逢迎权责，最后仅官至中书会人。在诗歌散文方面，与李商隐齐名，人称“小李杜”。有诗文集《樊川文集》。建国后，毛泽东會特意批示工作人员为他找一本《樊川川文集》，可见他对杜牧的作品是注意阅读的。 《题乌江亭》是杜牧的咏史诗。毛泽东很早就读过。1939年4月8日的讲话，借它来说明“要干到底”的意思，当是抓住了该诗的主要旨意。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建国后也有所表达。杜牧另有一首咏史诗题为《赤壁》：“折栽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历代诗话》的《二乔》（《历代诗话》庚集)一文，引用许彦周诗话对这首诗的理解。许彦周认为“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历代诗话》辑录了另一种理解，认为：杜牧的诗，常“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东风、春深数字，较为含蓄深窈矣”。并举杜牧《题乌江亭》佐证，说“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士重来决矣。”毛泽东在“翻案法”等处画了着重线，但对有关项羽的论断则批注“此说亦迂”四个字，不同意这种观点。“迂”在何处？《历代诗话》的作者没有超出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局限，并以个人的“面子”问题来揣摩江东父老对暂时失败的英雄的态度，由此把一场声势浩大的楚汉相争的成败完全归之于个人的声誉。在毛泽东看来，彻底的反抗者和挑战者，除了善于把握历史趋势，分析社会时事外，还必须具有韧性的战 799 ==========第294页========== 斗精神，一切都事在人为。何况在反抗暴秦阶段，刘、项同属于推动历史进步的阵营，灭秦后的楚汉之争，双方所代表的集团力量，也没有进步还是倒退这种历史意义的高下之分，所异者只是刘、项的年龄、个性、扌智和领导经验。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一魄力风范的项羽，如果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回到江东，为什么不可以卷土重来呢？ 毛泽东读杜牧《题乌江亭》有深深的共鸣。他称项羽为“英雄”，肯定他宁肯自杀也不屈降的“气节”，惋惜他放弃卷土重来的机会，提出“要干到底”的命题，鄙薄政治上“开小差”或屈降事敌的汪精卫、张国焘之流，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个人的性格本色呢？ 800 ==========第295页========== 不要一概而论，存疑可也 (读李商隐《李义山诗集》) [原文]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摘自《李义山诗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与论，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一一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解析] 李商隐（约813一-约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自幼丧父，后与弟从堂叔研习经书文章。16岁著《论》、《圣论》，即以古文名于世。后深为牛党的今狐楚赏识，被召为幕僚。开成二年(837)得中进士，會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具尉等职。不久，因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陷入党争的漩涡中。政治上屡受排挤，郁郁寡欢，颠沛流离，潦倒终生。后充任幕僚，病死荥阳。李商隐工诗善文，尤以近体诗和律诗的成就为高，与杜牧齐名，人称“小李杜”；是晚唐重要诗人之一。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揭露宦官专权，批判藩镇割据，反映政治腐败的，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有感二首》、《重有感》等。有借咏史以暗讽时政的，如《隋宫》、《贾生》等。有抒情写景托物言志的，如《高松》、《蝉》等。但最受后人重视的还是表现爱情的无题诗，如《无题》、《锦瑟》等。这类诗感情浓郁，情思委婉，语言精丽，音调和美，读来今人回肠荡气，最能体现其诗歌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艺术特色。其诗艺术成就甚高。无论感时、吊古、咏物、言情，无不蕴含着诗人的深厚感情。十分善于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传达感情，极少直抒胸臆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语言上凝重而又不失流畅，古朴而又不失清新。然少数作品用典过多，过分讲究辞藻，不免流于艰涩，后人有“獭祭鱼”之讥。其诗尤其是爱情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从晚唐的吴融、韩偓，直到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等，都深受其不同的影响。此外，唐宋婉约派词人、元明清戏曲作家也會受其影响。其诗今存600余首，有明汲古阁本《李义山诗集》三卷等。注本甚多，以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较好。 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同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两次谈过对李商 801 ==========第296页========== 隐和韩愈的评价。毛泽东非常喜欢李商隐的诗，尤其是他的“无题诗”。对韩愈的诗毛泽东也非常熟悉，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 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毛泽东翻阅过这本书，直到逝世，还摆放在书架上。在“评法批儒”的政治形势下，刘大杰决定再次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1975年8月2日，他给毛泽东写了 一封信，就如何评价韩愈和李商隐的诗，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谈到：“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如果能得到主席的指教，解此疑难，那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于是，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中，发表了“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的意见。这个意见是遵循学术研究规律的。其实，早在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刘大杰时，谈到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就说过：“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孙琴安《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1991年12月28日《文艺报》)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在病魔缠身和右眼患严重白内障的情况下，他还仔细阅读了刘大杰的来信和作品，还在思考古典文学研究问题，并复了信，这实在今人起敬。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篇论文艺的文稿。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前的有关内部材料中，把毛泽东这封复信的时间确定为(1975年)“入月十二日”。经有关同志鉴定手迹，时间应为“二月十二日”。从手迹上看，尽管毛泽东重病在身，“二月”之“二”写得不标准，但绝对不是“八”，另外.刘大杰的信是1975年8月写的，如果毛泽东是在该月12日复的信，那么，毛泽东说“奉复久羁，深以为歉”就不合乎情理了。据此判定，这封信的时间为1976年2月12日。 毛泽东对李商隐诗歌的熟悉，可从下面这个例子中知其一二。据史学家周谷城回忆，1965年他在上海见到毛泽东，“谈话的范围真够广了。谈到哲学史，他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我说：“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他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学问渊博，对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有兴趣，关于旧体诗，我们谈到了李商隐，我当即忘乎所以，随便把李商隐的一首七言律诗，用湖南腔调哼起来，日：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标，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把五六两句哼了几逼，七入两句居然哼不出来。他知我已忘记了，便笑着，自己代我念出，曰：‘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毛泽东读李商隐的诗，特别喜欢两类作品，一是他的咏史诗，一是他的无题诗。上面同周谷城一道背出的，便是叫《马嵬》的咏史诗。它写安禄山之乱，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咏史诗。从故居藏书中看，这首诗毛泽东有三处圈画。李商隐写咏史诗也是卓然成家的，毛泽东圈画过一些李商隐的咏史诗。如《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扌调更无伦，可恰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说汉文帝召见贾谊这样有扌能的人，不向他征询国家大事，却问鬼神之道。笔触合蓄，语意却辛辣。这首诗，毛泽东有六处圈画。1965 802 ==========第297页========== 年6月28日在上海同刘大杰谈话时，毛泽东还特意问刘：“《贾生》一诗能背得出来吗？”刘背后，毛泽东喟然叹道：“写得好哇！写得好！”（《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李商隐的《北齐二首》写北周大军出征灭齐，齐后主高伟仍在醉生梦死地过着腐朽享乐的生活；《隋宫》写隋场帝荒淫无度，不听谏言，等等，这些诗和七言古诗《韩碑》，毛泽东都分别图画三至 五逼之多。 李商隐的无题诗，大部分是写爱情的，也有一部分咏史的内容。李商隐的爱情诗，辞藻朴实而自然，情致缠绵而不庸俗，有感人的艺术魁力。《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连画三个圈，圈画过五逼。对含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著名诗句的无题诗，毛泽东画着大圈、小圈，流露出极为赞赏的心情。另外如《夜雨寄北》、《嫦娥》等诗，毛泽东都多次圈画。 唐王朝的国势，到李商隐生活的这个时期，已经是江河日下，皇帝昏庸，宦官专擅，朋党倾轧，藩镇割据，土地兼并日益激烈，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人民生活在痛苦的深渊。李商隐怀有拯救晚唐于危亡、报效国家的远大政治抱负，但一生蹭蹬，郁郁不得志。他写的一些政治诗，鲜明而大胆地针迁时政，抒发己见，有独到之处，他的《有感二首》和《重有感》是写“甘露之变”的，前者被清朝何悼称誉为“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诗为最，笔力亦全。”毛泽东多次圈画过这些诗。太和九年，唐文宗与李训、郑注等策划剪除宦官，失败后，李、郑被杀，文宗被宦官胁持，下语杀死他明知无罪的宰相王涯，史称“甘露之变”。当时宦官气焰嚣张，朝官人人自危，李商隐的诗中却敢于痛斥宦官为“凶徒”，为无辜被杀者喊冤：“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王涯會受命定《云韶乐》，诗中“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就是指文宗杀了无辜的王涯之后，在宴会上仍然演奏王涯定的《咸》、《英》乐曲而无动于衷。这两句诗，把这位无权、无能而贪于享乐的文宗皇帝，刻画得入木三分。 李商隐的“无题诗”，因其大多无所确指，成为后世文人评论的一个热点。毛泽东读李商隐的诗，是很精细的。他很注意古人对其一些难懂的作品的解释。《锦瑟》一诗中：“锦瑟无端五十弦。”对这首诗和“五十弦”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历代诗话》中的《锦瑟》一文，记叙了苏东坡的解释：“此出《古今乐志》。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按李诗：“庄生晓梦述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作者在按语中还辑录了另外几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上述四句诗，说的是锦瑟的 四种曲子；有的说锦瑟是今狐楚家的婢女名字；也有的认为对这首诗“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侧意味都尽”。作者还从《汉书》、《史记》等史籍中考证了瑟弦的数目。毛泽东对这些解释和考证，一路密加圈画。正因为他了解历史对李商隐这类诗众说纷纭，故强调“存疑可也”，不要下“断语”。 毛泽东还注意了解李商隐的生平事迹。譬如，他會给田家英写过这样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803 ==========第298页========== 苏雪林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请去坊间找一下，看是否可以买到，或者商务印书馆有此书？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 这封信年代不详，当是在50-60年代，“文革”以前。 此外，毛泽东还时常以李商隐的诗作为书法练习的内容。《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便收有李商隐的《锦瑟》，《筹笔驿》、《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马嵬》、《嫦娥》、《贾生》，这几首恰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作品。 804 ==========第299页========== 值得同情的诗人 (读罗隐《罗昭谏集》，《甲乙集》) [原文] 湖州刺史高彦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绾伏兵击杀之。初，鏐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余杭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 一一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九《钱氏据吴越》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罗隐《偶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昭谏亦有军谋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九《钱氏据吴越》的批语（见 《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06页) 十上不中第 毛译东读罗隐《偶题》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 17页) [解析] 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有罗隐的两本诗集一一《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毛泽东对其中很多首诗都画着浓圈密点，粗略地统计约有91首。毛泽东喜读罗隐的诗，与罗隐的于气与生平遭际有关。 罗隐(833一909)，原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今浙江桐庐)人。生子官宦之家，天资聪明，少负诗名。因常讥讽权贵，會十举进士不第，于是改名为隐。唐咸通十一年(870)入湖南幕府，次年任衡阳主簿。不久，遭权贵打击，愤而辞归。后游大梁、淮、润等地。晚年入镇海节度使钱鏐幕府，會任钱塘今、节度使判官、司勋郎中等职。唐亡，后梁以谏议大夫征隐入朝，不就。一生坎坷，又适逢乱世，笔下多愤世嫉俗，不满时政，关注民情之作。其诗文俱洼，以杂文小品成就为高。诗作收入《甲乙集》、《罗昭谏集》。 作为有扌气而又不得志的文人，罗隐在他的小品文中充分表达了他的不平之情。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文都是他的“情感不平之言，不遇于当时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他的诗歌，有相当一部 805 ==========第300页========== 分也是表达这种情绪的。毛泽东图画较多的，就是这类诗，其中常是借史咏怀。 《筹笔驿》全诗为：“抛郑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筹笔驿在四川境内，诸葛亮出师时，會驻军筹策于此。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三个大圈，每句诗未都画着圈，在第一句旁画着曲线，从第三句开始，一路密圈到底。《王濬墓》：“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即命通，若使吴都犹王气，将军何处立殊功。”王濬是西晋大将，大练水师，破吴有功。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两个大圈，头两句诗旁画有密圈。罗隐在这些诗里，名为咏史，实则是对自己一生怀扌不遇的酸楚感叹。 前面引述的《嘲钟陵妓云英》那首诗，毛泽东特别注重。据说罗隐首次应考的时候，在钟陵酒宴上遇见歌妓云英。十二年后，罗隐还没有考中，又与云英相见。云英笑他仍是一个酸秀扌，罗隐就写了这首诗回答她。诗题一作《偶题》。在《罗昭谏集》中的这首诗最后两句，字字都画了密圈。在《甲乙集》的这首诗中，除圈点外，还批注：“十上不中第”。罗隐的这首诗，名为嘲笑妓女云英，实则是和妓女云英“同病相怜”。“可能俱是不如人”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苦笑，毛泽东对这首诗的圈画和批注，是对诗人身世遭际的深刻理解。 罗隐满腔怀扌难展的悲愤，流露在作品中，既有比较清醒的揭露现实的 一面，也有愤世嫉俗、消极和低沉的一面。如已成为广泛流传成语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他《自遣》诗中的一句。这首诗是：“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毛泽东对这首诗一路密圈到底。“自遣”是自己排解宽慰的意思。诗人生活在政治极端腐败黑暗的晚唐时期，面对着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不能无动于衷，却又无能为力，只落得个以酒浇愁。又如《偶兴》：“逐队随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车尘。如今赢得将衰老，闲看人间得意人。”毛泽东对这首诗最后一句加了密圈。《东归别常修》：“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归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会忆松江两筋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惭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毛泽东对全诗每句都加了圈，天头上画着大的圈记。罗隐在这些诗中流露的情绪是消极的，但这种消极不是醉生梦死、沉溺于声色酒肉的颓废；不是超脱尘世、遁入空内的虚无；这是一个有扌华的人受压抑的血泪呻吟，是他对世事浮沉客观冷静的观察。从毛泽东对这些诗的圈画，可以隐约地感到他对诗人的同情。 毛泽东之所以同情罗隐，还因为他并不是没有实际扌干的空头书生。毛泽东读过的一本《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九记载：唐未藩镇割据，江东纷扰，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与黄巢所属孙儒旧部作战时，在杭州修筑城垒，“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毛泽东对罗隐的话，逐字加了旁圈，批注：“昭谏亦有军谋”。 毛泽东还图画了罗隐的一些有独到见解的咏史诗。如《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越人何苦进西施。西施若解倾美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两个大圈，全诗都密圈。在古典诗词中，有不少著名诗人咏叹西施的作品，罗隐的这首诗，不把国家兴亡之责归于个人的作用， 806 ==========第301页========== 不认为封建王朝是天命不亡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这样超凡脱俗的清醒见解，确属难得。这类咏史诗，毛泽东还圈画过《焚书坑》：“千载遗踪 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祖龙算事浑乖解，将为读书活得人。”罗隐从另 一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有新意，毛泽东对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加了密圈。《秦帝》：“长策东鞭极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恰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这首诗是讽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毛泽东对前两句加了曲线，后两句加了密圈。《董仲舒》：“灾变书生不合闻，漫将刀笔指乾坤。偶然留得阴阳术，闭却南内又北内。”这首诗，对一代大儒董仲舒的评价，在封建社会里是颇为大胆的。毛泽东对此一路密圈到底。 罗隐的写景诗，毛泽东也圈画了不少。如《七夕》：“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唯恐曙光催。时人不用穿针线，没得心思送巧来。”毛泽东对最后两句不仅一路密圈到底，最后还画上一个大圈套两个小圈。诗人对神话中牛郎织女久别重逢的心情是多么体贴入微，构思又是多么别致新颖，毛泽东是很欣赏这首诗和诗人显露的扌华的。《浮云》：“溶溶曳曳自舒张，不问苍梧即帝乡，莫道无心便无事，也會愁杀楚襄王。”《京中正月七日立春》：“一 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涯是今日。远大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这两首诗，毛泽东全诗都加了圈点，标题前分别画着两个大圈。《中秋夜不见月》：“阴云薄暮上空虚（句末加双圈），此夕清光已破除（句未加双圈）。只恐异时开霖后，玉轮依旧养蟾蜍（句旁加密圈）。”仔细品味罗隐的这些写景诗，自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风致，诗的意境别具一格。毛泽东这些密密麻麻的图画，流露出他的欣赏所至。 807 ==========第302页========== 光靠秀扌造反不行 (读章碣《焚书坑》) [原文]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一一章碣《焚书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一一毛泽东1959年12月11日致林克信 [解析] 章碣，生卒年不佯，原籍桐庐（今浙江桐庐县），后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在唐未咸通、乾符年间，累试不第，后竟流落不知所终。与晚唐著名诗文家罗隐友善。诗作以《焚书坑》知名，该诗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的评论，是相当深刻的。故多为后人称道。 毛泽东很喜欢这首诗，读其诗便想知其人，为了弄清章碣的生平以及该诗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是花了功夫的。在此之前，他让康生查过，12月8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蝎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或许是康生送上的材料不能最终回答毛泽东的询问，故他又请林克再查。前面引述的给林克的信，便是写在康生送的报告上面的。 毛泽东经常谈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也关注前人的评价。《历代诗话》中《焚书》一文，说的是章碣《焚书坑》这首诗。作者对“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的“焚书坑”作了考证，指出是在骊山下，即“坑儒谷”。文中辑录了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持不同看法的两首诗：“万历中，陈眉公诗：雪满前山酒满觚，一编常对老潜夫。尔曹空恨咸阳火，焚后残书读尽无。’天后中，叶圣野诗：‘黄鸟歌残恨未央，可恰一夕葬三良。坑儒旧是秦家事，何独伤心怨始皇。’一诘责后人，一追咎前人。各妙！”接着作者例举历史史实，阐述自己的观点。即：“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点。 对这件事，毛泽东有自己的评价。他多次谈过，秦始皇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坑了460个儒，其实主要是反对他的人，而我们搞掉几十万反革命，比他多好多倍。这基本上是为秦始皇辩护的。 在毛泽东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失误，在于他以为搞掉秀扌就万事大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赞同章碣《焚书坑》的观点。 808 ==========第303页========== 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读范仲淹《苏幕遮》、《渔家傲》， 辛弃疾《稼轩长短句》等) [原文] 碧云天，黄叶地，彩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一一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蟑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自发征夫泪。 一一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导》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树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會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同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一一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引自《稼轩长短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一引者注)，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 809 ==========第304页========== 久了，都合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 摘自毛泽东1957年8月1日对范仲淹两首诗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一28页) [解析] 词的创作，自晚唐五代以降，逐步形成椅摩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北宋柳永、李清照为此种词风的代表。同朝苏拭翘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于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后人论宋词，遂有婉约、豪放之别。毛泽东本性近于豪放，最重苏拭、辛弃疾、张孝祥等豪放词家，而前面引述的他说自己不废婉约，偏于豪放那段话，说明他读宋词时对作品风格的选择，有两个角度，一是由阅读节奏引起的自然调节，它对风格的选择有时间的阶段性；一是从个性情趣出发的主观需要，它对风格的选择不受时间阶段性的限制，反映接受主体与作品风格的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 在1957年8月1日的批语中，毛泽东先是抄写了范仲淹的两首词，即《苏幕遮》与《渔家傲》，接着引发出前面引的那段关于婉约与豪放两派的评论。这段评论，集中表达了毛泽东欣赏和阅读宋词的情况。 范仲淹(989一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并不以词知名。毛泽东书写、推荐、评论的这两首，确是范仲淹流传的五六首词中的精品。《苏幕遮》上片写秋色，下片写乡愁，是向来词家多次重复过的内容，却依然给读者比较新鲜的感受。这是由于作者胸襟开朗、感情真挚，而没有一些婉约派词家的扭捏作态。范仲淹曹任陕西经略副使，负责沿边军事行政，抑制西夏侵略，这是他写《渔家傲》的生活基础。其词意上承唐代边塞神韵，通过边塞的凄清景象表现边防将士的忧国深心，从而将文人词扩大到边塞的广阔天地，意境雄阔，具大家气象。从词史上说，这首词是五代以来婉约的柔靡词风转变的开端，当然，还不像后来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那样豪迈宏伟的气势和韵味，也没有稼轩词那样的豪爽和意气，但已明显区别于缠缠绵绵的柔靡词风了。 作为词史上承先后后的作品，必然兼有前者和后者的特点。毛泽东认为，《苏幕遮》与《渔家傲》是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的“中间派”，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宋词中，豪放派的代表词人是苏轼和辛弃疾。毛泽东说他的欣赏阅读，是“偏于豪放”。这一点，反映在对辛词的阅读上。 据臧克家先生在《毛泽东与诗》（《红旗》1984年第2期)一文中说：在毛泽乐阅读《词综》时，會经把自己喜爱的作品，用三种颜色的笔在题目上画大圈，在字句上浓圈密点。这个本子會经复制过。我从友人处得悉详况，也照样标志在自己的《词综》上。他圈得较多的是辛弃疾、张元干这样一些爱国主义的词人的豪放作品。田家英會在电话中告诉我：毛泽东的某首词的起头，是有意仿照稼轩《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 810 ==========第305页========== 从毛泽东故居藏书中，可以知道，在历代词人作品中，毛泽东圈画得最多的，是辛弃疾的词，约98首。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有四册，每册的封面上。他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读过的圈记。书中有60多首词的标题，也画了圈记，书中用黑、红两色铅笔画着圈、点、曲线。从图画用的不同笔迹估计，这部书可能是他在不同时期内断续读完的。在他经常翻阅的几部《词综》里，对辛弃疾的词也是反复多次圈画。 辛弃疾（1140一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属山东)人。出生时宋室南渡已13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22岁时，聚众2000人，起事抗金。后加入农民耿京起义队伍。任为掌书记，共图恢复。次年，奉耿京之命，赴建康（今南京)奏归附事。归途中闻京被降金的张安国所杀，毅然率50骑突袭济州，擒张安国，押回行在斩首示众。此壮举盛传一时。南归后，历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安抚使等职。其间写成《美芹十论》、《九议》，进奏朝廷，提出抗金恢复的大政方略，以讲和方定，不被采纳，亦不授要职。在地方官任上惩贪吏豪强，赈济饥民，创雄镇一方的飞虎军，种种政绩，引来权臣的忌恨，淳熙入年（1181)被弹勤落职。退居江西上饶带湖，后迁至铅山瓢泉。自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以“稼”名轩，自号“稼轩”。此后20余年间，除短期赴福建、镇江、浙东任职外，主要闪居乡间。嘉泰三年(1203)被起用，先后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知镇江府。终因言官弹劾罢职，不久病卒于铅山。 辛弃疾豪爽尚气节，文扌武略，矢志收复中原山河，终未展其宏愿。满腔忠愤，都寄之于词，悲歌慷慨，唱出了时代最强音。词风以豪迈奔放为主，亦不拘一格，兼有苍凉、婉转、明丽、俊秀等多种风貌。善于用典，亦长白描，刚柔相济，灵活多样。与苏轼并称为“苏辛”。有《稼轩长短句》（12卷)与《稼轩词》(4卷)两种刊本。存词600余首，数量、质量都堪称两宋词人之冠。 毛泽东说他自己的欣赏趣味是“不废婉约，偏于豪放”，辛弃疾便是词坛豪放派词风的典型代表。他有两首“京口北固亭怀古”，一首是我们前面引述的《永遇乐》，另一首曲牌名是《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多次圈画过这两首词，非常喜爱。熟悉他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某首诗的起头，是有意仿照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一首，从已公开发表的52首毛泽东诗词里，尚难确认是哪一首，或另有词稿存焉。1957年3月22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毛泽东由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当飞机飞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书写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享有怀》，并向同行工作人员解释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京口北固亭在今江苏镇江东北。京口會是 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早年也是在京口起兵，率军北伐，战胜侵扰中原的鲜卑人。后来推翻东晋做了皇帝。这两首怀古词是辛弃疾66岁任镇江知府时的佳作。他借古喻今，通过对刘裕、孙权等历史人物的歌颂，说明作者南归43年来，一直不忘金戈铁马，征战疆场的抗金斗争，并讽喻南宋统治集团投降主义的怯懦无能，并以廉颇自喻，表示为实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理想，老骥伏枥、雄心不已的壮志。两首诗的风格虽不一致，表达的是同一的思想感情，一向被认为是辛弃疾爱国主义诗篇的代表作。毛泽东圈阅的这类词比较多。 811 ==========第306页========== 辛弃疾南归后，长期落职闲居，不被重用。他的词，有相当数量是抒发对往昔战斗生活的怀念和壮志难酬的苦闷。毛泽东对这类词也圈画了不少。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入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乓。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恰白发生。”毛泽东对这首词，至少圈画两逼以上。在一本《词综》中，他在这首词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国，还在中间加了一点。《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今老矣，搔白 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桔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平候。”对这首词，毛泽东也最少图画过两逼。标题的天头上，画着大的圈记。他还细心地在一本《词综》里把“列舰耸层楼”中印错的“槛”字改为“舰”字。 辛弃疾耿耿难忘“金戈铁马”的战斗岁月，毛泽东细心披阅，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呢？ 毛泽东说他“不废婉约”，在他的阅读圈画中，也有反映。 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是柳永。他是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勤奋读书，吟课诗词，精通音律，多扌多艺，他本来想沿着仕进道路攫升，但因为“多游狭邪”。“好为淫治讴歌之曲”，被宋仁宗斥责为“薄于操行”，致使他屡试不第，50多岁事中进士，一生只作过屯田员外郎等小官，创作多从都市生活汲取素材，主要表现男女的离情别绪和悲叹个人的沦落江湖。有《乐章集》行世。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有一木柳永的《乐章集》，在这本专集和《词综》里，毛泽东圈画过柳永的35首词，有的词是反复圈画的。 柳永在政治上遭受的沉重打击，反映在他写的《鹤冲天》这首词里：“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扌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怕。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毛泽东在这首词的天头上画着大圈；词内每句都加了圈点。柳永在这首词里，傲然以“白衣卿相”自居，视“功名”为“浮名”，看得还不及“浅斟低唱”有意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是词人宦途失意后，玩世不恭的自我解嘲。毛泽东密密圈画了这两句词，说明对它的重视，柳永还写下了描述杭州市井富庶、风光壮丽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也写下了抒发别恨离愁，景、事，情浑然一体，极富艺术感染力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还写下了触景生情，把他一生奔波飘泊的“游宦”经历及厌倦功名利禄的心情委婉表达出来的《入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等等。对这些被称为柳永代表作的词，毛泽东都圈画过。但圈点得比较多的，是《乐章集》中的三首《满江红·桐川》。这三首词情景交融，真切动人。 柳永在任屯田员外郎这个小小官职时，天上出现老人星，宫廷以为样瑞，赋诗庆贺。柳永被荐应制，作了一首《醉蓬莱》。宋仁宗看过后，认为与自己为真宗所写的挽词暗合而大怒，柳永又一次受到斥责。从此“流落不偶”，直至悲惨地死去。这首惹怒了宋仁宗的《醉蓬莱》，毛泽东读后却加 812 ==========第307页========== 了不少圈点：“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雾。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除柳永的婉约词作外，毛泽东还读其他人的婉约词作。 毛泽东读了不少南唐后主李煜的婉约纤绵之词。李煜的两首名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毛泽东都作为书法练习的内容书写过，两词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千古名句。 毛泽东是豪放诗人，但他并不乏婉约情调。除读婉约作品外，他还把这 一情调形于笔端。1923年填的那首《贺新郎》，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个朝霜重、半天残月、凄清如许的景色描绘，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情态勾勒，那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内心感受，深切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缝缕缠绵的柔情蜜意，透射出毛泽东并不常露的“重感慨”这一方面的内心底色。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初，毛泽东还写过一首《虞美人》，也是写给杨开慧的：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显然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分明的婉约派。1957年，早年从杨开慧处得知该词的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想请他写出来，被毛泽东婉拒。但是，1961年，毛泽东又将该词书写给卫士张仙明，并叮嘱：“这个由你保存。” 813 ==========第308页========== 君王听言用人之难 (读欧阳修《为君难论》) [原文] 呜乎！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矣。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谏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 一一摘自欧阳修《为君难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欧阳修《为君唯论》的批 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97页） [解析] 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着力论述了君王在面临臣下进言时的诸多两难选择。从主观上说，对臣下的进言，有的愿意听，有的不愿意听，该听的不一定中听，中听的不一定该听。最难的还是，听或不听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欧阳修在文中学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战国后期的秦赵长平之战。本来赵将廉颇守长平三年，赵王改用喜好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结果赵括盲目出击招至大败，赵乓降秦者四十万，被坑子长平。这对赵王来说，是“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再一个例子是秦始皇打算伐荆，问年轻将领李信带多少兵去合适，李信回答带二十万足矣，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又问老将王翦应带多少兵去，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听后不满意地说：“将军老矣，何其怯也。”结果李信领兵二十万前往，大败而归。改由王翦领兵六十万前往、就胜利了。对秦始皇来说，王翦之言是“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说到这里，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赵王和秦始皇之失，不光是不善选择臣下进言，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不注重有经验的老成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秦国的白起、王翦和赵国的廉颇、李牧这些用兵老道的将领，也是从“新进”之辈成长起来的，再说，即使是“新进”的人物，如三国时代孙权手下的周瑜，刘备手下的诸葛亮，曹操手下的郭嘉、贾诩，都是公认的智谋非常之士。因此，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乐用新进”，而在于用“什么新进”。 814 ==========第309页========== 关于听言用人，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还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成事；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败事。前者的例子如齐桓公专任管仲，蜀先主刘备专任诸葛亮，都搞得很好，因为“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没有什么人反对。后者的例子，欧阳修举了两个。一个是南北朝时期會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君主苻坚，打算征伐东晋。许多老臣、亲属都反对，他听不进。只有一个将领慕容垂劝他不必听朝臣们的意见，苻坚大喜：“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大举九斗多万兵马南侵，结果被谢玄率领八万东晋军队打得大败，这就是有名的淝水之战，再一个例子是，五代后唐未帝担心河东节度使石敬塘镇守太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打算把他迁到郸州。但举朝之士都以为不可，唯独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对未帝说：此事不必向群臣征求意见。未帝听后说：“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结果调任石敬瑭的诏今下达的第六天，石敬瑭就发出了反叛的文告。 毛泽东读到这两个例子，在批语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符坚之败，不在于他是不是听信一人之言是否南伐东晋，主要是“错在倾巢而出。若一 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上，未必不可为。”至于后唐亡在未帝手上，不只是因为听信了某人的话，或因为有人反叛，“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815 ==========第310页========== 傀儡皇帝、权臣与朋党 (读欧阳修《朋党论》) [原文]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中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入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一一摘自欧阳修《朋党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汉献帝以前。 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欧阳修《朋党论》的批 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3页） [解析] 欧阳修的《朋党论》，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欧阳修（1007一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會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政治上大力赞助范仲淹等人推进庆历新政，晚年则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會和宋郁同修《新唐书》，文学上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有不少散文名篇传世。其《朋党论》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宋仁宗时，范种淹是朝廷上有革新要求的开明派领袖，常议论时政得失，抨击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执政过失，于是被加以“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罪名。欧阳修即写《朋党论》予以反击。文章的中心是劝“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文中举了汉献帝“禁绝善人为朋”，唐昭宗“诛戮清流之朋”，而终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毛泽东认为，禁绝朋党在汉献帝以前就有了，指出了欧阳修在引用事实上的不严谨之处。的确。东汉未年有名的“党锢之祸”，起子汉桓帝之时。当时宦官集团专权，李膺、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结果反受诬告，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被捕。唐朝晚期，會出现长达四十年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到唐昭宗天佑二年，权臣朱全忠在白马驿杀死三十多名朝士和贬官，又把尸首抛入黄河。看来，欧阳修是随手拈来这两个例子，告诫“为人君者”应善待君子朋党，而忽略了毛泽东指出的，这些都是“权臣”所为，并非“傀儡皇帝之罪”。 816 ==========第311页========== 书生空话 (读苏洵《谏论》) [原文]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谏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彼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干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 一一摘自苏询《谏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空话连篇。 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剑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毛泽东读姚鼎《古文辞类纂》“论辨类”苏询《谏沦》的批语（见 《毛译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101一102页) [解析] 苏沟的《谏论》，主要论述臣下谏君之道。上面所引的第一段，即开篇之论，读来有些拗口，意思是一定会使君王采纳自己意见的扌是能沫之臣， 一定会使臣下进谏的君王扌是能纳谏之君。语意似乎比较生涩，道理有点空，又有点硬。故毛泽东认为是“空话连篇”。接下来，苏洵着重论述君王怎样使臣下“必谏”。他说，君王有天神之尊威，如果没有赏赐和刑罚的规定， 一般臣下犯不着如同抗天、触神那样去向君王进谏的。只有那些不悦赏、不畏罪，性本忠义的“勇者”于敢“必谏”，可是这样的人不可常得。于是先王们“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苏沟举了三个人面临渊谷如何让他们跳过去的例子，这就是上面引用的第二段话，因为“君之难犯，优渊谷之难越也”。毛泽东对他举的这个例子不以为然。往实处说，再有赏刑相加相逼，能否跳过渊谷，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客观上看渊谷有多宽，主观上看跳者水性如何。没有这些条件规定，便是“书生欺人之谈”。或许，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不单是指这个实例，隐含臣“必谏”君的主客观条件。 817 ==========第312页========== 临终索要之书 (读洪迈《容斋随笔》)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觉哉同志： 《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一-毛泽东1944年7月28日致谢觉哉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5页) [解析] 除反复阅读《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名著外，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恨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 1937年1月31日，他专内给李克农一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是指近人蔡东藩所著的流传甚广的历代通俗演义小说。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随信寄了一批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其中有《精忠说岳》、《子不语正续》、《小五义》、《续小五义》、《薛刚反唐》、《何典》、《侠义江湖》等演义、传奇和笔记小说，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告诉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谈到学习安排时，毛泽东又特地叮嘱：“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批注过的笔记小说就有沈廷松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的《智囊》等。 《容斋随笔》是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一部笔记小说。作者洪迈（1123一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凡有所得，随笔记之，前后近40年，乃成《容斋随笔》，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5篇74卷。主要是关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笔记，其中考证了宋以前的一些史实、政治经济制度；记述了不少词章典故；对宋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也间加评论。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颇有可读性。 1976年8月26日.离毛泽东去世只有半个月时间了。可是，他还向秘 818 ==========第313页========== 书索要书籍，要的就是《容斋随笔》。不好说这本书是毛泽东临终阅读的最后一本书，因为他身边还放有其他书籍。但《容斋随笔》确在他身边伴到他离开人世。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逢先知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里介绍说。逢先知从1950年冬天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在毛泽东身边历时17年之久，这一点上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他了 毛泽东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容斋随笔》的，一下还不好断定。但从前面引述的他1944年7月28日给谢觉哉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当时手中已经有一本《容斋随笔》了。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里，也有《容斋随笔》。 819 ==========第314页========== 愚公尽招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读陆游《示儿》) [原文]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ー一陆游《示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一一摘自毛译东1958年12月21日在文物出版杜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写的说明 [解析] 陆游(1125一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南宋初年著名的爱国诗人。生当北宋灭亡前夕，早年颠沛流离，深受父辈师友爱国精神的熏陶。绍兴二十三年应礼部试，名列前茅，因“喜论恢复”，被秦桧取消。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历官镇江、隆兴、变州通判，后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會亲临南郑抗金前线。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后去蜀东归，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任地方官，又在朝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等，后被动去职，归隐山阴故里。雪国耻、复中原，是陆游平生理想，又屡遭主和派的打击，仕途不顺，其情其志，多在诗词中抒发。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剑南词》等。 毛泽东爱读南宋词，陆游是一个重点。有一次，毛泽东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邵华谈起宋代诗人诗作，毛泽东问邵华最喜欢谁的作品，她说陆游。毛泽东问为什么，她说陆游的作品，充满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激情，具有雄浑豪效的战斗风格，常常表现出“一自报国有万死”（陆游《夜泊水树》）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又问她最喜欢陆游的哪几首诗词，邵华说了《关山月》、《书愤》、《诉衷情》、《夜游宫》、《示儿》等篇，并将其中的几首背给毛泽东听。背诵中，邵华略微停顿想下句时，毛泽东就提示她一下。邵华背诵《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背诵到“睡觉寒灯里”时，毛泽东指出她读错了一个字，“睡觉寒灯里”的这个“觉”，这里不能读jio(教)，应该读jue(决)，并叫她回校去问问老师这样念对不对，邵华乘机请毛泽东把这首词写出来给她。毛泽东谈兴正浓，立刻站起身来，走到桌前，铺开宣纸， 820 ==========第315页========== 饱蘸墨汁，挥笔写下了《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雪晓清前乱起，梦游处、不知河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内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这首词，毛泽东在60年代还写下来送给卫士张仙朋。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还有一首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 老沧洲。”陆游的这两首词，表达的依然是壮志未酬，身已迟暮，而雄心依旧的情怀。 这些忧患、沉雄、悲愤的情绪，典型地体现了南宋爱国主义诗词作品的风格。它们唤起毛泽东的共鸣，乃在情理之中。 陆游的作品，人们最熟悉的，大概要算七绝《示儿》了。这是他八十五岁临死前写的，实际上是他的遗嘱，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爱国诗人竟是抱着死前恨不几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的，但又没有完全失望，一点也不甘心，畅想着恢复中原的境况，勉励子孙进取，即使他在阴间，也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在我们前面引用的毛泽东改写《示儿》那段话中，似乎表达了同陆游 一样的胸怀和感情。 由于婚姻不幸，陆游对自己的爱情悲剧耿耿难忘，为此，他写过一些内容深婉，真挚感人的言情之作，其《钗头凤（红酥手）》就是代表。据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陈鸽的《考旧续闻》等书记载：陆游初娶表妹唐婉，夫妇感情很好，但他的母亲不喜欢这个媳妇，被迫分离，后来陆游另娶，唐婉也改嫁赵士程。有一次陆游春日出游，在绍兴禹迹寺南的沈园和唐婉相遇。唐婉以酒饵殷勤款待。陆游非常伤感，在园壁上题了《钗头凤》。相传唐婉看了以后，和了一首词，不久即抑郁而死。四十年后，陆游旧地重游，不能胜情，又写了两首著名的《沈园》诗，其中有“伤心桥下春波绿，會是惊鸿照影来”一联。 毛泽东很喜欢《钗头凤》这首词，也读过周密的《齐东野语》，对该词的背景很熟，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他會对保健医生徐涛说：陆游与唐婉离异后，又相遇于沈园，那是他们情意缠绵之地，陆游的那首《钗头凤》，就题在沈园的墙壁上。说着还把这首词写了下来。写完后又问徐涛知不知道唐婉回赠的那首词，徐涛说没有读过，毛泽东便脱口念了起来：“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慢，慢，慢！”念完，又说：这首词回赠没有多久，唐婉就因疾愁而死去，当初是陆游的母亲与唐婉不和。陆游这一对夫妻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821 ==========第316页========== 击节沉吟南宋词 (读张元干《芦川川归来集》、张孝样《于湖词》、陈亮《龙川词》等) [原文]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 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一一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见《归来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找南宋张元于的《归来集》。找南宋张孝祥的《于湖集》。找南宋洪皓的诗文集。 一一毛译东1961年写给工作人员的一个批示 [解析] 南宋初年，有的词人积极投身于恢复北方疆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他们的词作突破了北宋未年平庸浮靡的风气，上承苏拭的豪放传统，形成一代沉雄刚健、慷慨悲歌的爱国词派。代表词人有洪皓(1088-1155)，著有《郝阳集》：张元干(1091一1175？)，著有《芦川川归来集卜岳飞（1103-1141)，有《岳武穆集》：张孝祥（1132？一1169？)，有《于湖集》、《于湖词》；陈亮（1143一1194)，有《龙川川词》。他们的作品基调，是抚时感事，抒发昂扬的北伐斗志，描绘恢复中原的理想，展露不得其伸的壮志情怀，毛泽东喜读这类词作，从上面引述的那个批示即可知道。 据臧克家讲，毛泽东在阅读《词综》时，圈得较多的是辛稼轩、张元干这样一些爱国主义词人的豪放作品，也圈了岳飞。文天祥，以及一些思想内容并不现实而艺术表现却颇动人、名字颇为陌生的词人的作品，如王石间等。 特别是在“文革”后期那多事之秋，党和国家濒临危机，年老、多病，体衰的毛泽东常常用慷慨悲歌的南宋词来表达自己的忧患情怀。1973年，还专内组织了一个班子，请来上海昆曲演员岳美缇等，灌制了一批唐宋诗词唱片，其中大量的便是南宋词。毛泽东经常听诵这些南宋词曲。 822 ==========第317页========== 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毛泽东很难过，那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也不说话，整整效了一天宋人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词的唱片，这首词是主张抗金的胡栓上书请斩秦栓，反被除名编管新州时，张元干写来送他的，表示对胡的同情与支持。毛泽东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神情严肃悲痛，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寄托自己对董必武的沉痛哀悼。过了不几天，他又把词的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说是原来的两句太伤感了，1975年7月，一天，在将要给毛泽东做眼睛的白内障摘除手术时，毛泽东问唐由之：“准备音乐了吗？”于是工作人员拿来《满江红》弹词录音带，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词，手术是在音乐声中进行的。 8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慷慨悲歌地吟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词后，又让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念了这首词：“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會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中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 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对。”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喜欢这些沉雄悲凉的南宋词呢？ 这类作品中“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上，入千里路云和月”，“危楼还望，叹此意，古今几人會会”，“底事昆仑倾砥柱， 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等等，反复表达的，都是英雄们那种“把栏杆拍逼，无人会，登临意”的济世壮志。 昔日那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战斗岁月已不能再现。无人会，悲难诉，既是英雄超越现实群体心态的孤独，也是面对不可企及的“天意”（历史理想？)所发出困惑难问的悲怅，这些爱国词人词作固然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和主题：山河分离一一河山统一。但对毛泽东咀嚼南宋词味所产生的共鸣心态，也不必过于坐实地解释为毛泽东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未能统一的悲患。70年代的中国政局，许多事情是违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的，眼看来日不多，“天意”难违，业未竟，鬓已秋，特别是这类作品中描绘的那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岁旌旗拥万夫”激动人心的、他也确會亲历过的场面，更唤起这位历史巨人比眼看祖国最终没有完全统一深层广阔得多的忧患。我们不难体会，1976年春节，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看到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看到解放军入城时受到人民群众的无比热烈的欢迎时，他为什么会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散开来讲，充满诗情的历史巨人，是无法填平那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过去与未来的鸿沟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偏好南宋的悲雄之词，折射出他的内心世界陷入了一种永恒的无法解脱的遗憾。 823 ==========第318页========== 年轻的小人物见义勇为 (读王实甫《西厢记》) [原文] [洁（普救寺长老）云]张秀扌着你寄书去蒲关，你敢去么？[惠（明）唱][倘秀扌]你那里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这里后大师用咱也不用咱，你道是飞虎将声名播斗南，那厮能淫欲，会贪婪，诚何以堪！ [未（张珙）云]你是出家人，却怎不看经礼忏，只厮打为何？ [惠唱][滚绣球]我经文也不会谈，逃禅也懒去参；戒刀头近新来钢蘸，铁棒上无半星儿土渍尘缄。…则为那善文能武人千里，凭着这济困扶危书一缄，有勇无惭。 [末云]他倘不放你过去如何？ [惠云]他不放我呵，你放心！[白鹤子]着几个小沙弥把幢幡宝盖擎，壮行者烀杆棒攘又担。你排阵脚将众僧安，我撞钉子把贼兵来探。…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不甘，你休只因亲事胡扑掩。若是杜将军不把干戈退，张解元干将风月担，我将不志诚的言词赚。倘或纸缨，倒大羞惭。 [惠云]将书来，你等回音者。[收尾]你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 一一摘自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楔子”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 [红（娘）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夫人云]这贱人倒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 [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今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今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撋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 。。。。 [夫人云]这小贱人也道得是，…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 一一摘自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但无人送信，于是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胆大勇敢，是坚定 824 ==========第319页========== 之人。希望中国多出惠明。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著名元杂剧剧本。作者王实甫，生平事迹很难找到材料。元人钟嗣成编的《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其创作活动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一1307)。《西厢记》共5本21折。故事源于唐元頹传奇小说《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原作写张生游于普救寺，爱上暂居此地的崔氏女莺莺，两人私订终身。后张生入京赶考，抛弃莺莺。作者肯定张生的“善于补过”、“始乱终弃”。宋赵合畸据此写成《商调·蝶恋花》鼓子词12首，对张生的无情无义有所谴责，给予莺莺更多同情。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则从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情节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王实甫《西厢记》即直接受“量西厢”的影响。剧中写相国小姐崔莺莺与书生张生在普救寺偶然相遇，见钟情。适遇孙飞虎为夺娶莺莺而兵围普救寺，崔母宣称有退兵之策者即以莺莺许之为妻。张生挺身而出，计退贼军。事后崔母弃约赖婚。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莺莺逐渐战胜自己的犹豫、怯懦、顾虑，与张生私下结合。崔母得知，又强迫张生入京赶考。后莺莺原所许配的郑尚书之子郑恒谎称张生已被尚书招赘为婿，崔母乘机翻悔，张生及时赶到，两人终成眷属。 在古代戏曲剧本中，毛泽东最喜欢读的，恐怕就是《西厢记》了。他青年时代是否读过，尚不可察；但最晚从延安时期开始，他便时常阅读，而且很注意清初批评家金圣叹对这部剧作的评点。在1941年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这篇长文中，毛泽东就顺笔提到：金圣叹不愿意抹杀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偶然写出的几句好话。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他让工作人员给他找来一木《西厢记》阅读，22日，又给田家英一信说：“请着人再找一部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金批本与此本有些不同。”可见他阅读之细致，兼及不同版本。正是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关于惠明见义勇为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在党的几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起《西厢记》。这 一次，他说的是红娘，他说：红娘是个有名的人，她是奴婢，但她很公正、勇敢，帮助张生做了那样的事，当时是违反“婚姻法”的，被打了四十大板，可是，她不屈服，反过来把老夫人责备了一顿。你们说，是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 同年7月1日，他批示有关工作人员为他找几本古典文学著作，其中也有《西厢记》。1961年12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特意从《西厢记》里选出一段，批示道：“印发各同志《西厢记》第二折。”印发与会者的“第二折”，即该剧第四本第二折，前面所引崔母斥责红娘反被红娘教训的一段，便出自这一折。京剧里有一出戏叫“拷红”，老夫人打红娘的板子，说的也是这段情节，在这里，《西厢记》成了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政策思想和开展政治工作的工具。 1962年8月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举《西厢记》为例来说明冲突”在戏剧艺术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西厢记》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势力， 825 ==========第320页========== 是对立面，有了老夫人，乎有戏，不然光有莺莺、红娘、张生三个人打成一片，没有对立面还有什么戏呀！” 1975年，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获为毛泽东读了一段时间的书。 一次，读江淹的《恨赋》，为了解释其中的“湓”字，毛泽东就将《西厢记》中的原文背了一大段（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一一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据查，江淹《恨赋》中只有 一个“盗”字，那段原文是：“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湓，武力未毕…”毛泽东背《西厢记》中的原文，当是有“盗”字的又非常精采的一段，那就是第四本中第三折《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一段，其中有这样几句词：“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湓，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在《西厢记》的人物中，毛泽东最喜欢惠明和红娘，都是底层的小人物， 一个是寺庙的杂役僧，一个是小姐的丫鬟。他们在剧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便是见义勇为。惠明为解他人燃眉之急，自告奋勇杀出重围去送信；红娘则以自己的智慧善辩，战胜了高高在上的老夫人，帮助了张生和崔莺莺这对有情人。毛泽东在1958年党的会议上分别谈起《西厢记》里的这两个人物，与他当时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背景，和年轻人胜过老年人，小人物胜过大人物，贫贱低微的人最有创造力的主张，是有关系的。1961年他又把其中的第四本第二折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更是别有一番深意。 826 ==========第321页========== 把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 (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按：根据《水浒传》所述林冲上梁山经过改编的京剧《逼上梁山》)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六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合，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圃，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侧在旧剧方面做了此比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 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一一毛译东1944年1月9日致扬绍萱、齐燕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 [解析] 在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对《水浒传》等旧小说的认识深化了。1925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合作推进的大革命洪流中，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面，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和“关键”，希望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改变现实的社食秩序，进而改变他小时候深切感受到的“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的不平等的文化处境。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及《水浒传》这样的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便成为毛泽东传播自己观点的材料。 毛泽东不是一般地看待农民问题，他是用唯物史观来剖析的。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为了说明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反复斗争及其失败，是中国社会演变和滞止的原因，他作了大段论述，秦朝未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是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秦，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夫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一一范晔，班固，班昭等一一因为他们吃汉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 827 ==========第322页========== 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憾，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早表述。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水许传》描写的内容也说明这一情况，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就举例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中国皇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出来组织造反。 与此相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特征反映在文化上，也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所以，在1926年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告诉学生：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水浒》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 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在衣讲所的讲课中还举了《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的描写，他说：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量也没有。可古代小说的描写却不是这样，完全不反映民众的力量。其实，《水浒传》也是这种情况，里面108位头领中，除那位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以及打猎为生的解珍、解宝兄弟外，没有一个是靠种田为生的穷苦人家。毛泽东的这个看法，显然是他早年感受的延续和发展。不同的是，他不只是感到“不平”，他用阶级论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1927年大革命的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看到了改变这种被颠倒了的文化现象的希望，并为一切新的文化现象叫好。在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衣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1944年1月看了《逼上梁山》以后，连夜写信祝贺，认为是在《水讲传》这部小说题村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还说，“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 事实上，《逼上梁山》也并非以劳动人民为主角，它的创新，主要是着重地、合理地处理了林冲思想的转化过程，正确表现了群众和英雄的关系。在当时突出的现实意义，是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一个基本道理，即周恩来后来在1956年5月17日的一次谈话中所总结的：“革命是逼出来的，从统治阶级营垒中背叛出来的人更是逼出来的”。毛泽东特别赞赏该剧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着眼点不是坐实于林冲这一形象的阶级属性，而在于他从忍受走向反抗的过程所体现的普逼意义，在于编导者在挖掘《水许传》题材 828 ==========第323页========== 含义时表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观念。编导者之一刘芝明在《解放日报》1945年2月26日、27日上发表的《从<逼上梁山>的出版谈到平剧改造问题》文章中谈及该剧的创作经过时说：“中心的问题，则是这个剧的主题，主要的不应该是林冲的遭遇，个人英雄的慷慨和悲歌，君临于群众之上；而是在林冲遭遇的背后，写出广大群众的斗争和反抗，一个轰轰烈烈的创造历史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林冲被推动走向革命，而且林冲只有与群众结合扌有出路。因此就必须明确地、对比地写出统治与被统治的两方面的阶级斗争，群众怎样团结了自己，怎样争取了朋友，并联合起来战胜了敌人…。”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编导者在《水浒传》本来的情节基础上，增加和充实了一些内容，如“借粮”、“草料场”、“动乱”等戏，从而“把农民表现得有力些”。在“结盟”一场中让李小二提出奔梁山，来后发林冲，在火烧草料场时，又写群众与林冲并肩作战，至仁至义地保卫了他，于是林冲感激他说：“想俺林冲，到处被好贼陷害，又到处遇父老兄弟搭救，今后咱只有与群众同心协力推翻无道昏君，杀尽奸邪，打开生路。”这就从旧题材中引中出新的主题：人民与革命的必然联系。 总之，让劳动人民成为文艺描写的主人公进而展示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后所表达的期望，也是对这些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个不满意的评价。后来，他多次谈到这个观点。 例如，1947年，在转战陕北那段极紧张的军事斗争高于一切的日子里，毛泽东还于11月21日在米脂县给中国平剧院（即京剧院）做了一次题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报告，并特别提到：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比如旧戏中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然而，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的手盖的，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在毛泽东看来，劳动大众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从而也是整个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创造了各种文化活动的前提，因而在文化活动中理应占据突出的位置，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颠倒历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的创造者不能享有文化，不能在文艺作品中获得歌颂和肯定；相反，劳动大众接受的文化艺术，却是让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打旗跑龙套的喽罗，听人驱使。 829 ==========第324页========== 没有法子，于上梁山 (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未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粱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一一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事●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指起义者。一引者注）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一一摘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难忘的三次会谈》（见于俊道、李捷绢《毛泽东交往录》第413-414页，人民出版杜1991年版) [解析]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小说的阅读和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谈起过《水浒》和宋江的造反。在江西苏区的艰苦斗争环境里，《水许》是他爱读的作品之一。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是他急于要找来一读的书，以致警卫员匆忙地给他抱来一个“水壶”。1938年他对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他在延安时期丰富的著述中，《水浒》故事是他经常引用的例子。建国后，《水浒》是他的书架上的必备之书。即使是1974年后在身体和视力大减的情况下，《水许》仍是他爱读的书，并几次同人谈论他的看法。 在1927年1月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回湖南对农民运动做了33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一些类似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的现象，并为之高呼好得很”：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向土豪劣绅罚款，打轿子；凡是反对农会的上豪劣绅，农会的人就拥进他们的家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捆绑了许多劣绅，给他们戴了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发号施合，指挥一切…。这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在毛泽东看来是“几千年未會成就过的奇勋”，如果把它说成是“糟得很”，则侧“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在这里，毛泽东 830 ==========第325页========== 无疑是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来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他 一生同《水浒》发生联系的潜在的逻辑起点。 《水浒传》描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一一“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历史必然性。应该说，这是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也是毛泽东看重这部小说的一个方面。为此，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剧院所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村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上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高潮中，他说农民们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上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在建国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前面引述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段话所表达的主要意思，也是一个“逼”字。他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 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包括北宋未年梁山起义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发展过程，无例外的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兵，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占府。这可以说是传统农民造反运动的一个普逼规律。《水许传》的描写，集中反映了这一规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不能说是从什么书上学来的，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但换一个角度讲，毛泽东的探索又无疑始终伴随着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伴随着对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规律的把握，伴随着对历史上农民武装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这个时候，翟秋白會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香山脉中段（那时还不知道有井冈山这个名字），建立根据地。他在分析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會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显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也不像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别批评了“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并 831 ==========第326页========== 暗示毛泽东领导的“农军”便有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碍发动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错误。相反，毛泽东领导队伍上山以后，他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强调割据，认为“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争取的”；又反对单纯游击的流寇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车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在革命道路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 后来，他还专中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话：“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832 ==========第327页========== 于革命要学拼命三郎 (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杨雄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气，解拆不开。正闹中间，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掸不得。那大汉看了，路见不平，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前来劝道：“你们因甚打这节级？”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敢来多管！”那大汉大怒，急躁起来，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跤攧翻在地。 三人饮过数杯。戴宗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汉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一生执意，路见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唤小弟作拼命三郎。” 一一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44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 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笑801页) [解析]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石秀在书中的出场，是第44回，即我们上面引的那段。其绰号为“拼命三郎”，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义气，这在他出场时帮助杨雄的行为中即可知道；一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62回“劫法场石秀跳搂”中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石秀只身进入北京，打探卢俊义被捕后的情况，不料正遇梁中书下合当天在十字路口斩杀卢俊义，书中接着写道：“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注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押到楼前跪下。…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三刻到了！”说话就要开刀问斩。这时石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救卢俊义的性命，“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铜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杀死七八十人。石秀终国寡不敌众，复同卢俊义一起被捕。 毛泽东的《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是1957年3月在济南和 833 ==========第328页========== 南京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两次讲话都紧扣一个主题，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仍要保持过去战争时代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列举了一些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象，如争名夺利，讲吃讲穿等等。于是引了石秀的例子，意在用石秀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来对照现实中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让人警策。 834 ==========第329页========== 武松打虎和人民民主专政 (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 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 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梢棒，尽平身气力，只 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却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早没了气力。被武松尽气力纳定，哪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内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 打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招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一一摘自毛泽东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页) [解析] 武松打虎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材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的，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接着，便写了我们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本来，在人们对武松打虎的一般体会中，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胆量。毛泽东的引用，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级，就像武松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的，在这样的冲突关系中，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 835 ==========第330页========== 性不会因为武松的退让、怯懦或仁慈，而有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武松凭力打死老虎，就像人民政权对敌对阶级实行不留情的专政一样，是无所谓是不是在“刺激”对方的。 836 ==========第331页========== 梁山好汉的政策 (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城市工作要捉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 一一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8页) [解析] 毛泽东从《水许传》里获得的后发，是多方面的。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亨造反，自学成方，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左传》、《會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會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后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第九回“柴进内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毛泽东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传》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适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反对本本主义》)后来，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又谈到李逵的缺点，说他不注意政策，在打破扈家庄时，杀了扈三娘家里不少人。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许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内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拿了回来。 毛泽东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客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 837 ==========第332页========== 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对《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他的引用与评论，总是与他要谈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诸如军事战略（林冲）、侦察保卫（朱责）、城市工作（戴宗），以及敢于斗争（武松）、拼命精神(石秀)等等，反面的教训则是要团结干部（王伦）、讲究政策（李逵）等等，这就使他对《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的个性和梁山义军的组织、政策的评论，常常是富于个性的。 838 ==========第333页========== 解决矛盾的方法论事例 (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人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一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3页) [解析] 《水浒传》第47回到50回，围绕梁山义军同祝家庄豪强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三打祝家庄”成为这部小说最著名的故事情节之一。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多次评论和发挥它的含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1937年在《矛盾论》里的评论，主要是立足于哲学角度，以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让该院根据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剧本。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剧本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120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得到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年2月22日，该剧在延安公演，毛泽东写信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很明显，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教育意义”，已不单是在方法论方面，重点在各种力量在解决同一矛盾时的相互配合。编导者之一李伦在1945年10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便谈到其创作构思：“我们认为这样两个观点是首先要确定的：第一，梁山与祝家庄的斗争应该是一个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里面应该表现出群众的力量；而《水浒传》却强调了梁山的‘好汉集团'的性质，在具体斗争中也忽视了广大群众，只强调了英雄好汉个人的作用。第 二，《三打祝家庄》这一段是以农民战争的史实来表现一个运用政策的范例，在这里面应该写出运用政策的主动性及其重大的效果，应该写出一些可做范例的地方供人思考。而《水浒传》上却把政策写成是太偶然的，有时又写成是毫不自觉的。”根据这两点，编导者仔细研究了原有的素材和类似的农民 839 ==========第334页========== 战争的实例，写出了提纲和草稿。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多次的座谈和讨论，进一步弄清了这样几个问题：梁山的政策是从实际的战斗经验和对于敌情的调查研究后产生的，还是由宋江、吴用等主观想象所产生的；梁山运用政策是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去驱使敌人，还是顺应敌人的发展规律来进行自己的工作；里应外合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梁山的人马，还是主要依靠庄内起义的农民…等等。对此，时任中央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彭真谈的观后感或许是有代表性的：《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3幕对于抗日斗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对《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故事的意义的这种引申，显然与当时面临的主要斗争任务有关。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借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必须结合起来，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孙新、孙立等假装投降祝家庄，里应外合，最后破了这个庄子，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1959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又一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背景是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他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提醒全党要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840 ==========第335页========== 拦路打劫有义与不义之分 (读施耐庵《水游传》) [原文] 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旁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倒也！”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儿，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却装在车子内，叫声：“聒噪！”一直望黄泥风下推了去。杨志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扎挣不起。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的。 我且问你：这七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这七个。 一一摘自施耐庵《水许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會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至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會鼓舞过一代又 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这类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第15、16回描写的晁盖、吴用等的“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841 ==========第336页========== 这段故事说的是大名府的梁中书每年都要搜刮大笔钱财，送往京都给太师蔡京贺寿，叫“生辰纲”。这年，他又搜刮了十万贯金珠宝贝，派武艺高强的杨志押送。公孙胜、刘唐探得消息后，报与晁盖，经吴用设计，在黄泥风劫取了生辰纲。此前，公孙胜便对晁盖说过，“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话。 毛泽东读《水浒传》有多方面评论，而在1959年则多次谈到小说中的拦路打劫、杀富济贫问题，这与当时的政策背景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风”，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共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风”的道理。 前面引述的是毛泽东1959牟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在此之前，3月5日在郑州，毛泽东就讲过取生辰纲的故事，也是从人民公社如何处理同生产队杜员的关系问题说起的。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 的区分。在封建社会，“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大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元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物，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50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842 ==========第337页==========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入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困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扌。”（《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内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一一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 [解析] 这段评论表明，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會有人 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 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 843 ==========第338页========== 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中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會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泽东评<水浒>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一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逼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 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 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一一“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入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寞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一一“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 844 ==========第339页========== 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扌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扌。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在江青、姚文元等搞的评《水浒》运动中，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休所起不到的作用，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845 ==========第340页========== 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路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问题；等等。（参见：《红旗》1975年第9期《重视<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评<水浒>》；《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但这在那个年代却是搞阴谋政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毛泽东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闹剧扌逐渐收场。 846 ==========第341页========== 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胜利 (读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许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一一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日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8页) [解析] 群雄逐鹿，义军造反，总要形成以某个领袖人物为核心的相应的集团。出谋划策的智爱人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知识分子，自是这个集团的必备人物。如楚汉之争时刘邦集团的张良，三国时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宋时宋江集团的吴用，元末朱元璋集团的刘伯温，明末李自成集团的牛金星、宋献策。最有意思的是隋末瓦岗寨集团的徐茂公，其原型徐懋功本为善战的将领，在演义小说中则定型为摇鹅毛扇的人。无论正史，还是小说、演义，都是注重这类人物形象的铺叙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等，是塑造得比较好的典型。毛泽东读这两部小说，印象自然较深。他的评论，却不是就小说谈小说。他用阶级分析法来说明这一现象，提出：“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鉴于诸葛亮、吴用等在小说描写的军事和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提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翻身，也必然如此。 无论是读史，还是读小说，体会到并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那里是不多见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郑重地发表上述讲话，是有特殊背景的。这就是：“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诸葛亮、吴用便合乎逻辑地成了说 847 ==========第342页========== 明这个道理的例子。 促进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实现同工农兵群众的结合，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在1945年4月24日的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说：延安整风前，有“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民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几位“韩荆州”，都是当时边区的英雄模范。毛泽东还说：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带着杨家哈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哈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这自然是整风带来的成果。但为防止看低知识分子的偏向，确有必要申明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由此，毛泽东说了前面那一大段话。 848 ==========第343页========== 看战争，看组织 (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一一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一一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解析] 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祸连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人方辈出的时代。唐代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唐代已可能有三国故事由艺人演述。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 罗贯中（约1330一约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相传为施耐庵的学生，會参与《水浒传》的修订加工。胸有大志，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府，明朝建立后不得志，转而从事小说戏曲的创作。其《三国演义》的内容是描写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之间的历史事件，重点描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及其兴衰过程。全书120回，第1回到第33回写黄中起义、军阀混战和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及战后天下三分，第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蜀汉的建立、巩固及与魏、吴的斗争，最后5回写三国归晋。它以三国历史为骨架，其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以及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与历史记载相去不远，但具 849 ==========第344页========== 体内容。血肉部分则出于虚构创作。故有“七实三虚”之说。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借东风、草船借箭、蓐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显圣、空城计等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它最长于描写战争，善于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把描写重点放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上，无论大的战役或小的战斗，都写得各具特色、摇曳多姿、毫不雷同。在人物塑造上，它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运用略貌取种的手法，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的书。这点，在他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便有回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中，说他在井风冈山时，有一天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一个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这件事虽然是说明有的农民认为打上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三国演义》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三国志》书中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借鉴之处。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载：清初會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蒋瑞藻《小说史考证拾遗》中，引阙名《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200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清刘銮《五石抓》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它学习到了战争的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动乱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會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对此，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多次说过，在井冈山时期，他没有读到《孙子兵法》，但读了《三国演义》。事实上，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事例。 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命，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候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30回、第49回、第84回。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中，毛泽东推崇的是诸葛亮和曹操。他俩在军事战略上都是一流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 850 ==========第345页========== 国，替古人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 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 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 “出内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至少要读它三逼。60年代初，毛泽东的案头有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册。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他对卫士说：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眩，道理也一目了然。他还给尹荆山讲赤壁大战，讲夷陵之战，说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了一个三国鼎立。还说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形势。 毛泽东注意《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也体现了他的战争观。一方面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另一方面认为，防止和反对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怕它。 毛泽东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山、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道建立蜀国的事例。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扌能做出一番事业。此外，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其他事例来说明正确处理干部人事关系的道理。 1957年，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 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毛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里也用诸葛亮作过比喻。他以为，应该是诸葛亮似的有扌能的人组织政府，算是人民的公仆；而享有民主 851 ==========第346页========== 权利的人民大众，却不是比做刘备，而是比做平庸无能、听凭诸葛亮摆布的阿斗。一个把群众看作孔明，一个则侧把群众看作阿斗，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差异。 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李锐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出现的问题时，毛泽东讲，有些问题不能全怪下面，怪各个部内，否则，人们会像蒋干那样抱怨，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蒋干是曹操的一个谋士，与东吴水军都督周瑜會是同窗学友。在赤壁大战前夕，过江到周瑜军营中打探虚实，周瑜利用反间计，假造书信让蒋干窃得，使曹操误杀两员得力的水军大将。蒋干还以为给曹操陈去心腹之患，正欲讨功请赏，却被曹操大骂一顿。所以他说：“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 852 ==========第347页========== 罗贯中为什么以蜀汉为正统 (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甫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一摘自林克《忆毛主席学英语》（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 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三国鼎立，以谁为正统，即尊曹还是尊刘，是评论三国历史必然遇到的问题。陈寿的《三国志》，魏志30苍，蜀志15卷，吴志20卷，重笔在曹魏。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基本思想则是“拥刘抑曹”，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全书120回，其中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这51年间的事，就占了104回，以后46物的故事的。这是从篇幅上看。从形象塑造来看，书中曹、刘对比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备以宽仁待民，曹操以残暴害民；刘备待士以诚心和义气，曹操则全用权术和机诈；刘备忠心扶汉，不得已而自立，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剪除异己等等。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罗贯中的这个倾向。在1957年4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就说过，小说上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他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代表进步一方的，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的汉则是没落的。显然，毛泽东对曹、刘的评价不同于罗贯中。 1959年3月，报刊上开始讨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前面引的那段话，是他这个时候对工作人员林克讲的。他说到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所谓司马迁的传统，是指司马迁把“嵇其成败兴亡之理”作为他写《史记》的原则，在历史发展中，比较注意下层人民的作用，因而敢于为秦未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立传，并置于“世家”休例中，放在《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这实际上就承认了陈胜、吴广的历史地位。同时，书中还写了不少侠客、商贾之流。到“独尊儒术”之后，皇权神授的观念牢固起来。就三国史本身的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到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 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蜀汉为正统。清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由 853 ==========第348页========== 此看来，拥刘反曹思想之流行，确有为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地位的历史思想背景。所以，毛泽东说罗贯中是继承朱嘉的传统，进而指出，罗贯中所处的明代，北方边患很重，这是他尊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背景。这也算是知人论世吧。 就在报上讨论为曹操翻案的时候，吴祖缃于1959年4月9日、15日、23日、5月13日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关于〈三国演义)》，毛泽东读到4月23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关于〈三国演义〉（三)，便写信告诉秘书林克：“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我想看一看。”该文主要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基本倾向，不能表面地认为只是反映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这只是小说的历史方面的内容。从文艺角度来讲，它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的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要把这两方面区别开来，不能因为它“拥刘反曹”的正统的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毛泽东关注这篇文章，自与他当时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正统的历史观的认识有关。 毛泽东尊曹，是因为曹操的历史功业。因此，他经常劝人不要相信小说演义上对曹操的形象的描写。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这篇文章时，在这段文字下面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表明他对鲁迅的观点是赞同的。 854 ==========第349页========== 共青团员为什么不能挂帅 (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解析]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方辈出，个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早年就爱读《三国演义》，是基于该书“事态百变，人扌辈出” 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极力渲染的故事。《三国志》记载得非常简略，而小说则用了长达8回的篇幅，写了孙刘联盟的形成，周瑜和曹操隔江斗智，周瑜和诸葛亮逞扌比高下，以及火烧连船等等。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特别注意其中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扌干。其中关于程普不服周瑜挂帅之事，在《三国志》“周瑜传”里，只有“普颇以年长，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几句。在《三国演义》第44回里，着墨也不太多。只说周瑜受印挂帅的第二天，坐帐派合，“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去把周瑜调兵遣将的办法一说，“普大惊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扌也！我如何不服！” 放手任用新人，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除上面引述的1953年的那次谈话以外，他时常举周瑜的例子来说明在选拔干部时，不能论资排辈，要看能力，要充分相信青年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会胜任的。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提拔党龄短、年龄轻但有能力的干部时，毛泽东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扌当军师、中郎将。古 855 ==========第350页========== 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举周瑜为例，说程普是老将，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扌36岁。 856 ==========第351页========== 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读高后《梅花》) [原文]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ー一高启《梅花》九首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家英同志： 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上午六时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官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半 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足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 六日八（九）时 一毛译东1961年11月6日上午致田家英三封信（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08一110页，中央文献出版杜1989年版) [解析] 为了查找和印证高后的这首《梅花》诗，毛泽东在两三个小时内接连给田家英写了三封信，可见他当时阅读这首诗和了解其作者的心情是多么急迫。 高后(1336一1374)，字季迪，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号槎轩，元末隐居吴松青丘，自号青丘子。自幼聪明有扌华，青年时代他的诗作就负有盛 857 ==========第352页========== 名。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合称“美中四杰”。明洪武元年（1368年)应召撰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因扌高学博，很受朱元璋赏识，复命教授诸王。为人耿直孤傲，不羡功名。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拟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固辞不受，赐百金放还故里，以教书治田为生。常赋诗，其诗往往含有讽刺之意，太祖心中不悦。当时苏州知府魏观复修府治旧基，他为此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魏观获罪被诛，太祖见到《上梁文》后发怒，将高后腰斩于市，时年39岁。他的文学主张是效法汉魏晋唐各代，先学古人，然后成家。他的诗作，体制不一，风格多样，虽因死于壮年，未能熔铸前人，自成一家，但扌华横湓，清新超拔，不愧为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1961年11月6日上午，毛泽东可能是想集中阅读古人咏梅的一些诗作，而且首先想到的便是高后的这首《梅花》。他先以为是林逋所作，但从林逋诗文集中未查到，然后，他对这首诗的记忆也逐渐明确起来了。待弄清是高后所作后，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用人们熟悉的草体书写了全诗。在右起，大大地写上“高后”二字，又写道：“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一直推崇高后之诗。1957年1月同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會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后等人的好诗。高后的《梅花》大概就是给毛泽东留下好印象的作品。那么，1961年他为什么仿佛记得是宋初林逋作的呢？这与林逋的诗风有关。林逋隐居西湖，终身不仕，以赏梅养鹤为娱，人称“梅妻鹤子”。其诗大都反映其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尤以咏梅著称，风格幽静淡远，艺术性很高。其《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最为人称诵。《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中便有这两句。上述高后之诗，便明显化用了林诗的意境，且都是咏梅。 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还收有毛泽东书写的高后的《吊岳王墓》，全诗为：“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栖霞哈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 858 ==========第353页========== 主和的幕后是宋高宗 (读文徵明《满江红·拂拭残碑》) [原文]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恰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疆析蹙； 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一一文徵明《满江红·拂拭残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徽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肤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徽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恰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一一摘自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译东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解析] 文徵明（1470一1559)，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徽仲，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明正德末年以贡生为翰林院待诏。有诗文集《甫田集》。其《满江红·拂拭残碑》，是他看到宋高宗赵构信托褒奖岳飞时所赐的手诏石刻后写的。该词是关于岳飞冤死风波亭的有名的翻案文字，认为其咎在宋高宗，宋高宗贪恋帝位，力主和议，故杀岳飞。而区区秦桧，只不过是投其贪恋帝位之“欲”而已，1957年6月，毛泽东约见冒广生和舒湮，冒广生向毛泽东说到舒湮在抗战时于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用秦桧影射汪精卫。由此引发毛泽东说了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对宋室南渡后的和战问题进行了评说，并引诗证史，念起文徽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诗史结合，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评论，指出了宋高宗自白的“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的历史真实性，进而肯定了文徵明不“为圣君讳”，在词里大胆而准确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真实性。 859 ==========第354页========== 幻想的同一性 (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垄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一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331页) [解析]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约1500-约1582）在民间故事传说基础上创作的长篇神话小说。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以文名著于乡里，但困于科场，中年后始补岁贡生。會任长兴县丞，因“耻折腰”拂袖而归，放浪诗酒，贫老以终。有《射阳先生存稿》。《西游记》由三部分组成：前7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故事；第8回至第12回写唐僧身世、魏徵斩老龙、太宗游地府故事，交代取经缘由；后88回写孙悟空皈依佛内，和猪入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入 十一难，终成正果。作品改变了早期取经故事以唐僧为主的布局及其宗教主题，把孙悟空作为中心人物来塑造。 《西游记》这类地道的神话作品所展示的，则基本上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虚幻世界了。如果仅凭直觉体验，则很难从中读出现实内容。鲁迅在1924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谈过这样的阅读体验：“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五四”以前，关于读书的宗旨，虽议论纷纷，大体也不过是“劝学”、“谈禅”、“讲道”之类，由于作者笔调幽默、滑稽，对这些宗旨读者也是“无所容心”的。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对《西游记》的主题作了较多阐释的是胡适。他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鲁迅也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显然，他们都没有发掘出其积极的历史内涵。 如果用反映论的观点，来分析《西游记》这样的神话作品，结论就不同了。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幻想的同一性”，“神话中所 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 860 ==========第355页========== 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可以视为毛泽东评论《西游记》的一个指导线索。 毛泽东在不少地方谈到过《西游记》，大多是对孙悟空等形象做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如何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他也是有自己的倾向的。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作者“借神佛妖魔讽刺椰榆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在日理万机之余，详读一本地方文艺刊物所载关于古代神话小说的评论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毛泽东还特别欣赏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并根据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提出：不读第7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这便强调了神话与现实的“同一性”联系。该文认为，《西游记》之前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所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无不要俯首听命；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要造反，天兵天将去收伏，魔头们便同他们恶斗起来。“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一一主要是农民一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的了。”因为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老百姓已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描写、取舍和加工了。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写魔头孙悟空闹了一阵天宫后又失败了，并归顺而修成“正果”了呢？该文解释说：究竟闹出怎样一个局面，起先连孙悟空也糊里糊涂，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扌想到玉帝的尊位一一“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那是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们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像《水浒》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 张天翼这篇文章，这一观点，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西游记》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即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正好《西游记》又描写了神魔之间叛逆与收伏之间的斗争，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来比附。这样的解释，恰恰吻合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故引起他的兴趣。还有一个材料也可说明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一次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来宾们感慨万千。毛泽东接着提出一连串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继而又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看法，天国还有一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国也不会安宁，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在这充满想象力而又机趣含蓄的谈话中，体现出沟通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的思路，说明五花入中的神仙和上帝，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世界各种矛盾的延伸而已。 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西游记》里一些故事所蕴含的哲学问题。《西游记》第50回“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遇魔头”、第51回心 861 ==========第356页========== 猿空用于般计，水火无功难炼魔”、第52回“悟空大闹金惋洞，如来暗示主人公”这三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僧师徒四人途经金晚山时，金晚洞独角兕大王趁孙悟空外出化斋之机，把唐僧等掠回洞里。孙悟空寻上内去与他交战，不仅不能取胜，金箍棒也被套了去。孙悟空奔上界请玉皇大帝查一下，是哪路神仙下凡作怪，结果“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玉帝只好让孙悟空挑几员天将下界捉魔。哪吒、火德星君、水德星君、李天王前去降魔，也先后败回。只好去找如来佛。如来佛派众罗汉特金丹砂去降魔，结果也不顶事，金丹砂也被收了去。最后按如来佛的暗示，又翻到三十三天之外的离恨天兜率宫找太上老君，于知道那作怪的独角兕大王是从这里逃走的一条青牛。最后太上老君亲自出面中降了这魔。 这个故事，在《西游记》里，并不是特别出色的，但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从中引申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1959年9月，他在一个会上讲了这个故事，并让领导干部们回去找这个故事来看一看。他认为，人们搞不清楚独角兕大王的来历，只看到他的现象，搞不清本质，而搞不清本质，就无法降妖。所以，解决问题，先要搞清本质，扌能对症下药。这就有了方法论的意义。这个发挥，确实别具一格。毛泽东当时是给参加座谈会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庐山会议情况时讲这番话的。 862 ==========第357页========== 孙悟空是反官僚主义的英雄 (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太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反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太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7年5月12日会见外宾的谈话 [解析] 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西游记》里，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照。作者特意塑造了“作反”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故事中，孙悟空是一个大无畏的叛逆者、反抗者，他蔑视和打破了森严的天庭统治秩序，追求不受任何人统治管辖的绝对自由。取经故事中对孙悟空的描写与大闹天宫存在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他在反抗天庭失败后屈服于神权，但他仍然是一位积极乐观、勇敢刚毅的战斗者。他为保护唐僧，也为民除害而积极地扫荡妖魔，嫉恶如仇，除恶务尽，具有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并且依然对神佛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态度。在作品中，取经的目的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孙悟空降妖除怪的活动侧成为主要内容，使小说不再是以表现宗教内容为主的作品，而成为大无畏战斗英雄的颂歌。 毛泽东读《西游记》，最注重大闹天宫的故事，最喜欢孙悟空这一形象。在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有时从正面来引用，有时从反面来引用。 在50年代中期以前，他对孙悟空的引用，可以说是“中性”的，主要根据小说的情节和孙悟空的特点，来说明和比喻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里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为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一一法西斯侵略者压倒在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这里说的是《西游记》第7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请来如来佛镇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故事。 《西游记》第59至61回中孙行者借芭蕉扇的故事，《毛泽东选集》中會引用过两次。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 863 ==========第358页========== 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毛泽东说的“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这一次借的是一柄假扇，扇不灭火焰山的火。这以后孙行者费了许多心思力气，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的形象去骗取扇子，也没有成功；最后是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扌降服了铁扇公主，借得了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借题发挥，讲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还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比，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 1957年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入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入卦烦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7回“入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入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引用了《西游记》第6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内，牙齿变做内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他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 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识破了的：“我也會见庙宇，更不會见 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竿，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随着心境的变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7回里的洒脱表现。于是，“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他的讲话里，孙悟空只是具有了正面意义，特别是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勇敢造反的意义。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说他的性格中“有些猴气”，不知道是不是从孙悟空性格中得到的后发。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 864 ==========第359页========== 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酒脱机趣的话，应该说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由此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地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做的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57年3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他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一一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1957年4月5日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双百”方针时，说：孙悟空到龙王那里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来。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1961年底，毛泽东又激情洋湓地“欢呼”着孙大圣，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壮观激越的乐观景象。其内在的意蕴在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的成了所谓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不过，从《西游记》的描写来看，孙悟空的反抗性及不受拘束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前七回的描写中。后来，他被如来佛降伏后，为成佛，就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沿途降妖捉怪，前后判若两人。他似乎也是不得已，因为头上有顶紧箍咒。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开玩笑说，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紧箍咒，就剩下一半了。 865 ==========第360页========== 行善即除恶，除恶即行善 (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大圣看了，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 那大圣上了山巅看处，只见那南半边，冬冬鼓响，☒☒锣鸣，闪上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大圣见那些人布上他的山来，心中大怒。手里捻诀，口内念念有词，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嘑的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恰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尸骸轻粉卧山场…人亡马死怎归家…大圣按下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 一日行恶，恶自有余。’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大圣道：“你们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猎户衣服，剥得来家，洗净血迹，穿了遮寒…把死倒的马，拖将来，剥了皮，做靴穿，将肉腌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枪刀，与你们操演武艺…” 那大圣把旗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子，将旗挂于洞处，逐日招魔聚兽，积草屯粮，于题“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后种松柚，桃李枣梅，无所不备，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 一一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入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一一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一75页) [解析]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语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第27回是著名的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之后，孙悟空被唐僧逐回花果山，接着便生出孙悟空作法打死千余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猎人的事情。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快活”之语所作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善恶观。 就《西游记》的具体描写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内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 866 ==========第361页========== 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中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唐僧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的“乡愿”思想。《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域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妖魔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且除恶务尽，不相信忍让和一味求善就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于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迈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他从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的反叛，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于是为这个“大圣”“欢呼”，把他的实践概括为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这种行善除恶一体论，是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种辩证认识。他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 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习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基调。 867 ==========第362页========== 唐僧师徒的“个性” (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一一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7页）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无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一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在抗大第三期学员会议上的演讲（见牛克 伦《熔炉》，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杜1977年版) [解析] 《西游记》这部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把神性、人性和动物特征结合起来，是很成功的。孙悟空、猪入戒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唐僧师徒4人在取经途中，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以克服重重困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法，各有不同的心理活动，也各有不同的贡献。他们的个性，也由此展现出来。同时，不同个性的差异，导致这个团体的矛盾，经常发生争吵，但最终还是同心同德地向西迈进。毛泽东读《西游记》，很注意这方面的描写，时常立足于现实进行评论和发挥。核心的一点，就是认为这个团体既有共同遵守的“党性”，又有各不相同的“个性”。 除了前面引述的1945年的评论外，1938年4月，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笑谈《西游记》的人物，比喻这三句话的重要：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入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他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868 ==========第363页========== 《红楼梦》的老祖宗 (读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们看过《全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全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金瓶梅》，长篇白话小说，共100回，成书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兰陵笑笑生作。兰陵今属山东苍山县，书中又多用山东方言，故其作者大约是山东人。对具体撰写人會有王世贞、李开先等多种推测，但均无确据。《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引子，详细描写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巾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史，充分暴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毛泽东如此看重《金瓶梅》，与该书对生活的反映方式和效果，及其同《红楼梦》的联系有关。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细致”。《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故事和现实普通人的生活内容有明显距离。而《金瓶梅》则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完全是细腻的写实，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會执笔在清河县前，西巾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作出来。”这种对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确实是此前的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的。唯其细致，扌更真实地广泛地反映了历史生活。写的是宋代，实际是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能够通过作品展示的具体事件和细节判断出它的成书年代。就其内容而言，小说以西内庆为主角，一方面安排和描写了他那个以金钱财富为轴心，以主从贵贱为秩序的家庭结构，使其成为社会图式的浓缩；另一方面，又通过西内庆的种种社会经济活动，把读者引向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西内庆是坐贾兼行商，开解当铺，又放高利贷，也不放过贿赂官府兴贩盐引和充当官府买办觅钱取利的机会。小说对其致富的过程，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晚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以及伦理观念。《金瓶梅》通 869 ==========第364页========== 过对人物的衣食住行和两性关系的细腻刻画，极力铺陈了这一新的时代风尚，其特点是去朴尚华，穷奢极欲。总之，《金瓶梅》通过广镜头的传神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晚明历史的本质风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金瓶梅》作出了3点重要评价：（一)把它同《红楼梦》、《聊斋志异》并列，称为“写杜社会历史”、表现“明朝真正的历史”的小说。（二)把它同《水浒传》并列，称为“不可不看”的书。1956年他會说过：《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小说。（三)在写法（重细节真实）和结构（以小见大，以家庭衬社会)上，称它是写出“很细致很精细的历史”的《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这些评价，在50至6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范围内，是很别具一格的。 由于《金瓶梅》描写了西巾内庆同妻妾间的大量性生活，其中把妇女写成男人发泄性欲的玩物，故毛泽东认为它“不尊重女性”。 870 ==========第365页========== 旧的民歌里有许多极好的东西 (读《沐省时曲·锁南枝》等) [原文]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 捏得来一似活托；捏得来同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 一一《汴省时曲·锁南枝》，摘自陈所闻编《南宫词记》卷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 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 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一方面表现为肯定…。 一一摘自毛译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苏联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文第3版）的批语（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4页) 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會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语，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一一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5页) [解析] 《汴省时曲·锁南枝》这首民间散曲，见于散曲选本《南宫词记》。编者陈所闻，名荩卿，江苏南京人，生年不详，卒于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左右。大概是潦倒的文人，依靠大书商安徽汪廷讷生活。其《南宫词记》专录明人的作品，在所有南曲套数、小今的选本中，可说是刊行最早的一部，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序。共6卷，保存了一些以前从未有人注意收集的明人散曲，值得称道的是，编者敢于承认民歌是文学作品，与文人散曲并列一书。当然，民间散曲本来就属于民歌。 871 ==========第366页========== 《锁南枝》是曲牌名。该书所收的这首《锁南杖》，是表现爱情生活的，但显是民间化的改作。其构思乃至词句，在此前即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有件艳事：他有位贤良的妻子，叫管道升，善画墨竹、兰、梅，亦工山水、佛像，诗词歌赋也造诣很深，本来是女子中魁首。但赵孟頫却异想天开，要纳妾，又不便开口，便填了首曲，给管夫人看，其中有：“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还安慰她：“你年纪已过四句，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知道后，自然很不高兴，可又不便发作。为了劝阻丈夫，也填了一首《我侬词》： 我侬两个，忒煞情多！譬如将一块泥儿，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忽然欢喜啊，将它来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啊那其间，我身子里也有了你，你身子里也有了我。 把《南宫词记》所收的这首《锁南枝》同管夫人的《我侬词》对照一读，显是一脉相承。 毛泽东很喜欢这首民间曲子，并多次引用。至晚在1937年以前，他就读过。1936年11月至翌年4月，毛泽东在阅读李达等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时，随手在其中“否定同时是肯定，‘死灭’同时是保存”诸语旁，批上了“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进而以这首曲子说明：“一刀两断…不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否定观，既是扬弃，又是肯定、保存和融合。可见他对这首曲子记忆之熟，运用之活。1957年，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其间各个党在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又引用这首曲子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中国有几句古话，“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意即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大同，存小异，互相支援，结为整体，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挑战。同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时，两人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到哲学、佛学，毛泽东又引用了这支曲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喜欢民歌，同他的文化创造和发展观念有关。民歌大多是底层人们的创作并反映他们的生活内容的。基于此，他特别看重历史上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根本不识字的人的诗歌创作，时常津津乐道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如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同人讲起：梁武帝时的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还有梁朝大将军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竟；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川川》：“敕勒川山、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 毛泽东不仅喜欢古代民歌，而且还很注意搜集和运用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民歌。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休养了大半年。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农民运动，以普及平民教育为由，依靠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原来的族校设备，开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夜校用当地的民歌民谣编写识字课本。湖南韶山陈列馆至今保存着这样两首诗： 872 ==========第367页========== 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金花好，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扌像话。今日望，明日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看来，毛泽东对民歌的注重，一开始便是同农民运动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在1926年主持广州农讲所的工作期间，毛泽东便发动学生们收集和记录各地的民歌，并读了其中大量的作品。这次活动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加深了他对民歌的赏识，后来多次谈到收集民歌的事情。 前面引的毛泽东第二段评论，说的便是1926年主持广州农讲所的事情。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这事，说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丢失了，非常可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起这件事，还说从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 毛泽东重视挖掘和运用现代社会中的民歌的社会价值，还有以下几件事情值得一说。 1930年5月，毛泽东随红四军到达寻乌县时，他着手进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为了说明贫苦人家受地租剥削没有饭吃的情况，他在《寻乌调查》一文中全文引用了一首较长的民歌，并对一些方言做了注释。我们不妨引在下面：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暗精女子毛钱讨，害埃穷人样得老。暗好学堂埃毛份，有眼当个瞎眼棍。天呀天， 873 ==========第368页========== 越思越想越可恰。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會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伊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穷姊穷妹爱团结，团结起来当红军，当到红军杀敌人！ 注：“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时候，美国记者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去毛泽东那里坐坐；毛泽东也经常邀请斯诺去他那里吃饭。 毛泽东的饮食非常简单，常常是一盘辣椒，一盘青菜，偶尔有少许肉，主食是小米或馒头。即使斯诺这样的客人去了，也不过额外加一份贺子珍用野果子自制的甜食。斯诺觉得，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于简朴了。毛泽东本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有辣椒就满足了。他非常能吃辣子甚至用馒头夹着辣子吃。一次，毛泽东向斯诺说：“吃辣椒多少能反映一个人的斗争精神，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會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我们家乡湖南出辣椒，爱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不少，如黄兴，陈天华以及红军中的彭德怀、罗荣桓、王震、贺龙等。而在世界上爱吃辛辣食物的国家，往往盛产革命者，如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国等等。”他说到这里，哈哈大笑，并情不自禁地唱起一首他最喜爱的《辣椒歌》： 874 ==========第369页==========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个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可不能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烧，样样味道好。没有辣子不算菜呀， 一辣胜佳肴。 1953年3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南京，在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下榻。他听取了华东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对江苏的工作表示满意，尤其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高兴。22日下午，毛泽东游玄武湖时，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陈老总啊，我倒听得这么一首诗来： 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毛泽东抑扬顿挫地把这首刚听来的民谣念得特别有韵味。陈毅显得几分潇酒地说：“这是群众的心声嘛。南京是六朝古都，老百姓的体会也许更深刻一些。” 875 ==========第370页========== 要教人改过 (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旦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缓，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缓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博为左冯奶，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析，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伏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博因敕禁…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 一一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三《上智部·通简·朱博》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使人改过自效。 一一毛译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三《上智部·通简·朱博》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3一54页) [解析] 冯梦龙(1574一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别号子犹等。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少有于气，博学多识，行为不羁。屡试不第，以教书为生。在文学创作和编纂上成果丰富。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颇称名于世。他在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改编、整理的同时，还纂集了几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品，《智囊》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该书编集明代以往的经史子传、野史丛谈、演义传说中的有关智慧的故事近两千则，部类分别，按以评语。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他的搜罗选取之中。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且寓意丰富，发人深思。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在上面的批注较其他文学作品都多。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回忆，1963年元月初，章士钊托她带 一本线装《智囊》给毛泽东。 《智囊》里“朱博”一条，叙述了汉代武官出身的朱博做冀州刺史时的两件事。一件是说，朱博在巡视部属时，数百个官吏和老百姓聚众拦道，说要告状。一个从事将情况告诉朱博，请他滞留该县处理。朱博心中明白他是 876 ==========第371页========== 要试探自己的本事，便让从事明文告知：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里去告，刺史不直接监察这一级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视回到治所再来告，其他那些属于打官司举盗贼的事情，则到各个管辖部中找从事处理。这些安排，使四五百人顷刻散去，都没有想到来博应变能力这样强。后来朱博慢慢打听，果然是这位老从事教唆百姓聚众拦道，于是“博杀此吏”。 再一件事是说，长陵大姓中有个叫尚方禁的，年轻时盗人妻被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受了贿赂，没革除尚方禁，反调他作守尉。朱博听到此事，找借口召见尚方禁，避开左右，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怎样来的，尚方禁自知朱博已知实情，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着说：“我想为你洗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惊喜道：“万死不辞。”朱博让他有机会便记录别人言论，将他视为亲信耳目。这样，尚方禁经常破获盗贼等犯罪活动，很见成效，后升至县合。很久以后，朱博又召见那位功曹，一一列举尚方禁等人的事，痛加斥责，令他将自己受贿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功曹惶恐万状，详记所有为好为贪为贼之事。朱博也要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他所写罪状裁成纸屑。这功曹后来战战兢兢，尽心尽意，办事没有差错，朱博也就重用他了。 这两件事，都属于怎样对待犯了错误的部下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朱博杀掉那个有意为难他的老从事，认为把他“调改他职”就可以了；对朱博起用尚方禁和那位功曹，则表示肯定，认为这是“使人改过”的成效。两个批语，表明毛泽东很重视“教人改过”的处理方法。 《智囊》里“朱博”一条后面，有一条“韩裒”，说北朝周文帝时，北雍州刺史韩裒为平息境内盗贼，通过暗访，具列盗贼姓于簿，然后张榜告示：“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衷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毛泽东读至此，又批道：“使人改过。” 877 ==========第372页========== 史家之严细 (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王右军幼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逆节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半，方悟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由是得全。 一一冯梦龙《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王羲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事似误，待查。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王羲之》的批语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1页) [解析] 《智囊》多叙历史人物的一些趣闻轶事，有的材料难免采自稗官野史。毛泽东在阅读时，常常信手批注，以正史对照。 《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描写“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他很受大将军王敦喜爱，常与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钱凤进屋，王敦屏去左右，两人商量逆节谋反之事，都忘了还有个小孩在床上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知道若被他们发现他听到了这一机密，必无活理。于是把唾沫抹在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二人议事至半，于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便大惊曰：“不得不除之。”乃撩开床帐，见王吐唾纵横，扌相信他确实熟睡，王的性命寸由此保全。毛读至此，批注道：“此事似误，待查。” 冯梦龙所叙此事，源自《世说新语·假谲》，刘孝标注云：“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而《晋书·王允之传》记载着这件事。看来，毛批“似误”，也是本此。 《智囊》卷四《上智部·迎刃》里有一条“朱胜非”，说：“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准南两路制置使，今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前后文未说明此人此事出于何朝何代。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南宋事”。足见其对史事记得多么熟。 《智囊》卷十六《术智部·委蛇》有一条“杨一清张永”，说：“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乓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谨事，因以危言动永。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前后文也是未交待朝代。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武宗时事”。 《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有一条“周亚夫”，说汉景帝时，吴、楚谋反，景帝拜周亚夫为太尉，前往击之。“太尉会兵荥阳，坚壁不出， 878 ==========第373页========== 吴方攻梁急，梁请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委吴，不肯往。”毛泽东读至此批道：“非荥阳，乃定陶。” 879 ==========第374页========== 小知识分子有用 (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今。时征交趾大军过…。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 一一摘自《智囊》卷十四《捷智部·应卒·张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小知识分子有用。 毛泽东读《智囊》卷十四《捷智部·应卒·张恺》的批语（见《毛 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62页) [解析] “张恺”一条叙述鄞县人张恺，在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身分作了江陵县今。有大军从江陵经过，军队总督要张恺当天下午送几百个人炉和炉架到军中。张恺马上让木匠把方桌的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个洞。安上铁锅送了去。不久，军队又来领取1000多个马槽，他就叫来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糟填撑开，等马喂过后，又可收卷起来，不管军队前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大家都效此法。后来，周文襄荐了张恺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毛泽东读后的体会是：“小知识分子有用。”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这样肯定“小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多见的。这确实是有感于张恺以自己的聪明扌智及时完成了紧迫的军事任务。 《智囊》卷十五《捷智部·敏悟》有一条“尹见心”，说：“尹见心为知县。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抄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入而锯之，木遂断。”毛泽东读后批道：“此即造桥柱新法。”毛泽东是很注意这类显示聪明扌智的技术创造的。 880 ==========第375页========== 儒术伪耳 (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值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巾风。 一一摘自冯梦龙《智囊》卷十九《语智部·辩扌·子贡》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圣贤内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十九《语智部·辩扌·子贡》的批语（见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页) [解析] 《智囊》中《语智部·辩中)“子贡”一条，详叙了孔子的得意中生子贡的一次外交活动。具体过程是：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便调部队去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家乡，他派子贡去齐国说服田常。子贡见田常后说了一番攻打弱小的鲁国不利于加强田常的势力，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时，扌能孤立齐国国君，使自己独拿大权的道理。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救鲁伐齐，然后去迎战吴国。子贡去南方见吴王，利用吴王称霸的野心，又说了番救鲁伐齐有大利大名可图的道理；又说，胜了齐国后来势攻打晋国，吴国便没有对手了。吴王心动，但表示先讨伐完了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之后动手。子贡又自告奋勇表示去说服越国派兵随吴王一同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子贡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担心越王报复要来讨伐越国，现在越国力量还小，为消除吴王的怀疑必须派兵随吴王攻齐。如果攻齐失败，折损吴兵，有利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诸侯攻打驻齐的吴国精锐，越军也趁机攻打美国本上，必胜无疑。越王赞赏不已。这样，吴国发动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了。子贡又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移兵攻打晋国军队，结果吴国军队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渡江袭击吴国，杀了吴王夫差，三年后越国在东方称霸。冯梦龙在叙述了这个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成功的外交故事后，感慨道：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巾风。”毛泽东接着发挥：“什么圣贤内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这个批语，表明了毛泽东对儒家提倡的圣贤作风的评价。所谓“儒术伪耳”，大概是指作为孔内高足的子贡，为了鲁国的利益，四处游说。挑拨，这本身就违反了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儒家宗旨。孟轲被称为“亚圣”，他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荀子的学生，毛泽东會说荀子是“儒家的左派”，韩非后来跑到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 881 ==========第376页========== 那里出谋划策去了。叔孙通是秦末汉初的大儒，先为项羽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他与儒生们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为，其实也是纵横家。可见，真正要做点事情，靠“儒术”一套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晚年，对儒家的圣贤之说，很不感兴趣。《晋书》卷入十《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任右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和，殷浩率军北伐失败，又不听众人劝阻，复图再举北伐。王羲之写信给他，说道：“《传》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疑乎？”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 882 ==========第377页========== 写了很多国内和国际斗争的故事 (读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东周列国志》是长篇小说。内容为演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争斗的历史。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撰成《列国志传》8卷226节，起子苏姐己驿堂被魁，终于秦并天下，较全面地演述了列国故事。明末冯梦龙将其改编为《新列国志》108回，改为起自西周世末、平王东迁，对余邵鱼疏漏之处都据史书加以订正，删除了其中明显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增添了不少重要内容，使篇幅大为扩展，艺术上也有显著提高，大大改变了原作简朴粗陋的面貌。清代乾隆时蔡元放又对《新列国志》进行了修改润色，并加以评注，改名为《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此书是除《三国演义》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历史演义小说。全书起于西周末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盛衰兴亡、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内容极为丰富。它善于编排组织材料，把500多年间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从头到尾贯串下来，把史书中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治为一炉，叙述得有条有理。有一些人物如齐桓公、管仲、重耳、伍子青等刻画得比较生动。故事性较强，有不少故事如“卫懿公好鹤亡国”、“伍子胥微服过昭关”等叙述得有声有色。语言朴实生动、简洁流畅。但过分依傍史书，对其文学价值有影响。 毛泽东不止一次读过《东周列国志》这部小说，而且还读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全套连环画册。1960年，有人送给毛泽东一套《东周列国志》的连环画。此前，他是不读小人书的，这次读了，并由此引起，又读了一逼《东周列国志》的小说。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头，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准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 883 ==========第378页========== 写这本书的是民间一个作家。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可以一看，我对照了《左传》，完全准确。他还说：《东周列国志》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啦。从中我们可看出他读这部小说的四个特点。 （一)他是把它当历史来读的。于是，他对照《左传》的有关记载来读，认为《东周列国志》基本上“准确的”反映了《左传》上的史实。把小说当历史读，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何况是历史演义小说。 (二)毛泽东很欣赏《东周列国志》对各国内部政治斗争和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诸方面斗争的描写，这恰恰也是这部小说的历史认识价值所在。毛泽东对小说中描绘的斗争策略很是注重，他说的“很厉害”的郑庄公，便是“懂得策略”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国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却是春秋初年首先在中原地区称霸的诸侯国，这与郑庄公的斗争策略有关。拿他处理国内矛盾的方法来说，他的母亲不喜欢他而喜欢他的弟弟段。庄公登位后不久，根据他母亲的要求，将段分封到京地，称为京城太叔。大臣祭仲觉得太叔段占据京这个很大的都城，将来势力一大，会威胁到国君的安全，因而进行了劝阻。郑庄公却假意他说：这是母亲姜氏的意见，自己不敢反对。祭仲劝他不要让姜氏和段的势力发展起来，庄公也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太叔段到了京以后，首先使郑国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在接受郑庄公统治时，也同时接受他的统治。他看到郑庄公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便进一步把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变成自己的私邑，力量愈益扩大。公子吕把这件事告诉了庄公，劝他快采取行动。庄公又坦然地说：“他们这样做是自取灭亡！”太叔段看到郑庄公对他不闻不问，就积聚粮草，准备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姜氏作内应，计划偷袭郑国的都城。郑庄公早就有了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就对大臣们说：“是时候了！”他命令公子吕统率兵车两百乘讨伐京城，京城的人民起来反对太叔段。太叔段逃到鄢，庄公亲自带兵伐鄢。大叔段又逃到共，他的势力被彻底击溃。郑庄公吼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在《东周列国志》里被着重描写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在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方面，毛泽东称道的晋楚城澈之战，以弱军打败强军而闻名，其中胜者晋文公所采用的便是“退避三舍”以诱敌深入的斗争策略。 (三)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主要反映了当时的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其中包含一个明确的批评思路：上层建筑的尖锐斗争是由经济剧烈变化引起的。 (四)毛泽东在评论这部小说时，使用了“颠覆敌对国家”来说明各诸侯国间的一种斗争方式，还说研究“颠覆”问题是他再次阅读这部小说的一个动因。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以后，他更多地从理论上反思和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中苏观点的分歧开始考虑修正主义的问题，那么，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家和国际战略家的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 884 ==========第379页========== 评“学”与“仕” (读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 [原文]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一一摘自方大镇《田居乙记·记学》（见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无所谓 毛泽东读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所收方大镇《田居乙记·记学》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8页) [解析] 《明人百家小说》，是明代沈廷松编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内容多采自典籍，录写各种掌故。毛泽东读的，是明了历元年刊行的版本，全20册。在其中收录的方大镇《田居乙记》里“记学”与“记仕”的部分，毛泽东时有精练的批语。我们举几例来看看。 关于“记学”的批语。 一则说：“马实曰：‘幸生圣明之世，免砖瓦之资。托为丈夫。当建名千载，不可为空生徒死之物，秽天地之间。’”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劣语。” 一则说：“枚皋文章疾敏，长卿制作淹通，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杨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庙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其实 二者都无用。” 一则说：“有人问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法好。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苏东坡提出的“入面受敌”的读书方法，是很有名的。毛泽东早在1941年9月13日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會说道，“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入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以上批语，表达出毛泽东对古代有关治学和为文的观点的评价。他不同意所谓生逢圣明之世，文人当建功立名的说法，对孔子片面强调以治学来闻 885 ==========第380页========== 达于诸侯的观点，也不以为然。枚皋和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一个写文章很快捷，一个写文章很博雅，毛泽东认为他们的创作并没有什么用处。这大概是针对汉赋的形式主义风气而说的。对苏拭提出的“入面受敌”的有名的读书方法，毛泽东是很欣赏的，但他对苏轼思想的评价则是“唯心主义”。 关于“记仕”的批语。 一则说：“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 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有理。” 一则说：“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有唯物论思想。” 一则说：“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子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很难做到。” 以上三段原文，属于古代修身致仕之谈。其中，魏公子牟说的由官位到权势，由权势到财富，由财富到华贵，由华贵到骄横，由骄横到犯罪，由犯罪到丧身的转化，对为官者很有警策作用，所以毛泽东认为有理。第二则关于耳闻、目见、足践、手辨的议论，大致是说初入官场的人，对许多事情都不了解，即或有所了解，也是“耳闻目见”的表面现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足践手辨”的具体而深入的实践之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扌能明了起来，治政理事就会自如了。这确如毛泽东所说，“有唯物论思想”。至于孙叔敖说的爵高志下、官大心小，禄厚施碎的致仕修身原则，正是为了避免魏公子牟说的那种转化现象所带来的祸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好想法。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在古代社会体制内，似乎是有点唱高调，所以“很难做到”。 886 ==========第381页========== 借鬼狐说教 (读蒲松龄《聊斋志异》) [原文] 席方平，东安人。其父名廉，性憨拙。因与里中羊富室有邻，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今贿嘱冥使榜我矣。”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不食，曰：“我父朴讷，今见凌于强鬼；我将赴冥，代伸冤气矣。”…至狱中，遥见父卧檐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然流涕。曰：“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榜掠，胫股摧残甚矣！”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那！”遂出，写状。趁城隍早衙，喊冤投之。羊惧，内外贿通…冥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许以千金。席不听。…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答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闻。席受答，喊曰：“受答允当，谁教我无钱也！”冥王益怒，命置火床。…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曰：“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忍，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 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合稍偏，勿损其心。” 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席方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合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 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 -一摘自毛泽东1939年5月5日在延安同萧三的谈话（见萧三《窑洞城》，《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3期)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一毛泽东1942年4月在延安同何其芳等的谈话，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席方平一一引者注)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侧，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楚，冤案终能昭雪。 887 ==========第382页========== 一一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3一564页，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版)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白莲教》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 语集》第81页) 资本主义荫芽。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细侯》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丈古籍批语 集》第85页) [解析]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早年热衷功名，刻苦为学，屡试不第。长期设帐教学为生，一生清寒，对社会腐败、百姓疾苦深有所感。以满腔义愤作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共16卷，400余篇。内容分三大类。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罪恶；讽刺入股是取士的科举制度；通过花妖狐鬼与人的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的束缚。 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杜会生活中来，又极力把花妖狐鬼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同时，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以惩恶扬善，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并认为鲁迅把它归于“怪异小说”之列，“是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魁故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强，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花狐魁，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鹊突，知复非人。”)关于《聊斋》的社会现实性价值，毛泽东进一步认为可以把它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并举出其中的一篇《席方平》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席方平》写诚朴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为羊某死后买通冥间的狱吏揉掠而死。席方平代父伸冤，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冥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羊某的贿赂，不仅冤屈未伸，反遭种种毒刑。显然，这是直接影射封建杜会的现实状况。在延安同“鲁艺”学员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赞赏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使行刑的两个鬼大加钦佩，故意锯偏扌没有伤他那颗心的细节，还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味尤甚于阳间。（岳瑟《鲁艺漫忆》，《中国作家》1990年第6期) 关于《聊斋》同现实生活的关联方式及其思想价值，毛泽东提出：《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便借鬼狐说教。这就把神鬼故事的社会性主题倾向，进一步还原到处于 888 ==========第383页========== 特定历史环境的创作者自身的现实思想的基础上来加以分析，触及到神鬼故事的艺术“幻想性”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特征一一借鬼狐说教。同时，还揭示了在封建杜会具有民主性思想的作家身上带有普逼性的创作心理矛盾。这种矛盾艺术化地表现在作者的创作构思上，同时也反映在具体的情节和形象当中。 毛泽东在读《聊斋》写的批语中提到的《白莲教》，说的是白莲教首脑徐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他以迷信方法，封官许愿，聚集党徒达万人，与官兵作战，战中派两个女子骑木马，挥木刀与官军将领周旋，竟将该将领累死。行文中作者对白莲教多有眨意，称为“贼党”，故毛泽东认为表现了“封建主义”，但作者也描绘白莲教义军的勇敢机智，所以说“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认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细侯》，说的是教书先生满生同妓女细侯相爱，为筹钱为细侯赎身，满生吃了官司。被迫远走他乡。一有钱的商人为得到细侯，假造满生的绝命书寄给细侯，遂从鸨母那里把细侯买了过来。后满生归来，扌同细侯破镜重圆。 毛泽东认为，鬼魁志怪之作，也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广采素材来源进行加工，也是有依据的。《聊斋》故事，一部分是亲身见闻，如《地震》、《跳神》等篇；一部分是承袭过去的怪异小说题材而发挥之，如《续黄粱》、《莲花公主》等；更多的则是取材于当时民间的传说。关于后者，作者在《聊斋自志》中说得很清楚：“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另据邹弢《三借庐笔谈》载，蒲松龄在写此书时，常设茶烟子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由此可见，毛泽东除了读《聊斋》外，还读了一些与这部小说有关的笔记书籍。 此外，在1942年4月同何其芳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蒲松龄写《聊斋》的其他优点，特别对其描写生活细节的真实和细致十分赞赏。为此，还举出一篇题目叫作《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扌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 一样，腿直伸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泽东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889 ==========第384页========== 人际关系应该这样 (读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 [原文] 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傥，好狎妓，酒阑辄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内不拒，而实终夜无所沾染。常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坚拒不乱，部郎以是契重之。 (秋容、小谢)与（陶）生竞读，常至终夜。小谢又引其弟三郎来，拜生巾下。…生令与秋容执一经，满堂咿晤。生于此设鬼帐焉。部郎闻之喜，以时给其薪水。积数月，秋容与三郎皆能诗，时相酬唱。 一一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一一毛泽东读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2一83页) [解析] 《小谢》，写倜傥正直的书生陶某，身处鬼魁惑人的宅第，不受女鬼小谢、秋容的诱惑，并教她们读书写字，通事明理，从而使这两个女鬼由敬慕而爱恋上陶生。后来陶生因事入狱，小谢、秋容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词黑判抢去，也得陶生搭救。女鬼的善良、勇敢、多情，和她们同陶生的和睦互助、真心相爱的关系，感动了會道士，称赞“此鬼大好，不宜负他”，施展法术，帮助小谢、秋容还阳复生，促成陶生和她们的结合。毛泽东读后的批语，从人鬼恋的故事中挖掘出强烈的积极的社会价值，也表现了他的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毛泽东的批语，写在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聊斋志异》第526页上面。 890 ==========第385页========== 歌颂李克用父子 (读严遂成《三垂冈》) [原文]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一一严遂成《三垂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會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一一毛泽东1964年12月29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三垂冈之战，是后唐庄宗李存勋在其父李克用病死后嗣位晋王之初发生的一场战役。唐天祐五年(908年)，李存勋率军埋伏在山西上党附近的三垂冈下，乘天有大雾，攻破后梁拥占的夹城，斩万余人，俘获对方将领数百人。们日五代史·庄宗纪》接着叙述道：“梁祖闻其败也，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猪犬耳。’初，唐龙纪元年，帝（李存勋)扌五岁，从武皇（李克用）校猎子三垂冈，冈上有玄宗原庙在焉。武皇于洞前置酒，乐作，份人奏《百年歌》者，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凄苦。武皇引满，搏须指帝曰：‘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毛泽东很可能就是读到这段叙述，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严遂成的《三垂冈》一诗，从而写信给田家英让他查一下，并凭记忆写下了这首诗。 严遂成(1694-？)，字崧瞻，又字海珊，浙江乌程（今吴兴)人。雍正年间进士，善作咏史诗。有《海珊诗钞》留世。其《三垂冈》所写的，便 891 ==========第386页========== 是我们前面说的那段史迹。根据现存的《海珊诗抄》查对，毛泽东凭记忆写下的《三垂冈》与《海珊诗钞》中的《三垂冈》有两字不同；即第四句“连城犹拥晋山河”中的“犹”字在《海珊诗钞》中为“且”字；第七句“萧瑟 三垂冈下路”中的“下”字在《海珊诗钞》中为“畔”字。但是，在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2第62则中，袁枚所引的这首《三垂冈》诗，恰好与毛泽东记忆中的一样，即将“且”字写作“犹”字，将“畔”字写作“下”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毛泽东是从《随园诗话》中读到并记下这首《三垂冈》的；另一种可能是，毛泽东和袁枚所见到的是同一种版本的《海珊诗钞》或收录了严遂成《三垂冈》诗的某种书。 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说明毛泽东对这首诗是很喜欢的，读后几十年尚能全记得。该诗题旨，也诚如毛所说的，是“歌颂李克用父子”的。李克用、李存勋父子，开始是一意扶持唐朝江山，朱全忠篡唐，另立后梁王朝，他们与之连年奋战，终于灭掸后梁，建立后唐王朝。说起来，确为英雄之辈。 892 ==========第387页========== 看出兴亡 (读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等) [原文]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 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 青家黄昏路。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一一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看出兴亡 毛泽东读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 籍批语集》第33页) [解析] 纳兰性德（1655一1685)是清朝著名的满族词家。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他自幼修文习武，于康熙年间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后晋升一等，會受康熙之命到黑龙江呼伦考察沙俄侵扰的情况。但其本性淡泊，无心于功名，读书好学，特别擅长填词。其词风颇近于李煜，多写离别相思或怨夏悲秋的个人生活感受，直抒胸臆，婉约清新，哀怨凄绝。有词集《侧帽集》、《饮水词》传世。由于多次出塞，纳兰性德也写过一些边塞景物生活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内含。毛泽东是在龙榆生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9月版)里读到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的。这首词明白晓畅，在苍凉旷漠的塞外河山的描写中，透出些许历史、江山的苍桑感。所以毛泽东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兴亡”。此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还选了纳兰性德的好几首悼亡言情之作。如《菩萨蛮》四首、《临江仙·寒柳》，毛泽东在这些作品旁边批道：“悼亡”，又在其《清平乐》(“风鬟雨鬓”)旁批道：“赠女友”。 893 ==========第388页========== 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 (读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逼…。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一一摘自毛泽未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逼扌有发言权呢。…中国古典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一一摘自毛泽东1973年12月21日的谈话 [解析] 《红楼梦》是继《金瓶梅》之后以一个家庭为题材的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共120回，前80回为曹雪芹所著，后40回一般人认为乃高鹗续作。曹雪芹（？一1763或1764)，名霑，字梦阮，号芹圃、芹溪居士，雪芹亦为其号。 一说字芹圃，号梦阮。祖籍辽阳，一说为河北丰润。先世为汉人，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自會祖父曹玺始，三代任江宁织造前后达60余年。曹雪芹 一生经历了曹家的由盛而衰。他出生在南京，少年时代在繁华富贵中度过，13岁时随家迁居北京，會一度在北京的右翼宗学当教习或差役。晚年移居北京西郊，陷入“举家食粥”、蓬蒿环堵的穷困落魄境地，靠卖画和朋友周济度日，但仍嗜酒狂放，愤世嫉俗，在穷愁潦倒之中始终保持孤高豪放的个性。生活的巨变，家世的沉浮，使之对社会上种种世态炎凉、黑暗罪恶产生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创作小说《红楼梦》有极大帮助。居于西郊时，其主要精力都投之于小说《红楼梦》的创作与修改。《红楼梦》原名《石头记》，系以其家族生活为素材，“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小说以贾宝王、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展开极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描述了贾家宁、荣二府由盛而衰，终于一败涂地的全过程，展现了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不被社会理解以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悲剧，刻画了一群“小扌微善”的青年女子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的悲剧性命运。 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就爱读旧小说，但同斯诺的谈话中，没有提到那时读过《红楼梦》。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 894 ==========第389页========== 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估计是到了长沙读书后，扌读到《红楼梦》的。在1913年做的《讲堂录》笔记里，便记有《红楼梦》里的“意淫”之说。在后来风风雨雨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经常阅读和谈论这部小小说，并给以极高的评价。 在井冈山时，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就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逼。” 到延安后，毛泽东特意托人从国统区给他买来《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1965年10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这件事。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这明确表达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以纠正人们的偏见。5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又到“鲁艺”，给学员们作报告。讲到鲁艺与社会的关系，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说到这里，毛泽东两只手臂抱在胸前，笑了起来)。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同于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大行山、吕梁山。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几位著名将领诙起古典小说时，开玩笑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能算中国人。在延安同文化人交谈时，他经常发表对《红楼梦》的看法，著名作家茅盾就回忆说：1940年6月在延安时，一次毛泽东来问候，“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国的缺点和优点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对《红楼梦》评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毛泽东多次说，《红楼梦》他至少看过五逼，他极其喜欢读《红楼梦》。据50年代會给毛泽东做过兼职秘书的李锐回忆：1958年南宁会议后不多天，一天晚上，他奉召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所，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草稿等，漫谈很久。上卫生间时，看到一张方凳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线装《红楼梦》，可见此书之不离左右。 另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1964年以后，毛泽东又至少十次向工作人员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工作人员回忆：“我们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用后退给我们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里的全部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20种之多。”其中有两种版本的《红楼梦》，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胭斋重评石头记》，一函八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四函 895 ==========第390页========== 32册，木刻本。圈画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此外，會任上海市文教书记的石西民也保存过一套毛泽东批注过的《红楼梦》，大约是6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时，把随身带的一部自己做有许多批语的《红楼梦》赠给当时的上海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又把它交给石西民，嘱好好研究，但在“文革”中被抄，至今无下落。（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 1994年，报刊上又出现一种说法。说一位叫路工的学者曹在接受毛泽东赠书的那位上海市负责人家里看到毛批注过的运套《红楼梦》，遂借回家中，照原样抄录在自己的《红楼梦》书上。毛泽东批注的版本，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这年9月11日，毛泽东在该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尾部批注道：“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有花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相爱，两者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任性恣性。而宝王对袭人，也只能‘坐入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像玉一样的光辉，香一样的气氛，绵绵地喷发出来。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公是真挚的，而是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的香玉’。而黛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在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口，故待之以入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1954年9月11日中秋节记”。（马汉民《新民晚报》，转引自陕西紫阳《南山报》1994年10月22日)这段批注似乎确实，还须待证实。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今毛倾心的，无疑是《红楼梦》，认为它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直到晚年，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建议高级干部要读《红楼梦》，一两逼不行，至少要读三逼。由于《红楼梦》读得极熟，因此他平日讲话作文，常常不经意就引了出来。 1949年初，国民党战败求和，提出以他们的“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这篇评论中，这样挖苦地予以反驳：“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红搂梦》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凤姐向前来求告的穷亲戚刘姥姥哭穷：“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毛很欣赏这句话，作比喻时，不只一次引用过。例如，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足之虫，死而未僵” 《红楼梦》第68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中，记凤姐发觉贾涟偷娶尤二姐，列宁国府撒泼一事，当时她的长篇讲话中有一句：“俗语说：‘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话很使毛泽东感兴趣，在谈话、开会时，不止一次引用过。在入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會说过“舍得一身刷，敢把皇帝拉下马。”几个月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整风的时候，又引了这句话。经过他的一再引用，后来这句话流播很广。 《红楼梦》第82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恶梦”中，记 896 ==========第391页========== 林黛玉听到袭人评论尤二姐惨死的事之后，说：“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这话也不止一次地在会议上引用过。在入届二中全会上， 谈到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的时候，會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1957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他用此话来说明“世界大好形势”：“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 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给东风和西风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政治内容。1973年7月4日，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有人提到：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毛泽东答道：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功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毛泽东还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凤姐就写得好！”“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对现代青年来说，不足为训。” 897 ==========第392页========== 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读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會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进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未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级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杜会。这就是出现大双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杜会背景。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 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3年5月7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未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尽管清代江苏巡抚丁日昌會两次把《红楼梦》列入淫词小说，要求严行查禁，但自《红楼梦》问世以后的100多年，《红楼梦》却愈禁影响愈大，愈禁流传愈广。据乾嘉问经学家郝懿行记述，那时，北京已“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搂梦》”（《晒书堂笔录》)。京都竹枝词也有“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 898 ==========第393页========== 是枉然”之咏。到光绪年间，李慈铭说，《红楼梦》“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年，风流不绝。裙屐少年以不知者为不韵。”一方面是官方查禁，一方面是读者需要。 在毛泽东少年时，社会上对《红楼梦》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些伪道学斥之为淫书，甚至编出种种故事，说《红楼梦》的作者无后堕入拔舌地狱之类，肆意谩骂；而一些有见地有眼光的人，则认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废者”。（黄遵宪语) 对《红楼梦》这部书，尽管喜欢的人甚众，但各人所得不同。鲁迅说过，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扌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欣赏，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即在作者的作品中，掺入了欣赏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经验，以及现实的需要。见《易》、见淫、几缠绵、见排满、见宫阉秘事，均因此而出。 毛泽东读《红楼梦》，另是一路。如果说，少年时当作有趣的故事读，那么，后来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小说不是单纯当作文学来读，而是首先当作社会生活的反映，当作历史书来读的，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解剖考察。这个观点，他反复申明，从不讳言。 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中，他要人们不要以为《红楼梦》写的只是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当刘少奇谈到自己已看完《红楼梦》，说该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杜社会的情况”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逼，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1965年又同王海容说：你要不读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把《红楼梦》当故事读，是读小说的初浅层次。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进到了读小说的较深层次。怎么叫做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评论来说，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要了解《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以及《红楼梦》中的思想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就是清朝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毛泽东的观点是：“不满意封建制度。”说得较有分寸。不满意封建制度的什么？方面很多，人们也有不少论述。毛泽东着重的是作者、书中人物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封建家族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的同情；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妇女的尊重；是作者、书中人物在黑暗和丑恶中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在1961年1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毛泽东又说：《红楼梦》与谴责小说及《金瓶梅》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说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民主性”。一般说来，民主性以及人民性，是毛泽东评论封建社会文化中好的一面常用的概念。 899 ==========第394页========== 第二，对《红楼梦》的历史内含，毛泽东谈得较多的是，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前面引的三段话，都涉及到这个意思。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一一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 贾府是怎样衰败下来的呢？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 1954年读李希凡、蓝钥的《评（红楼梦研究）》时，读到文中“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一段话，毛泽东特意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该文又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又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似乎是觉得这样来理解封建家族的经济基础的衰败有些简单。 关于贾府的衰败，毛泽东的理解是：首先是人的衰败，即统治者阶层自身的腐朽所致。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面对一代又一代的膏梁纨绔，一二个像探春那样有为的谋划者试图支撑和拯救这烂透了的家族大厦，无疑是徒劳。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是家国一体，家庭既是社会的经济生活细胞，又是杜会的政治统治的基本途径。家庭一一家族一一宗族一一社会，形成环环相扣的宗法家长制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第三，毛泽东还注意到《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他借用《红楼梦》里这样一段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家长制、土地关系、人生态度，事实上是决定封建社会关系兴衰成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重要基础。这三个基础都动摇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败自然就无可挽回。就贾府而言，唯一一个有思想、有扌华、有个性的，却是这个家族和这个制度的逆子一一贾宝玉。这样的家族，这样的阶级，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是封建家庭的逆子，但这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就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在1964年8月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庭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900 ==========第395页========== 不用阶级斗争观点，就讲不通 (读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过一逼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逼。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一一摘自谭后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见《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一238页，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版)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逼扌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一一摘自张仙朋《为了人民…》，载《当代》1979年第2期 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至221页， 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 这部小说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冲突，它主要展示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冲突并由此兼及周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自觉意识。对这一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清楚的。 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中，有统治者，便有被统治者。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历史”，根本上是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这 901 ==========第396页========== 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在这次谈话中，他又称道小说“写奴隶像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于是，他注重对小说中的人物做阶级的划分统计。前面引的第三段毛泽东的评论，是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其中，便对小说人物做了相应的阶级划分，在此之前，196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大致相同的观点，说，书中写了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儿、晴变、秦可卿和她的一些丫鬟，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总之，《红楼梦》里写的“几十条人命”，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成为他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小说的重要依据。尽管小说中主子和奴隶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析，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之中；几十桩人命案，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红楼梦》里的统治阶级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实施其统治和压迫的呢？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第四回总纲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其中提到了一张“护官符”，即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这贾、史、王、薛 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 1973年12月21日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毛泽东又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逼，以为例证。第四回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理解这部小小说的一把根本的钥匙，大概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不平等的统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宝，反映了他们利用这一法宝对财富的剥夺和占有，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压。小说的描绘也正是这样。尽管被薛蟠打死的冯渊的家人苦苦申诉“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家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狂，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也半点无用，因为新近补授应天知府的贾雨村从内子处获知薛家就是“护官符”上之“雪（薛）”。在“护官符”的威严下，欲烧三把火的新官为讨好四大家族而殉情枉法，使冤者自冤，凶者无所顾忌地逍遥法外。 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读《红楼梦》，得出的又一个看法是借爱情写政治。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这同他说《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命运，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对作品反映的政治内容的理解，也不宜太过拘泥。从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悲剧，始终伴随着四大家族内外的政治氛围。诸如林家的败落，江南甄府的抄家，后来贾府的抄家，《好了歌注》所揭示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伽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结官府，相互之间荣损与共等等，这一切都自然地融进了贾府的日常琐事包括宝黛爱情悲剧的故事演进之中，从而使读者不觉这些事件的孤立突出。总之，《红楼梦》的内容是深广的，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但如果由此认为它不是爱情小 902 ==========第397页========== 说，而是政治小说，则无疑是偏颇之论，或说写爱情就是“为了”掩盖政治，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在作者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中，爱情与政治之间，也不是等量的，更不是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而是在爱情的描绘中十分自然地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内专内的学问红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尤其胡适，用了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证了作者与版本，尊重事实与证据，彻底批判了附会清初史事的索隐派百年来的影响。后来俞平伯又批判了胡适坚持自叙传，将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相混同，同样重复了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此外，红学家还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毛泽东提出将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一一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说它写了阶级斗争，确然是别成一说。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对《红楼梦》的分析，是以这部小说来印证阶级斗争的理论的。 在1964年8月18日于北戴河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到新引旧“红学”，对“红学”的发展勾画了一个轮廓。这说明他不仅读《红楼梦》这部小说，也注意读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论著。 例如，1962年4月14日和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刊登吴世昌的《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那时，吴世昌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他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章叫《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两节，并在文后加以注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这个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 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吴世昌的这个全文刊载在报社编印的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送一份。蔡元培在“红学史”上可以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未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毛泽东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还说到王昆仑，他會写过《红楼梦人物论》。还说到河其芳，他會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看来，对他们的论著，毛泽东都读过，并引起一定兴趣。 903 ==========第398页========== 诗话中的关注 (读吴景旭《历代诗话》、王士旗《分甘余话》、 袁枚《随园诗话》等) [原文] 余以（杜）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渔隐丛话》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鸣呼，此岂深于诗者哉？ 一一摘自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 余中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尝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一摘自王士旗《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或谈话]此说亦迂 一一毛泽东读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9页) 动辄余内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一一毛泽东读王士旗《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3页) [解析] 诗话是从北宋兴起的一种诗词评论形式。它采取随笔漫谈的手法，内容涉及的面很宽，用《西江诗话》作者裘君弘在该书自序中的话来说，“其中有诗品焉，有诗志焉，有诗释焉，有补正焉，有订谬焉，有类及焉，有源流焉，有异同焉，有辩证焉。”诗话不是严谨系统的阐述，而是用轻松活泼的笔触，寓大于小，寓庄于谐，娓娓道来，富于趣味性。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多种诗话，留有毛泽东圈画笔迹较多的有：《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和《随园诗话》等几种。 早年读书，毛泽东便也會涉及过诗话著作。1913年10月至12月《讲堂录》里便记有这方面的笔记。如：“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子律也。维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绝本于律的观点，便见于诗话著作。 904 ==========第399页========== 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杨载《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对此说有不同意见。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三)说：“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制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王士旗在《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中有与王夫之类似的看法。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是不同意《历代诗话》辑录的对杜牧《题乌江》（《乌江亭》)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杜牧《题乌江》“江东子弟多扌俊，卷士重来未可知”两句说得不对，因为项羽在家乡招募了八千人马，都战死了，他如果再回去招募，谁还肯跟他重新来打天下呢？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理解太迂腐了。 第二个批语，则是对《分甘余话》的作者王士旗的大不满了。因为王士旗记述朱书的情况，一起笔就说来书是“余内人”，即“我内下的徒弟”之类。毛泽东认为，这种“好为人师”的想法，“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古代诗话著作，批语不多，多的是圈画勾点。他图画最多的，是袁枚的《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1716一1797)的主要理论著作。袁枚，字子扌，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40岁辞官，居于江宁，筑园林于小仓山，名之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性格豁达，喜好山水，广交四方文士。其诗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公安派之后揭粱“性灵说”，认为诗中必须有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一失“真我”，便无性灵可言。因而反对儒家传统诗论，认为艳诗可作。其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对扫除拟古之风有积极作用。《随园诗话》凡16卷，补遗10卷，对历代诗人诗作及作者当时诗坛掌故多有评述，集中阐迷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主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性灵说”是袁枚诗论的核心。袁枚说的性灵”，即是性情”、“情”。 在毛泽东故居藏书的诗话著作中，《随园诗话》是留下圈画最多的一部。 一部清版的《随园诗话》共有16册，每册的封面上都画着毛泽东读过的圈记。另有两部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随园诗话》，放在他的卧室里，部1至5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另一部1至3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翻开这些书，许多地方都有他读后的圈点勾划。郭沫若同志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印成大字本后，一共四册，毛泽东分别用红、黑两种铅笔，在每一册的封面上都画着两个读过的大圈。这说明毛泽东直到晚年，对《随国诗话》这部书都是很关注，经常翻阅的。 有关诗的议论和创作体会是毛泽东所关注的。这方面，毛泽东在《随园诗话》上的圈画比较多。袁枚在书中很多谈论诗创作体会的内容，毛泽东都加了图画。如一则：“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的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随园诗话》卷一)另一则：“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 905 ==========第400页========== 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會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随园诗话》卷六)还有一则：“诗人爱管闲事，越没要紧侧愈佳；所谓吹皱 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陈方伯德荣七夕诗云：‘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铁崖柳花诗云：‘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随园诗话》卷入)这些，是毛泽东圈画中的几例。袁枚评论一些怀古诗说：“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古人怀古，只指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怀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两不相羼也。刘梦得金陵怀古，只咏王濬楼船一事，而后四句，全是空描。当时白太傅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甲无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岂王濬一事？而刘公胸中，岂止晓此一典耶？”（《随园诗话》卷六)毛泽东加了圈画。袁枚对编选诗集发表议论说：“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管窥蠡测， 一病也”；“以己履为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附会大家巾面，而不能判别真伪，采撷精华，三病也”；“学究条规，合人欲呕，四病也”；“勉强搜寻，从宽滥录，五病也”；“妄为改篡，遂至点金成铁，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情，七病也”。（《随园诗话》卷十 四)毛泽东读后都加了圈点。 毛泽东还以极大兴趣阅读诗话中搜集的那些诙谐、幽默、讽喻深刻的诗词，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随园诗话》一卷中有一则说，江南总督尹文端好诗，年三十，人呼之为小尹。海宁诗人杨守和，年七十。尹对杨“奖慰甚厚”。杨僧自己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尹应道：“不然，君独不见‘天意恰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画。《随园诗话》十二卷中有一则说：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诗，“语虽俚，恰有意义”，他写的一首刺时文诗：“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扌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内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稀，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毛泽东在“刺时文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读诗话时，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很注意。《随园诗话》有关音韵方面的段落，他都加以圈画。如卷十二有一则说：“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谷梁》云：‘吴谓善伊为稻缓，准南人呼母为社。’《世说》： ·王丞相作吴语日：何乃渹？’《唐韵》：“江难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又一则说：“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 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榛”、“湿斧”、‘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辞》：‘肇锡余以佳名’，‘字余曰灵均。‘几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九辩》，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汁’字韵旁通者七。”另一则说：“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 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 906 ==========第401页========== 韵也，而用芹’字。苏颂《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朘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这些议论音韵的地方，毛泽东都加着圈、点或画着着重线。 《随园诗话》里还有一些涉及楹联的内容，毛泽东都注意到并认真圈画了。卷一有一则说：“…‘学然后知不足’。可见知足者，皆不学之人，无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题甘露寺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扌上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外谁知有九州？。”毛泽东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随园诗话》卷一中，有一则说：有人征求戏台的对联。人集唐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一人集宋诗句：“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的集曲句：“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都很贴切，又很幽默。《随园诗话》卷十二，有一则说：有人和他不带眷属的朋友开玩笑，作了一幅楹联：“三间无佛殿，一个有毛僧”。另有一人，性粗豪，住的房子小，贴了一幅中联自嘲：“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毛泽东对这类楹联也圈画了不少。 毛泽东很注意读诗话中有关诗人的经历、著作、为人处世等方面的介绍和轶闻。《西江诗话》是按人头辑录的，对其中欧阳修、陶渊明、黄庭坚、晏殊、文天祥、杨万里、洪皓、洪迈等人的段落，毛泽东有很多圈点勾画。特别是对王安石。诗话中《王安石》（《西江诗话》苍二)一文，讲到王安石的文字锤炼过程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接着，作者例举王安石的诗：“含凤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说：“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读之不觉有对偶，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诗话的作者认为，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诗人，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也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都是要通过学习，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逐步臻于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在这一段加着圈和点；在“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旁，重笔画着曲线；天头上画着大圈；对所提到的四句诗，都加了图画。诗话中还提及王安石的一件轶事蔡天后（按：宋元丰车间进士，徽宗时为吏部员外郎，编修国史，能诗文，工书画)，會帮助王安石降服了一匹很难驾驭的烈马，王安石赠之以诗：“身着青衫骑恶马，日行三百尚嫌迟。心源落落堪为将，却是君王未备知。”诗话中说：“士大夫盛传公以将帅之材许天后。”对这件事，毛泽东特别在书的天头上画上大的圈记。 《西江诗话》中《晏几道》一文，作者引用黄山谷在《小山集》序言中对晏几道（1030？一1106？)的评价：“叔原因人英也。仕宦连蹇，不一傍贵人之中。论文自有休，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终不疑其欺己。至于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毛泽东对这段话，全文作了圈点，在书的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叔原是晏几道的字；《小山集》是他的著作。晏几道是宋朝著名诗人晏殊的儿子。晏殊早年显达，在宋初太平盛世时，历官要职，位至宰相。他的诗风表现了雍容典雅的贵族情趣。他的儿子晏几道，后来却贫困落魄，穷愁潦倒。他的诗 907 ==========第402页========== 风既有和晏殊相同的一面，又有感伤凄楚的特征。黄山谷的序言，评价了晏几道的为人，也评价了他的诗词。毛泽东的圈画，说明他对这些评价的重视。 908 ==========第403页========== 掌握音韵格律，就自由了 (读《诗韵集成》、《增广诗韵全壁》、 《新校正词律全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一一摘自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页) 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要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 一一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解析] 作为诗人词家，毛泽东深深体会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1959年9月7日致胡乔木信）难在何处，除了内容素材的提炼以外，毛泽东特别重视的便是形式韵律。为此，他经常劝人学习和掌握韵律，而自己更是注意研究。对旧体诗在形式方面的发展演变也颇为熟悉。例如，他會同一位诗人谈到：“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扌定型。”（藏克家《毛泽东与诗》）这两段概括与文学史上的说法大体相吻。 1957年6月，毛泽东接见对词律颇有研究的冒广生时，會相与论及待词格律问题。 冒广生说：“诗变为词，小今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 909 ==========第404页========== 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入十三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出他是文抄公了。” 冒广生继续发表他对300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他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 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接着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冒广生点头称道：“主席讲的是，诗词既重格律，也讲遣词雅驯，力戒粗野，能兼顾而后并美。”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表示：“冒先生的著作，我希望一读为快。”冒广生随即把自己的手稿本《疚斋词话》、《四声钩沉》、《宋曲章句》等四大册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后，说，“拜读。”（舒湮《一九五七年夏我又见到了毛主席》)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可看到他钻研音韵留下的种种印记。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壁》。这两部书中的许多页都折着书角，其中的许多字都有各种颜色笔迹画的圈记，好像书的主人不断地翻阅过，并随时都准备查找它们。《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入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目处，都有毛泽东用红铅笔、黑铅笔画出的圈记。内文如上平声的“一东”韵中的“东、同、中、虫、宫、雄、风…”等都用笔圈出，两部书从头到尾都有这种圈记。《增广诗韵全壁》的目录后，附作者《论古韵通转》，毛泽东对此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除音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这部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休，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收集的资料比较全，仅词牌名就有660多种，各种词牌还有多种不同的体，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例证，注有音韵平仄。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如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又如石孝友的《卜算子》：“见也如何暮，别也如何遮。别也应难见也难，今后难凭据。 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等， 都是他圈画的词。 910 ==========第405页========== 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读梁章钜《楹联丛话》) [原文] 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惟云南省城附郭大观楼，一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诵海内。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句云：“五百里洹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债，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婉蜒，南翔镐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莲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柠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按上联之神骏指金马，灵仪指碧鸡，蜿蜒指蛇山，镐素指鹤山，皆旗中实境。然用替字，反嫌妆点。且以缟素为鹤，亦似未安。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联字为陆树堂所书。闻阮芸台先生督洹时，會改窜数字，另制联板悬之。而彼都人士喷有烦言，旋复撤去。近先生以改本寄示，因并录于右，以质观者：“五百里旗池…凭栏向远，…波浪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依盘龙，南驯宝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衬捋起苍崖翠壁。…早收回薄雾残霞。…万顷鸥沙…元跨革囊。爨长蒙国，费尽移山气力。…便藓蝎苔碑…一片沧桑。” 一一摘自梁章钜《楹联丛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百入十字。 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记其下联云：“霸业烟销，雄心止水，饮山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顾何之。”康有别墅在西湖山上，联悬于湖中某亭。 死对，点金成铁。 一一毛泽东读粱章钜《楹联丛话》叙孙髯题昆明大观楼联处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7一118页) [解析] 梁章钜（1775一1849)，清代文学家。字闳中，一字茞林，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嘉庆进士，官至江苏巡抚。他综览群书，熟于掌故。喜作笔记小说，也能诗。著作颇多，有《文选旁证》、《浪迹丛谈》、《藤花吟馆诗钞》等，其《楹联丛话》以及《楹联续话》、《楹联三话》影响很大。《楹 911 ==========第406页========== 联丛话》早在道光年间便有刻本，后上海会文堂出石印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毛泽东读的并在上面留下批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版本。该书类似诗话、词话，在记述所收对联时，不时有所评点。书中所叙康熙年间孙髯题昆明大观楼联是流传甚广并颇受推崇的一副长联，孙髯，字髯翁，号颐庵，昆明人。博学多扌，诗词古文皆能，擅长指画。晚年以卜卦为生。他的这副长联至今仍悬于大观楼上。 毛泽东对该联读得甚为仔细，一一数了字数，指出为“一百入十字”以纠正梁章钜“一百七十余言”的不准确的说法。上联摹江山胜景，下联写历史演变，流露了作者对当时清朝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全联洋洋洒洒，对得工整，气势宏大，并开后了长联风气。梁章钜则认为，此联虽有气势，“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不同意梁章钜的这个观点，认为“此评不确”。毛泽东认为，该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与梁章钜同世的著名学者阮元（1764一1849)道光年间任云贵总督时，會给梁章钜写信说：“孙髯原联，以正统之汉唐宋元，伟烈丰功，总归一空为主，岂不骎骎乎说到我朝。”就是说，原联中歌颂了汉、唐、宋、元诸朝，漏掉了清朝是不应该的。阮元便自己动手改了这副对联，另制联板悬于大观楼，引起当地人的不满，随即撤去。梁章柜在书中把阮元的改联也列了出来。毛泽东对阮联批道：“死对，点金成铁。”由此可知毛泽东对阮联评价不太高的所在，即对得过死，境象平实而又重复，确有人为堆砌之嫌。 此外，毛泽东在一木清版的《楹联丛话》中读到孙髯这幅长联时，也加了圈点。在下联的“叹滚滚英雄谁在”，“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等句旁，每个字都画着圈。在“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等句旁，画有曲线，每句末都画有两三个圈。毛泽东还很细心地将阮元修改前后的两幅楹联作了对照，将阮元改过的几处都用着重线标了出来。在另一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载录这幅楹联处，毛泽东又批注“此阮元改笔，非尽原文。” 从以上三本书中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的圈画、批注可以知道，他至少读过 三逼，每读必有圈画、批注，足见其认真、仔细。 毛泽东在批注中引用的康有为晚年卜居杭州，浪迹西湖时作的一副对联，全文是：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览沿湖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逼未尝见； 霸业锁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这是康有为1920年4月游湖时撰题，會悬于西湖三潭印月御碑亭亭柱上面。 毛泽东认为这副对联“较短颇可喜”，主要是从艺术上推崇的。全联对西湖景色的概括颇形象精练。毛泽东当是在西湖见了该联而印象很深，信手拈来。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还有一本《巧对录》，上面留下了毛泽东的圈点。 《巧对录》上有一则说：有一人徘徊溪畔，想到一联：“独立小桥，人 912 ==========第407页========== 影不随流水去”，很久想不出下联来。他的朋友知道后替他对上：“孤眠旅馆，梦魂會逐故乡来”。另有一则：“杨柳花飞，平地里滚将春去”；对道：“梧桐叶落，半空中撇下秋来”。还有一则说：有一位教书先生病重，守护他的两个学生在低声商讨说：“水如碧玉山如黛”，下联应如何对？先生听到后说：可对“云想衣裳花想容”，说罢死去。毛泽东对这几则都加了圈点，还在天头上画着圈记。 毛泽东不仅从书本上读楹联，而且对悬刻各地的名联有着特殊的喜爱。特别是建国后，他常乘巡视各地之便，浏览名胜古迹，鉴赏楹联匾额、历代碑刻。 1952年10月，毛泽东游览开封北城古迹铁塔和龙亭。薄暮时分，毛泽东迈着矫健的步履登上龙亭。龙亭东侧石内两侧镌刻着康有为的题联：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 毛泽东长时间地凝视着这副对联，非常高兴地叮嘱秘书抄录下来。1958年3月，毛泽东游览了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后人凭吊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得十分仔细，盛赞杜诗是“政治诗”。他对大廨前那副清人顾复初的名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尤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毛泽东左年轻托下颗，微弯的右臂背在身后，神态从容安详。他用轻微的声音诵读上联，脱口说道：“是集杜句。”然后走到西头看完下联，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赞赏地同周围同行者说：“好！” 紧接着，毛泽东来到武侯同。先到碑亭详察了石碑，随后观看了二巾内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走在前面，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未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联系赵藩游武候同时借诸葛亮治蜀针砭时弊。此联独特新奇，不落窠臼，提出了“攻心”、“审势”两个颇有见解的问题，给后人以深刻的后迪。毛泽东非常认真地看了此联，反复吟诵。直到晚年，他还提议让四川负责同志好好研读此联，以及新都宝光寺何元普一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对联虽藏禅机，然不乏朴素的辩证法。 1960年3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南方，在专列上接见了湖南省、地、市委书记。当他知道陈洪新是郴州地委书记时，便饶有兴味地问道：“郴州有个 三绝碑’，你看过吗？”陈洪新不好意思地回答：“没看过。”毛泽东示 913 ==========第408页========== 意大家坐下，便娓娓叙说开了：公元1096年冬，北宋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著名词学家秦观，因“元佑党人”的牵连，遭章悼的排斥和打击，被削职流放到郴州，他远离亲阴，穷愁潦倒，忧愤满腹，便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接着期朗有声地背诵起来： 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 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滞湘去。 毛泽东一字不漏地背完这首词后，继续讲道：这首词将一个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受排斥打击的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心境描述得淋漓尽致。苏东坡很喜爱这首词，因为他同病相恰。四年后，秦观病死，苏东坡为怀念朋友，将此词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附上跋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后来，书法家米芾以其沉着俊逸的书法秦词苏跋写下来。宋朝以“淮海词、东坡跋、米芳笔”之造诣精深而谓之“三绝”。后人将其刻于崖壁，称“三绝碑”。毛泽东亲切地望着陈洪新，语重心长地说：“过去郴州是瘴疫之地，文人骚客多贬谪于此。现在郴州不同了吧？”陈洪新激动地回答：“现在很好，我很安心，我们一定把郴州建设好。”事后，陈洪新等落实了修复和保护“三绝碑”的措施，使之重放光彩。 毛泽东喜欢楹联这一诗文形式。事实上，他也是写楹联的能手。早年游学，拜访湖南安化县饱学先生夏默庵，夏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测来人学问深浅。毛见后以“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相续，博得连声称赞。后来，他写的许夕淖念性对联，都是很出色的。 914 ==========第409页========== 供消遣之用 (读梁晋竹《两般秋雨庵随笔》)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1972年9月，周世钊旅居北京，时间久了，不免思乡。谁料毛泽东于1972年9月4日赠书一套。书名《两般秋雨庵随笔》。书共八册，线装本。毛泽东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供惇元兄消遣。并署上“毛泽东”三个字。 摘自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第231页，吉林人民出版 社1993年版 [解析] 《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作《秋雨庵随笔》，为请代梁晋竹（绍王）所撰的一部笔记，凡入卷。梁是浙江杭州人，生于1792年，會北游北京，南至闽广，见闻广博。他在书中主要记述文学故事、诗文评述、风土名物，以及 一些论学考证。毛泽东爱读明清笔记，此书即为其中一部。他會在一部成都昌福公司印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上作有批语，该书卷四《昆明池对联》一文引了大观楼那副长联，毛泽东批注说，“此阮元改文，非尽原文”，毛泽东送给周世钊读的，尚不知是哪种版本。周彦瑜、吴美潮是周世刽的女儿、女婿，他们在《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还说，毛泽东赠书给周世钊时，同时还附了一封信，“此信的内容是关于赠书方面的，笔者未见其真迹。周世钊的友人彭靖确几其真迹，并于1984年4月对笔者回忆此信为： 惇元兄： 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毛泽东 1972年9月4日” 看来，毛泽东是把这部书作为“闲书”来读的。 915 ==========第410页========== 书法里充满辩证法，看了使人舒服 (读古代书帖)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 一一摘自徐涛《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6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锋？）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一一毛泽东1958年10月16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7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看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他在延安时，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身边。解放后，他有机会阅读法帖。“二王”帖、孙过庭的书谱、怀素的草书帖他时常披阅，置诸榻前，爱不释手。对唐代怀素的草书法帖《自叙帖》、《论书帖》等更是反复临写、反复品味、反复琢磨，时而凝目视其神韵，时而掩苍摹其法度，一片苦心。于兹可见。1956年前后，毛泽东请秘书把能够找到的历代名人字帖、墨迹都买来，揣摩研究。他常说，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是一举两得。据统计，他书房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的碑帖约有600多种，经他看过的即达400多种。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的《自叙帖》，并要田家英和逄先知把他所有的字帖都集中起来放在他身边。从此，秘书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 916 ==========第411页========== 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法帖》、《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其中《三希堂法帖》，全名《三希堂石渠宝发法帖》，共32卷，清高宗得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墨迹三种，名其所藏之室为“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出内府所藏魏晋至明代历朝法书，由梁诗正等编次，聚集大批良工，模勒于石碑。其中包括以上三种王氏墨迹，故名《三希堂法帖》。该书是法帖中的巨制。这些书帖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家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千字文》字帖，田家英和逢先知很快为他收集了30余种，行书草篆，无所不有，而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如王羡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带、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康熙等，直到近人于右任。 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田家英和逢先知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上面引述的1958年10月16日致田家英信，即是一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帖，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董其昌、文征明、傅山等。毛泽东真可谓“博览群帖”了。 博览群帖，也要有方法，怎样看，怎样摹，都是有讲究的。这方面，毛泽东也有特殊的心得体会和见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徐涛會当面向毛泽东请教过这方面的问题，对此，徐涛撰文回忆了他们当时的对话。徐涛问： “看帖时要记些什么？” “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 “哟，还这么复杂呀？”我表现有点畏难的样子。“你要熟悉一个人，不是要记住他的高矮胖瘦吗？你还要记住他的五官特点呀！”他喷出一口烟在微笑。“这么说记字跟记人一样啊！” “是啊，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我还想多问问可是又怕影响他休息，我说“好，那我就练习练习吧！”这次谈话就暂时结束了。 隔了些日子，徐涛又问毛泽东： “主席，你把字都给说活了！”我向他笑，他也笑了，显得那么轻松。 “临帖是要照原样写吗？”我又问。 “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主席，字的精神应该怎么理解？我只看到字形不同，看不懂精神。” “字就像人，有精神有个性，有的雄伟豪放，有的潇洒秀丽，你要学的字可不要让人看了感到松散、柔弱呀！当然写字也不要刻板。” “我要学草书从那儿下手呢？” “不要好高骛远，欲速不达，可先学楷书，小楷是基本功，以 917 ==========第412页========== 后再学行书、草书。”“那我看什么帖好呀？” “先看千字文，多看多记，还能学到一些常识，比如千字文里讲了天文、地理、农业、气象、矿产、特产、历史、修养。你能背出来，看的也就差不多了。”“那得看多久呀？” “不念个十逼几逼，你背不出来，一步步来不要急。也可学标准草书’。” “还有什么‘标准草书’？” “就是于右任编的那一本。”“将来要写出自己的风格！”他 又补充了一句。 “什么？自己的风格？”我又觉得奇怪。 “就是你的个性呀！你就没有自己的个性？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 我没有讲话，他看我没听懂又说：“如果每个人写的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止不前没有发展了。世界上的东西如果全都一样，那叫什么世界呀？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徐涛《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缅怀毛泽东》下册） 从收集到的最早的1905年（12岁)写的借书条手迹至最后的1975年(82岁)写的读书手迹看，毛泽东的书休大致有一个由楷而行，由行而草的变化过程。1959年以后，毛泽东的书法艺术进入黄金时代，他研读、临写了大量书帖，对前人的书法艺术进行了巧妙的取舍和再创造，取二王之秀逸，孙过庭之俊拔，张旭之狂韵，怀素之放肆，苏黄之浑厚…极尽变化，不失法度，雄强俊快，飘逸宏肆，生意盎然，活力无穷，达到一生书法的最高艺术境界。 918 ==========第413页========== 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 (读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 [原文]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一一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数，不拘一格降人亨。”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扌。”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摘自毛译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4页）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逼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羹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数，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冲破了。…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4月15日于广州写的《介绍一个合作杜》（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21一522页) [解析] 龚自珍（1792一1841)，字璱人，号定盒，浙江仁和（今杭州)人。38岁中进士，“一生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他是开近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前夕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蒙者。其《己亥杂诗》，共315首绝句，作于1839年，主题是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时代变化必然到来。“九州生气恃风雪”一首，幻想一种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以扫荡一切的迅急气势，打破合人窒息的死寂局面。 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引用这首诗，讲的正是处理好党内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提倡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1958年4月，在大跃进的局面迅速展开之际，毛泽东又引用这首诗，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他的希望，他的设想，倒也是贴切的。1957年5月，在接见苏联的伏罗希洛夫时，当对方问到： 919 ==========第414页========== 你们提出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万马齐喑究可哀。 毛泽东还说过，看鲁迅的东西，很有龚定盒的影响，可不知为什么鲁迅很少提到他。 920 ==========第415页========== 谴责小说给人的即象不好 (读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摘自毛泽东1962年8月11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 的谈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光明日报》批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评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这是清朝未年的小说，是暴露黑暗的。总之，所谓谴责小说，给人家的印象是不好的，是反对革命的，是反孙中山一派的，赞成保皇的，要地主继续专政，但要修理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阶级，是保皇党。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一次小型会议上的淡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168页，中共党史出版杜1994年版) [解析] “谴责小说”之称，始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第28篇“请末之谴责小说”。它指本世纪初头几年出现的以抨击时政，暴露黑暗为主题的一批小说。鲁迅在书中说：“戊戌变法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捂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毛泽东显然读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对其中论及谴责小说的地方印象较深，故上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谈话中，提到鲁迅的评论。此外，在1964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对《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评论。 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 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还有會朴《孽海花》。李伯元（1867 一1906)，名宝嘉，伯元为字，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有游戏主人等。江苏武进人。1896年到上海办报。其《官场现形记》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1905年载完。全书分五编，每编十二回，凡六十回。繁华报馆刊行，前有茂苑情秋生欧阳巨源序。该作品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缀联而成，它揭 921 ==========第416页========== 露清末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和官场丑行。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州县衙役，无不奉行“千里为官只为财”的信条，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抨击大小官僚“谄上骄下”，鱼肉人民反而升官发财的丑恶嘴脸。着力描述官员们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妥协投降的奴扌相。作品较深刻地反映了晚清的社会矛盾，俨如一幅官场百丑图；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 吴趼人(1866一1910)，原名宝震，字小允，后改名沃尧，字趼人。号我佛山人。广东佛山人。20余岁到上海谋生，任报刊编辑。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于1903年至1905年在《新小说》连载45回；1906年至1910年，先后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入册单行本，凡108回。标称社会小说，署我佛山人撰。小说用第一人称。以自名“九死一生”其人的商业活动为主线，连结近200个小故事和众多的人物。反映了1894年中日战争到20世纪初的20年间，中国官场、商场和洋场这个“鬼蜮世界”的种种怪现状.涉及政治、军事和外交诸方面。主要暴露官场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封建官吏道貌岸然、衣冠禽兽；以及他们畏敌如虎、投降卖国的罪行；抨击商场的污秽浑浊和洋场的虚伪无知等作者还续撰《近十年之怪现状》20回（未完），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载1909年《中外日报》，1910年广智书局印行单行本。作品无情鞭挞官场的腐败，商场的恶行，洋场的无耻，形象地反映了清王朝总崩溃时期的社会面貌。 刘鹗（1857一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會任候补知府，后弃官经商。1908年被人诬告私售仓粟，流放新疆，翌年病死。其《老残游记》，20回。1903年在上海《绣像小说》上发表前13回，嗣后又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1906年出版单行本。继而在该报连载《续集》14回，今存9回。1934年《续集》前4回在上海《人间世》重刊。翌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共6回，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入《老残游记》的附录，第7至9回收入《老残游记资料》。小说用第一人称描述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的所见、所闻和所为。作品以玉贤、刚弼两个酷吏的暴政残民为主要内容，暴露晚清黑暗的恐怖统治；同时借黄子龙等人宣传泰州学派的思想；通过一条潭浮海上的帆船的描写，反映出作者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不仅读过鲁迅关于这几部谴责小说的论述，也是读过这些原著的。他在1964年12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说：《老残游记》里讲，清官害人比贪官还厉害。在原著里會有这样一段议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看来，毛泽东对这段议论，有较深印象。作品中玉贤和刚弼这两个残忍与刚愎的典型，便是以“清官”的面目出现的。 毛泽东对谴责小说的基本评价，是“给人家的印象不好”。这主要基于 三个方面。 (一)这些小说虽有抨击晚清时弊的进步意义，但只是暴露黑暗，激起人们忧愤，却看不到出路，人们在作品中体会不到代表历史进步的力量。故鲁迅说，谴责小说的未流，“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扌，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这只是暴露黑暗的必然结果。 (二)这些小说的作者的政治思想立场，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李伯元不仅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连康梁的变法也认为是“过激行 922 ==========第417页========== 为”。吴趼人在1907年以前，在改良主义思想基础上會产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意识，1907年发表的《上海游骖录》则标志其思想退步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而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刘鹗则始终没有超出洋务派的立场。其《老残游记》第一回以一条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帆船隐喻其政治见解：掌舵、管帆的清廷统治者并没有错，所缺的只是一个罗盘；作为水手的下级官吏搜刮乘客钱财，是作者批判的对象；第三种人是空头演说家，暗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作者鼓励人们把他们抛下海去；第四种人是乘客，即一般老百姓，其中赞成革命的人为不懂事，被人“利用”，反对革命的人则被作者说成是老成持重。 （三)由于笔不藏锋，恣意暴露，艺术成就都不太高。故毛泽东在1964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提出谴责小说的艺术性较差，但政治性强。从这个角度讲，可以一读。 923 ==========第418页========== 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鲁迅全集》出版前读鲁迅著作)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一摘自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青年 大会上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 思寄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逼寻都不见了。 —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12日致艾思奇信（见《毛泽东书自选集》第118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主要有两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中国古代文史经典。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读得不多，也极少论及中国现代作家。但鲁迅却是一个例外。他对鲁迅及其著作评价之高，在古今中国文化人当中也是无出其右者。 先谈《鲁迅全集》出版前毛泽东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认识和了解。 毛泽东知道并阅读鲁迅的作品，无疑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重要的白话小说和一些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北京大学任职。后来毛泽东會遗憾地说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毛泽东是很敬慕鲁迅的。 1932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来到瑞金。同毛泽东谈鲁迅是他们见面交谈的话题之一。有几次，毛泽东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当时，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 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这当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评说，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后，他肯定了其中的合理的成分，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鲁迅生前，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會发去一封电报，祝贺红军的胜利，说是“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在逝世前夕，还托人从上海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带去两束火腿肉，并附有信。 924 ==========第419页==========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22日发布《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高度评价道：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杜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 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故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故，會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 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一生的第一次正式而崇高的评价。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还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等。同时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命等。 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周年祭日那天，毛泽东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做了《论鲁迅》的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毛泽东说：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杜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女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 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接着，毛泽东又具体阐述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一引者注），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第二，“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扌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 925 ==========第420页========== 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信一一引者注)。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第三，“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一引者注)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毛泽东演讲时没有稿子，一位听讲人整理了自己的记录，在国民党统治区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1938年3月第10期上，以《论鲁迅》为题发表，注明“毛泽东演讲，大汉笔录”。1938年11月钱杏邨主编的《文献》杂志予以转载。1950年7月选入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 一册。上述各书刊，均不属中共中央的报刊，按照党的文献编辑规则，不能算正式公布。另外，记录者“大汉”是何许人，多年来也未弄清。 1981年，中央党校唐天然同志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论鲁迅》的笔录者汪大漠同志。原来，“大汉”为“大漠”之误。繁体字“汉”与“漠”字形相近，《七月》杂志目录上印的是“漠”，但正文却印成了“汉”。198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唐天然的文章《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介绍了有关情况。1937年7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21岁的汪大漠从成都投奔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的学员。入学不久，正值鲁迅周年祭日，成仿吾校长请了毛泽东来校演讲。汪大漠因为眼睛近视，便坐到了会场第一排长凳上。他回忆说：“我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就把毛主席的讲话笔录下来了。”1938年2月汪大漠被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来又辗转到新四军，去了敌后。在等待分配的短暂时间里，汪大漠将毛泽东演讲记录和别的一些访问笔记进行了整理，一并交给了《新华日报》社吴敏同志。其他访问记录很快发表了，唯独这篇演讲记录被退回。吴敏告诉他：“因为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未经本人审阅，不便刊登。”汪大漠说：“我随即寄给了胡风主编的《七月》，还附了短信。很快，稿子就发表了，而且放在第一篇的显著位置。”汪大漠不无感慨地说：”他不刊登，这篇文献也就湮没了。”关于记录稿本身，汪大漠说：“记录稿可能有遗漏，但绝无随便增加的。”他又说：“在延安可惜没有及时整理，后来到武汉整理出来了，也无法送给毛主席审阅了。不过，发表以后，在武汉的中央首长总会看到的，好像并没有提出问题。” 这篇精彩的《论鲁迅》，就是这样保存和留传下来的，从而成为毛泽东唯一篇专内论述鲁迅的文稿。 《七月》杂志在发表这篇讲演时，汪大漠在该文前有一“小引”，说“这 926 ==========第421页========== 是鲁迅周年祭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当时由我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一直搁到现在，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在刊物上发表过。毛先生对鲁迅是颇有研究的人，他读过鲁迅不少的著作。这篇演讲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作家论，而且，对于每个正在艰苦斗争着的民族解放战士，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因此，在现在发表也许并不过时。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如果有遗漏或出入的地方，当然由记录者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汪大漠在该文小引中说：毛泽东“对鲁迅是有研究的人，他读过不少鲁迅的著作”。1938年之前，毛泽东没有条件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但长征后一到延安，他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和选本。他从设在延安的陕西第四中学只有两间房的图书馆里发现有鲁迅的书，立即高兴地借走了几木；几天后，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几本；第三次，秘书又把鲁迅的几部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后来看完后归还给图书馆。 毛泽东对鲁迅确实颇有研究。我们可以从《论鲁迅》的演说本身得到印证。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扌发表的，毛泽东就已经读过。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痛斥变节者的一封信。此信是鲁迅1934年11月17日写给肖军的。毛泽东何以会知道呢？有人會请教肖军。肖军说，鲁迅逝世后，他會将鲁迅写给他和肖红的信，选择了九封，略加注释，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大约后来流传到延安，毛泽东便读到了。《论鲁迅》一文表明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充分重视。鲁迅的许多重要著作，早在1937年他就读过，而且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在《论鲁迅》提出的，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观点，他到晚年也坚持此说。1971年11月20日在武汉的谈话中，他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终生喜欢读鲁迅的著作。20世纪中国两位思想伟人的心是相通的。 927 ==========第422页========== 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 (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一摘自徐中远《读鲁迅著作》（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 的读书生活》第18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我建议…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一一摘自毛泽东1975年底至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解析] 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书是在上海出版的，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陕北边区，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鲁迅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这套“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毛泽东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三卷《鲁迅全集》。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有的错字是容易识别的，有的就不那么容易。例如，《鲁迅全集》第4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这篇文章里的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 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错字。从词律的音韵平仄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将“从”字改为“是”字。原词，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入百九十八所载，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已改正。张泌的词在唐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毛泽东对他的词记得这样准确，这说明毛泽东对唐诗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读鲁迅著作仔细的程度。 928 ==========第423页========== 这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对这篇序，毛泽东也是认真读了的。1945年5月31日在“七大”作结论报告时，毛泽东说，要重视翻译工作、理论工作。《鲁迅全集》开卷就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他说鲁迅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就是说鲁迅翻译了很多外国的东西。 这套《鲁迅全集》在革命战争年代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被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新中国建立后，无论出访苏联，还是巡视各地，毛泽东都随身带着它；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他说过，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睡觉。1949年底，在苏联访问期间，他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处因读鲁迅的著作而一再推迟进餐。 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单行本上的许多篇章，他反复读了多次。看一次，他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全集》 1972年9月，文物出版杜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木）。这本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一方面读鲁迅的手稿，一方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往下看。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画画。 1972年，有关部内特意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套线装本由北京、上海两地排印。毛泽东收到全套的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又读了一逼。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划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划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 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鲁迅的作品。《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是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批评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鲁迅指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1975年，他在病中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这篇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的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本条目所述毛泽东读《鲁迅全集》的批注图画情况，引自徐中远《读鲁迅著作》一文) 在晚年，毛泽东多次提议要人们读点鲁迅著作，支持开展鲁迅思想遗产的研究。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的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还强调：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 929 ==========第424页========== 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毛泽东在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地位和价值的准确而科学的表述，是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930 ==========第425页========== 研究他的杂文的战斗方法 (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内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淡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0一191页)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 931 ==========第426页========== 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8页) 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按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杜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关于鲁迅的作品，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他的杂文，特别是他晚年的杂文。鲁迅写的杂文，事实上成了一种新创的文体。1918年，鲁迅开始了他的杂文创作，此后杂文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一生共写有17部杂文集。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鲁迅杂文，可以大致分为 三个阶段： （一)鲁迅杂文的形成期。这个时期约在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文到1925车“女师大学潮”发生之前。这个时期的杂文主要收集在《坟》和《热风》中。这些杂文是针对一般的社会现象而发的，主要结合一般的社会现象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进行针砭和解剖。在写法上，这些杂文更集中于对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露，而较少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性刻画，因而所言之事极小，所论问题却很大。 (二)鲁迅杂文的发展期。它大致包括从1925年“女师大学潮”发生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前鲁迅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集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中。这个时期，鲁迅的杂文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在社会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开始有人把杂文这种文体同鲁迅的名字联系起来，标志着“鲁迅杂文”这个独立概念的形成。这个时期的杂文不只是进行一般的社会思想的剖析，还成了具体社会斗争的艺术武器，其中很多杂文都是围绕“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入”惨案，针对陈源、章士钊等人而发的，在艺术上既有对于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析，也有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化刻画。 (三)鲁迅杂文的成熟期。它包括鲁迅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直至鲁 932 ==========第427页========== 迅逝世所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入《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集中。这个时期，杂文成了鲁迅最主要的作品，数量很大，影响也更深远。这个时期，鲁迅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更自觉地把自己在思想上的斗争同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治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剖析中国杜会思想的问题，因而这个时期的鲁迅杂文更直接地反映着整个中国杜会历史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除了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揭露、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抗议外，革命文学论争、对“新月派”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对“论语派”的批评、对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大部分鲁迅杂文的内容。在这些杂文中，已经能比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在艺术上，这个时期的鲁迅积淀了前两期的各种手法，又发展了它的尖锐泼辣、灵活挥酒的特点，充分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达到了鲁迅杂文艺术的高峰。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对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编的，什么时候出版过，都很注意。他在阅读时差不多在每册封面上都写有批注。例如，《且介亭杂文》一册，他在封面上批有：“一九三四年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编”；《彷徨》一册的封面上批有：“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入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上只写了“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即在“三月二日”前添加了“一九 三六”。《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副标题上只写了“入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他在“入月十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一” 毛泽东推崇鲁迅的杂文，除了前面引述的1957年3月10日、3月12日和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的三段评论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以下评论。 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具有很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杂文，是我国30年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最真实的历史记录。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在谈到红军到了陕北，还处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界、出版界代表座谈的前两天，即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也谈到了鲁迅。他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从以上引述来看，毛泽东推崇鲁迅的杂文，主要在于他深刻有力的战斗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一)鲁迅的杂文，真实地反映了进步文化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历史内容，也就是说，这些杂文是在特定的时代中产生并真切地体现出这个时代的斗争风貌。（二）鲁迅的杂文体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人格战斗力量，特别是后期杂文，具有沉着应付恶劣环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气概。（三)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具有全面的观点。这就使这些杂文除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以外，还具有深刻的合人信服的说服力。 933 ==========第428页==========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著作，十分用心理解、思索，还时有发挥。在《花边文学·正是时候》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内，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个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刻地揭示出来了。 鲁迅的《三闲集》的序言写于1932年，除介绍收进这本杂文集中的文章写作背景外，还着重叙述了1928年前后作者的思想变化一一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醉眼”中的朦胧》写于1928年，在这篇与创造社进行文艺论战的文章中，也反映了作者对自己的解剖和探索。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的标题上，都画了读过三逼的圈记。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未有天扌之前》一文，是鲁迅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讲话。毛主席非常赞赏这篇文章，特别在文中“天于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扌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扌”这段话下，画着红笔粗线，可见他对鲁迅这种“天扌产生于民众”的观点是很赞同的。 如果说，杂文是鲁迅战斗的武器、工具，那么，鲁迅的杂文，在一定程度上则是毛泽东从事政治和思想工作的得心应手的工具。50年代后期，毛泽东會谈到过，如果允许他将来退下来后，他是愿意写杂文的。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一些报刊撰写的大量时事政论，大多是出色的杂文，而其风格也颇有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和方法。 934 ==========第429页========== 反对入股，文章神气 (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入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 党入股的第二奈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入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會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逼。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入条写文章的规侧，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宋“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逼，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 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逼”，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逼，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于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一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反对党入股》（见《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3卷第830、834、835、841、844页) [解析] 毛泽东读鲁迅著作，很注意鲁迅有关文章写作技巧的论述，很欣赏鲁迅 935 ==========第430页========== 文章的艺术风格。反对新旧八股，风格神气，是毛泽东的重要评价。 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党入股是重点整顿的不良风气之一。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入股》的重要讲演。入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休。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入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毛泽东说，“这洋入股，鲁迅早就反对过”，是符合实际的，反对新引旧八股是鲁迅作品的一贯精神，也说明毛泽东很注意阅读鲁迅这方面的文章。他这里具体指的是《伪自由书》中的《透底》一文。文中说：“几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一一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一一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服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合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几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入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批判这种洋入股说：“入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入股。”在《反对党入股》里，毛泽东还引用了鲁迅《南腔北调集》里《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来说明那些“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入股文，“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 《答北斗杂志社问》是鲁迅答复“创作要怎样扌好”的提问而作的一篇短文，写于1932年12月27日，后收入《二心集》。1942年2月8日这个报告会上，毛泽东把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个与会的人。这本《宣传指南》里收入了鲁迅《答北斗杂志杜问》一文。为了便于和推动人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讲演中专内对《宣传指南》作了解说。鲁迅谈创作有入条，他详细地解说了四条，指出，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逼”，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逼，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22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入《整风文献》。毛泽东重视鲁迅的这封信，在他看来，是认为它指出了怎样扌能克服避免入股文弊端的原则。 936 ==========第431页========== 不觉悟农民，本质是好的 (读鲁迅《阿Q正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 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 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 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 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 物的。 一摘自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和史沫特莱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页)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逼，没看过的同志 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 专内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 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8739页) [解析] 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现实小说读得很少。但鲁迅的《阿Q正传》， 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最喜欢，并且读得最熟最透的现代小说。 《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1921年12月起，用巴人笔名陆续 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这部小说成为世界性名著，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 通过阿Q形象的塑造，描绘了阿Q这样一个不觉悟的农民要求参加革命党” 而终于惨遭杀害的悲剧，充分表现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中国农民的自身特点，从而反映了中国农民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密切关系。鲁迅 在1926年12月30日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据我的意思， 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 能如此，…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阿Q 937 ==========第432页========== 这一艺术形象，具有文学范围以外更深更广的社会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即1927年初，毛泽东在经历了湖南5县32天的调查之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泽东和鲁迅，一个作为政治家，一个作为文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剖析中国社会、中国农民，所得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 阿Q这个人物典型，阿Q精神或阿Q主义，是毛泽东谈论时事、表达思 想认识随手拈来的比喻。他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经常提到《阿Q 正传》。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话，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引用《阿 Q正传》的文字。那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国共两党就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开始了谈判。国民党方面一些人认为，中共方面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同国民党谈判，愿意改变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是一种“投降 和悔过”的表现，而完全无视共产党为了抗日所做的让步。毛泽东借阿Q形 象，来说明这些人的自欺欺人的做法，是颇为恰当的。第一次用阿Q这个形 象作比喻，使用到了其性格核心一一精神胜利法上面。 毛泽东体会和理解的阿Q精神，或者说在毛泽东的运用和发挥中，《阿 Q正传》及阿Q形象所蕴含的思想后迪意义，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精神胜利，自我陶醉。1939年，在延安谈到国共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而这种说法在国民党的文献和言论上却没有什么地位时，毛泽东指出：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在他们的口头上与文字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 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 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 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 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 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的话，那末，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會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 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音，是颇为适当的。 (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治病救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 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會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 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入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 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 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 (三)毛泽东对《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的印象特别深，认为他的性 938 ==========第433页========== 格特点是不准人家革命。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七届六次全会上谈到 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毛泽东说：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 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又说：要读《阿Q正传》，鲁迅专巾写了“不 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毛 泽东几次讲话中提到鲁迅。他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年”，两句话合乎辩证法；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 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阿Q要准许革 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 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939 ==========第434页========== 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读鲁迅《鲁迅诗集》) [原文]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 一一鲁迅1934年5月30日《无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感谢。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里面没篙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 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景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诗不好翻译，可以请郭沫若翻译一下。 ,一摘自毛泽东1961年10月7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4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旧休诗，不大谈白话新诗。对鲁迅创作的诗歌也是这样。1957年1月14日约见袁水拍、臧克家时，他说：鲁迅的散文诗不大好记，而旧体诗却流行很广。 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中收进的鲁迅的新诗、旧体诗，毛泽东都會用心地读过。195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不少诗的题目旁都画了圈。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共收诗47题54首。这本诗集，毛泽东从头至尾读过，有的诗篇他读过多少逼，不少的诗他能背下来。 诗集中有一首叫《湘灵歌》的诗，是1931年3月5日，鲁迅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据史书记载：“湘灵，舜帝的妃子，在湘水里溺死，成为湘夫人。”鲁迅借用这个神话中的传说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思。毛泽东在读完这首诗的末句太平成象盈秋内”后。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就是唐代诗人李贺。李贺《自昌谷到洛后内》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内”。 毛泽东还很爱书写鲁迅的诗。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每次练习书法，差不多都要书写鲁迅的诗句。他为什么这样爱好书写鲁迅的诗句呢？一次他在书写鲁迅诗句时會这样说过：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平时有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也常书录鲁迅的诗句赠毛泽东最喜欢鲁迅于1932年10月2日写的七律《自嘲》中的两句诗： 940 ==========第435页==========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鲁迅的这一诗句。1958年，在武昌召开党的入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登台接见的时候，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员将此题词转交给了红线女。毛泽东在书写的鲁迅诗句前面写了一段类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最后落款是“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话合乎辩证法。” 毛泽东读鲁迅的诗，也乐于改写鲁迅的诗。50至60年代，他會改写有鲁迅的好几首作品，借用鲁迅诗作的平仄意蕴及其战斗性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看法。鲁迅作于1932年的《亥年残秋偶作》中的颔联：“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毛泽东便改写为：“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国庆节代表团10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10名成员等共24名日本朋友时，非常高兴地将鲁迅1934年5月30日的著名诗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给日本朋友。他对日本的朋友们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196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中说道：“鲁迅这首诗，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赠给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新居格访问中国在上海拜访了鲁迅，鲁迅写了这首诗赠他。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在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毛泽东那奔放流畅、刚劲潇洒的书作，既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朋友的笃厚情谊，也真挚地表达了对诗作者鲁迅的敬仰和思念。后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土吾夫说过：“40年前，鲁迅写那首诗给日本友人，15年前毛主席书赠鲁迅的诗给日本朋友们，这些，在今天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继续前进。尽管在斗争的道路上有曲折，但我确信，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见197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吟诵和书写鲁迅的诗。1975年，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请来了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为他会诊。其中有一位是广安内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他40开外，身材高大，但看上去却是位名符其实的白面书生。主席边同他握手边问他叫什么名字。唐大夫以洪亮的声音告诉毛泽东他叫：“唐由之。”这三个字读音刚落，毛泽东的兴致即刻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又费力他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此时毛泽东双目虽 941 ==========第436页========== 然呆滞，但背起诗来抑、扬、顿、挫，富有感情。他背诵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虽然年逾古稀又在病中，但记忆仍不减当年。他竟出口一字不漏地背出这首诗，今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毛泽东读时湖南口音重，加上讲话不清楚，要完完整整的听清这首诗，是很难的。因此，在大夫们的要求下，毛泽东在 一张白纸上亲手写下了鲁迅的这首诗。 942 ==========第437页========== 艺术上也需要统一战线 (读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原文]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厢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 一一摘自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徐志摩先生會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 中国文艺界还會有所谓“第三种人”，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扌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内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一一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一122页) [解析]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晚年的一篇重要文章，它是抗战前左翼文学阵营“两个口号”论争的产物。 为了适应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国际上广泛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5年始，在革命文乞界由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 943 ==========第438页========== 学”的口号，随后叉相应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1936年经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商量，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同年5月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将这一口号公之于众，随之出现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在统一战线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同时批评了“国防文学”倡导者们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思想，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的责任。 1936年8月1日，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徐懋庸（1910 一1977)，给鲁迅写了封信，认为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说成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进而到统一战线中去要求领导权，“是不对的”。信中还说鲁迅近半年的言行，是受了身边的人的蒙蔽，“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8月3日至6日，时在病中的鲁迅写了这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于8月15日出版的《作家》第1卷第5号上面。该文重申了他对建立统一战线的观点，批评了左翼文艺阵营中一些同志的宗派倾向，着重论述了两个口号的关系，肯定了两个口号的一致性。这篇文章实际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总结，此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这场论争使文艺界逐渐统一了认识，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27日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便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还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不能放弃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艺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则稍后一些。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入”上海抗战6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抗大、陕公等单位的青年艺术家排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当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时，全场一片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愿用最大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立，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起草的《创立缘起》公布了。 《创立缘起》说：“在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一一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一一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鲁艺教学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的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扌，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944 ==========第439页==========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其中的一部分《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刊登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第432期《柯仲平后事》一文中。“后事”说这段“关于文化的重要指示”，经过“毛泽东先生的亲笔订正”。 此前，在1938年4月20日的《新中华报》上，會发表过柯仲平《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一文，文中谈到边区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在统 一战线上一道工作时，写道：“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先生的演讲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话，这是应该随时想起的。”接着他就引述了他记忆中的毛泽东的那段话。毛泽东的话是在哪里讲的，他没有说。由于报纸排印有误，柯仲平在4月25日的《新中华报》上作过一次更正。五天之后在《柯仲平后事》中他又提供了经毛泽东亲笔订正的这段话。这两次更正，也没有说明毛泽东这段话是在何时、何处讲的。王燎荧《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一文引用这段话，说它出于毛泽东在“鲁艺”的讲话，这是正确的。中央有关部内保存着毛泽东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内容完全可以同《柯仲平后事》提供的那段话相印证。当然，记录稿不只这一段话，内容要丰满一些。可惜这个记录未经毛泽东亲笔订正。 这段话文字不长，但却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部分“亭子间的人”（来自上海等地的文化人)和部分“山顶上的人”（来自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的长短处，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艺术工作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认为，“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扌能是艺术指导的方向，也扌能尽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文艺上的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命题。 半个多月后，即4月2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演讲。其中，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艺术上也需要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命题，并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 显然，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是与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左翼文艺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有密切关联的。1937年，随着周扬等原在国统区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到达延安，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对两个口号的论争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同时，他也读到了鲁迅的这篇文章。从1938年4月28日这个讲演来看，他对鲁迅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很深的，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原话，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完全赞同鲁迅的观点，指出了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精髓。（一）鲁迅批评那种口口声声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但又“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的“宗派主义”现象；毛泽东则提出，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内主义。（二)鲁迅提出，在统一战线内，“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他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是强调其“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认为不能放弃领导权；毛泽东则提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三)在统一战线联合的文艺派别上，毛泽东径直借鲁迅的一些说法，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浪漫主义、风花雪月或其他什 945 ==========第440页========== 么派，大家要团结抗日。此外，毛泽东还谈到“主张是不对的”艺术至上主义，也没有把它关在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内外。 1938年初，徐懋庸来到延安。5月下旬，即毛泽东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做上述讲演一个月后，毛泽东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徐懋庸讲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他给鲁迅的那封信以及鲁迅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一些情况。据198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徐懋庸的《回忆录》上记载，毛泽东听完徐懋庸的叙述后，谈了六点意见：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 一些。 (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应该说，这六点意见，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公允的。 946 ==========第441页========== 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 (读鲁迅《内外文谈》) [原文]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扌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會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一一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一一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一一摘自鲁迅《内外文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巴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吉辞又很美丽。…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一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4-125页) [解析] 947 ==========第442页========== 鲁迅的《内外文谈》，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目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据作者说，这是夏天在内外乘凉同邻人聊天聊出来。其实，这是篇很有理论深度的文艺论文，在当时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影响很大。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文字、文学的起源，强调了文艺创作和发展同大众有密切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鲁迅鲁将这篇1.3万多字的文章，同他的其他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4篇，辑为《中外文谈》一书，1935年9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说明他当时已读过鲁迅的《中外文谈》。他认为“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的”，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这与《内外文诙》的观点，一脉相承。1966年在杭州的谈话中说，“鲁迅说，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并以《诗经》里的《国风》为例，说许多是老百姓作的，这一说法，便直接出自《内外文谈》。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并非常赞同文中的观点。 基于“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毛泽东一生对民间创作的歌谣，始终是一往情深。他在考虑新诗的发展方向时，也始终把民歌摆在重要的位置。1957年1月14日，他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关于诗，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 毛泽东着力于从民歌中寻求新诗的发展道路，除与他对诗休形式的一般看法有关外，还根基于他的文化创造观以及对历代诗体的生成过程的认识。 人民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终生信奉和宣传的信念。他心目中的人民，绝不是泛指一切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排斥在外的，而主要是指农民和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在晚年，甚至也不包括专内从事文化创造的知识分子。就文学创造而言，他多次谈及农民大众或老百姓是生动语言的根本来源。因此，在文学创造上，大众化是他指示的一个基本方向。而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反对党入股》)。在诗歌创作上，跟老百姓学，自然就是民歌。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这天，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个聚会，特意邀请了劳动模范陈永贵、下乡知青典型邢燕子等。毛泽东把陈、邢二人拉到自己身旁就座，同他们谈起古代有名的诗人都不是进士出身，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讲，毛泽东说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这一判断也是《内外文谈》里有的，并且有文学史根据。中国诗史上的各种体裁，也多发源于民歌，而经文人的倡导和实践乃始定型。《诗经》中的四言诗便多是民歌；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开辟骚体（多为七言）；汉乐府的五言形式也是经班固的《泳史》和辛延年的《羽林郎》运用之后被文 948 ==========第443页========== 人普逼采用；在律诗定型后，又是民间先出现《杨柳枝》一类的俚曲小调，然后由文人对其音节、句型加以改造，胎息孕育成词。正是基于对诗史发展特征的这一认识，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1958年11月郭沫若同周扬为他们编选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写的序言，便提出文学史上历次创作高潮都滥觞于民间文学，“任何发展都是有本有源的”，由此寄希望于跃进民歌必然引起的“连锁反应和聚变作用”，号召诗歌工作者要好好学习这些新东西。这当是对毛泽东的建议的一个回应。 但是，伴随着他在经济建设上急千求成的心情，出于非文学方面的动因，他把至少需50年来探索的诗歌建设大大提前了，而且是采用运动的形式来推进。这就是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 艺术有艺术的规律。这次尝试，远远没有达到探索一条新诗发展道路的目的。 毛泽东并未因此丧失对民歌的信心。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提到主持广州农讲所时发动学生写民歌的事情，认为“从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1965年给陈毅的那封论诗的信中，仍然坚信：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本人在1963年写的《入连颂》，是不是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呢？ 此外，还可提到这样一件事：1942年8月新四军出版的《淮海报》上，會发表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的改作，看上去是易于谱曲的歌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呀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不知这样改写，是否出自毛泽东本人的手笔，抑或征得他同意。读起来，唱起来，效果确实更大众化了。 949 ==========第444页========== 扫掉“党入股”的好文章 (读高克林《鲁忠扌长征记》) [原文] (四)一路生活情形： 鄘县城关区共去牲口28个，人14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7升，约25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内吃的多”。给店里柴钱多则8元，少则3元，全看你和店掌柜的关系弄得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一 一说相公招姑娘的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轮割的，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众都很好，寄粮寄草没问题一一主要的靠自己。也有的会骂架，多因牲口吃了人家的庄稼。只有一个地方的店掌柜把寄的小米换成坏的。 (七)经验教训：经验： 1.城关区这次运盐胜利回来，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 2.打破部分干部及群众对于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 一去不得回来”)。正相反，驮盐回来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强壮了，就是晒黑了些。 3,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本600元”，“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瞎说。 4.证明区乡级特别是乡级某些干部，工作不负责（没有细心检查），包庇（村会长、乡长可以去坏牲口而不追究），舞弊（把坏高粱充好料），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 5.干部的决定作用，城区因副区长鲁忠于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 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一一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结果，人与牲口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比去时强壮了，情绪高了。 教训： 1.四乡杨万保“耍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有及时注意检查，没有和他谈话也不向上级报告，以致城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一 一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3个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2.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个站蚱蜢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蚱蜢地方晚上走，水少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忍耐，困难就都可以胜利的克服了。 3.驴子越好赚钱越多。例如这次驮了130斤的可赚75元，若驮150斤则可赚115元。驴子愈坏赚钱愈少，甚至赔本。例如城关区去了3条坏驴子(1条坏腰，1条坏腿，1条乏驴)，结果没驮盐，每1驴白费路费165元，每人往返共损失1000元以上。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不能马虎。这次去的驴若区乡干部细心检查，认真的去做，不讲情面，也不致发生这种损失，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 950 ==========第445页========== 4.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则每驴可省50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5.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这是不该有的损失。 一一摘自高克林《鲁忠扌长征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 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入股。 毛泽东1941年8月26日为高克林《鲁忠扌长征记》写的按语（见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解析] 盐运业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运盐、卖盐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边区党和政府很重视这项经济活动，努力组织和管理民间运盐业。为推广典型，总结经验，当时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同志，于1941年8月13日找椰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扌及王毓贤、孔照庆等人谈话，了解他们带领运输队驮盐至定边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鲁忠扌长征记》。全文3000多字，分驮盐的牲口数量、时间路程、沿途的困难、一路生活情形、路上所发生的问题、用费和赔赚问题、经验教训，共七个部分。有实例，有概括，简明扼要，语言质朴，很好地反映了边区盐运状况，故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8月26日，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后，即为其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按语，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扌长征记》，并把毛泽东的按语附在文前。 毛泽东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不单是它的内容好，更在于它的文字风格。这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研究实际情况，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 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毛泽东看来，高克林的《鲁忠扌长征记》，恰是扫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一篇好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入股”这个概念。这可说是他1942年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这篇著名报告的先声。 1942年12月，毛泽东接连几天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六个部分是“关于发展盐业”，其中便全文引述了《鲁忠扌长征记》，作为“1941年人民运盐经验”的“材料”。 951 ==========第446页========== 夸得过高，发表不好 (读续范亭《赠毛主席》等) [原文]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香一羽毛。 一一续范亭《赠毛主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亭先生： 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扌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即致 敬礼！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一-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致续范亭信 [解析] 续范亭（1893一1947)，名培模，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国民军中任职。1935年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投降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遇救。西安事变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后，历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今员。1941年夏，因积劳成疾，赴延安疗养。这期间同毛泽东交往甚多，通信较频繁。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给他的信，便是答复他此前寄送给毛泽东的一篇“漫谈式”的文章和诗作《赠毛主席》的。其文现已难确定是哪一篇，但基本内容是“夸赞”毛泽东的，故毛泽东特意叮嘱他不要公开发表，愿意把它当作“修省录”。其诗即见前引，毛泽东也是把它当作“座右铭”的。一诗一文，题旨相同，毛泽东读后，都谦虚地把它们当作激励自己的文字，而不愿公开，这说明他当时在处理个人宣传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 952 ==========第447页========== 为什么会出现这篇文章 (读王实味《野百合花》) [原文]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一一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有”吧？听候批判。 一一摘自王实味《野百合花》[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巾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一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2一143页) 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3页)[解析]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从事翻译工作，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众所周知的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受到批判，在知识界甚至出现了反对王实味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受到批判，除了《野百合花》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诸如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办的墙报，弄到后来，还把他定为托派、国民党特务，把他关了起来，这样性质就起了变化，成了敌我矛盾，1947年陕北战局紧张时被杀掉了。前些年，经过调查，证明说他是托派组织成员和国民党 953 ==========第448页========== 特务的事，不能成立。这些，只是作为背景简单交代一下，主要还是谈谈王实味受到批评的文章及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在陕北立下脚跟后，一些文化人陆续来到这里。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追求进步的文化人涌来延安。到1942年前后，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大致有成百上千，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大致有六七千人。这些人的到来，明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这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保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会上，他就提出，“亭子间”的人和“山头上”的人要互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此后，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亭子间”的人到了“山头”以后，除了在文艺创作上要适应环境外，恐怕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看问题的方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适应延安特有的政治、生活、文化特点。按那时的习惯说法，就是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到了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上述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个方面是思想理论上的争论，诸如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文艺作品从来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或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等。毛泽东注意到这些争论，看了有关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都一一列举了上述观点，作了批评。与此相应，再一个方面，反映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延安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特别是 一些不尽人意的消极面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这当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引起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吧。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在1942年3月13日和3月23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连载的。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小标题分别为：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作者根据两个女同志的议论，意在说明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二、“碰《碰壁》”，作者不同意《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碰壁》的文章的观点，意在为青年人针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发牢骚辩护。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要是批评延安一些同志对生活中的不好的现象文过饰非的情况。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我们在前面摘引的，就是文章第四部分的一段。当时，批评这篇文章最多的，就是其第 四部分关于等级问题的论述。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在1945年提到这篇文章的那两段话，说的也是该文中关于等级问题的议论。同时，毛泽东还从当时延安物质缺乏，说明了出现《野百合花》的客观社会原因。不过，这里确实有一个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延安当时存在的某些等级差别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很敏感的，引起领导人的格外注意，势所必然。后来再加上别的问题，对王实味作了很重的处理。胡乔木晚年说：“王的问题定性是错了。”“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尤其不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后来，毛泽东也说过：王实味写《野百合花》，“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毛泽东著作进读》下册第836页) 王实味的文章发表时，延安正在进行普逼的整风学习。到五月，毛泽东亲自出面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文艺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从而从政策上、理论上解决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许多 954 ==========第449页========== 问题。 955 ==========第450页========== 希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检查作品 (读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逼，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毛泽布1942年6月12日致罗烽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5 页) [解析]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很乐意同作家艺术家们交往，时常同他们交换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关注他们发表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论文。阅读后在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心意识是希望他们树立新的文艺观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检查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和论文，来指导自己今后的写作。我们在这个条目内，集中叙述几例。 东北籍作家罗烽在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把自己1941年3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于1942年6月12日给他写了前面引述的那封信。其中提到的“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是指罗烽发表子延安《文艺月报》1941年7月1日上面的《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 1938年初，杂文家徐懋庸到延安。5月下旬，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同他就“左联”的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作了一次长谈。1938年4月20日，徐懋庸在《新中华报》发表《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不久在陕北公学的一个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对徐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 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给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的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写了这样一封信： 雪苇同志： 来信及提纲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 956 ==========第451页========== 书。此复。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信中所说的“提纲”，是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作者原拟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后来缩写为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 一书的第一章(“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该书于1948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1942年4月，毛泽东约何其芳等谈话，谈话中，有人提到。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扌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铜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957 ==========第452页========== 对我也是上一课 (读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原文] 文艺为什么是从群众中来的呢？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人类一切的文化，包括艺术与文学，都是群众的劳动所创造的。手本是劳动的器官，恩格斯却证明了它同时是劳动的产物。正是由于劳动，由于适应日益复杂的新的工作，人的手扌达到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以致它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华尔得森的雕塑，巴加尼尼的音乐。普列汉诺夫根据他对于原始艺术的精深研究，证实了劳动先行于艺术。鲁迅在《内外文谈》里浅显地科学地解说了文学的产生于劳动…高尔基在苏联作家大会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就是说劳动创造文化…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里指出了真正自由的文学“不是为饱食终臼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在和蔡特金的谈话中，更是十分明确地发挥了他的这个思想…他把艺术应当直接服务于劳动群众当作艺术运动的全部方针提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还不能这样提出问题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已经提出了文艺作品应表现群众和群众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他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问题，首先是明确地全面地解决了革命作家人生观的问题，并且把这问题作为全部文艺问题的出发点，同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恰是纠正了过去革命作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疏忽和不理解。我不准备在这里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中的各种问题一一加以说明，我现在只想说明下面的三个根本问题： 一、什么叫做“大众化”？ 二、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三、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这三个问题我们过去从没有解决过，至少没有完全解决过，有的甚至从没有提出来过。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基本方针。 一一摘自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 958 ==========第453页========== 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 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毛泽东1944年4月2日致周扬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8 一229页) [解析]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翌年，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把它列为整风文献。为了使文艺界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1908一1989)，编选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的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按照它们的内容，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全书17万字。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周扬认为：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 1944年3月，周扬又为该书写了篇近1万字的序言。作者开宗明义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本书就是企图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纂的。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接下来，作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以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文艺起源于劳动，资本主义与艺术创作的敌对、艺术属于人民、大众化、表现新时代生活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在这篇“序言”正式发表前，周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44年4月2日写了上面那封信，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序言”就文艺理论的凡个主要问题作了简明清晰的历史叙述，所以毛泽东说“对我也是上一课”。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把自己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这算是伟人的谦逊吧。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这段话，是指周扬“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蔡 959 ==========第454页========== 特金的一段谈话，见于蔡特金写的列宁回忆录。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在1957年人民出版杜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中，这段译文改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毛泽东在信中对这段话的理解重点是：文艺不仅是在“创作”或“作品”中“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而且要使文艺作品在阅读、传播中把“分散了”的不同环境中的群众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毛泽东还认为，这就是“普及工作”所包括的意思。 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正式发表于1944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面。《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也于同年由延安解放社刊印发行。后流布极广，深受欢迎，对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960 ==========第455页========== 可起教本的作用 (读艾青《秧歌剧的形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 此文（指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一引者注）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一毛泽东1944年5月27日致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2页) [解析] 诗人艾青（1910-)于1941年到延安。此前发表的《大堰河一一我的保姆》、《火把》、《向太阳》等，是诗坛的重要作品。到延安后与毛泽东时有交往，毛泽东很注意读他的一些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上面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在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中會受到一些批评。毛泽东在有关文艺的讲话中，也多次引用过该文结束时希望人们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1942年5月15日，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谈五点：一、文艺和政治；二、作者的立场和态度； 三、写什么；四、怎样写；五、作家的团结。此文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 当时，毛泽东正在找许多文艺家谈话。艾青的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四月间，艾青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毛泽东”。 艾青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同去的还有萧军、罗烽等人。毛泽东亲切又诙谐地说：“我是老子作风。”艾青提出：“听说冯雪峰被关在上饶集中营。”毛泽东马上问：“营救了没有？”接着，毛泽东就开始谈文艺问题。他对文化界个别人的某些作法表示了不满，说：“现在延安文艺界百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人的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毛泽东还就党的文艺方针作了精辟的阐明。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给艾青捎来了第二封信： “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 961 ==========第456页========== 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并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 艾青不知道该去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这时，他正潜心于写《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论文的初稿写成以后，立即送交了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亲笔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毛泽东”。在杨家坪住地，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艾青。他把论文交还给艾青时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毛泽东手里拿了几张写有铅笔字的纸，边看边谈，并希望艾青把文章修改得更好。 回来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作了认真修改，完稿于4月23日。这是当时在延安有相当影响的一篇文艺评论。（参见《漫议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发言，载《诗刊》1982年5月号，又见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第162~163页)在这篇论文中，艾青特别强调：“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的，这崇高的目的上，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但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文艺和政治的高度的结合，表现在文艺作品的高度的真实性上。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的文艺作品，愈是和一定时代的进步的政治方向一致。因为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的文艺作品，就愈加明显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现实。” 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文艺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秧剧这一大众化的文艺样式，在陕甘宁边区十分活跃和普及，许多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也投身其间。在这种情况下，便有必要对秧歌剧从形式上、理论上进行总结。 这时，艾青在中央党校担任了秧歌队副队长。队长是中央党校的副教务长刘芝明，周而复、朱丹都是秧歌队队员。秧歌队搞得很活跃，演出了周而复写的《牛永贵受伤》等节目，受到群众的欢迎。艾青还在延安的新市场附近和青化砭等地，兴致极浓地观看了载歌载舞、粗壮有力、节拍明显，充满劳动者健康和愉快的农民秧歌队的演出，并为其适合现实生活。群众趣味所要求的，富有创造性的形式和手法所倾倒。诗人热情地称赞延安新秧歌剧：“真是一种群众的喜剧。在我们的每个剧里，贯串着人民的觉醒、抬头、斗争和胜利。”艾青在对新秧歌剧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4年5月写了《秧歌剧的形式》。 该文谈七个问题：（一)群众的新歌舞剧。（二）秧歌剧的表现手法。(三)音乐、歌曲、歌词。（四）舞蹈。（五）化妆、服装、道具。（六）大型剧、小型剧。（七)群众的喜剧。文章说，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主要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一一和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的。它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革命战争。工农兵成了剧中的主角。秧歌剧的表现手法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主要是象征手法和写实手法。象征手法是用手势或别的动作，来形容物体的存在和运动。写实手法要求动作真实，给观众增加真实感和亲切感。总之，从剧本的内容到形式，从秧歌队的组织到演出，都是最富有群众性的东西。 这篇文章发表前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给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对《秧歌剧的形式》表示高度赞赏，称其“可起教本的作用”，还建议印成小册子。该文于1944年6月28日正式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面。毛泽东还在一个晚会上见到艾青时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 962 ==========第457页========== 庆祝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 (读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毛泽东1944年7月1日致丁玲、欧阳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第233页) [解析] 1944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新作《田保霖》。这是她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合作杜会议期间写的一篇通讯报道，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田保霖。同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欧阳山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读了这两篇作品后，心里特别满意，于7月1日凌晨给他们写了上面这封信。 当天傍晚，丁玲和欧阳山如时赴约。毛泽东还请二人一起吃了晚饭。在交谈中，毛泽东对丁给说：我一口气读完《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庆祝。后来，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在边区合作社会议上都提到《田保霖》和丁玲。陈赓會转告丁玲：毛主席在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毛泽东如此看重《田保霖》，实出于丁玲意外。她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便说：这文章（指《田保霖》）我一点也不觉得好，一点也不满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再三提到它，说它“很好”呢？ 从丁玲的创作道路来看，《田保霖》确有其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丁玲早在“左联”时期就写了以工农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中篇小说《水》以及《奔》和《田家冲》等。《母亲》里面也写了农村。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工人农民，无论作者怎样写了他们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开始觉醒，以及他们的挣扎和抗争，但他们还是受苦受难者。而《田保霖》写的人物，却是边区合作社中的模范，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人物。这篇作品，写了田保霖由一个受过教会宣传的买卖人成为边区劳动英雄的过程，歌颂了 963 ==========第458页========== “他踏上新的道路，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靖边而工作”的革命精神，田保霖的成长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由抱定“不出头不管事”主意，到觉得人应该像共产党员一样活着，“做公益事情”，从而主动办起合作社，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是县委书记惠中权对他进行团结、帮助、教育的结果。而他的合作社的发展，又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同《田保霖》 一样描写边区劳动模范、反映边区新生活的，还有《三日杂记》、《袁广发》和《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丁玲对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并不怎么满意，但她说：在写了《田保霖》、《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几篇之后，“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的浓厚的感情来写作，同时我已经有意识地在写这种短文时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这些作品的语言文字是朴素的，基本上是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也是健康、明朗的。田保霖、袁广发等新的工农人物形象，不仅不同子《水》、《奔》和《田家冲》里面的工人农民，而且也有别于陈老太婆（《新的信念》)和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那种肉体和精神都带有创伤的农民。 “写工农兵”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现的新概念。它的精义并不止于题材上“写工农兵”的生活，更主要的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丁玲写出《田保霖》这样的作品，算是得了真谛。毛泽东夸《田保霖》写得很好，说它是丁玲“写工农兵”的开始，大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肯定的。 964 ==========第459页========== 你的文章，现在更好了 (读肖三《第一步》) [原文] 感情上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没有这点，无产阶级的文学就难以迈进。文艺工作者们通过与英雄模范的接触，“发生了很好的感情”，下决心去接近工农兵群众，为他们服务…具体的工具就是笔。在这次会上，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交朋友，这是前所未有的收获。 无论在前线作战，或在后方生产、工作的英雄和模范都是大写的“人”中间最大写的人，是我们世界足以骄做与自豪的。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能不看见他们，尊敬他们，心爱他们吗？让我们继续用各种形式写他们，歌唱他们，雕塑他们，在文字上，在舞台上或广场上，在歌曲里，在画面上再现他们吧！ 一一摘自肖三《第一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肖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一一毛泽东1945年2月22日致肖三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8页) [解析] 1939年，诗人肖三（1896一1983)从苏联回国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青年时代，他和毛泽东是同学，相交甚深。后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到延安后同毛泽东谈论文艺问题较多。 1939年5月12日晚，肖三如约去看望毛泽东，谈到诗歌时，肖三把自己的一本诗稿送给毛泽东看。6月17日，毛泽东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这封 965 ==========第460页========== 信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子障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敬复。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这部诗稿的部分作品，后来收入肖三的诗集《和平之路》和《肖三诗选》。1942年4月18日，肖三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有事相商，如有暇，请于今天下午临我处一叙为盼！”其时天近黄昏。肖三赶到杨家哈时，已是晚8点。毛正在低头写作，即起身让座，说要与肖三商量一下有关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界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然后，他虚心地听了肖三谈文化俱乐部工作的情况，对文艺界有什么看法，是否有些什么偏向等。之后，他向肖三讲述了他准备在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提出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等论点，与肖三商量，是否妥当，有什么修改意见等等。肖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观 以上说明，毛泽东对肖三的创作是很关注的，在交流中，肖三的文艺思想也获得大的提高。对肖三教育更为生动，后发更深刻的是1945年。肖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参加了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眼界大开，觉得受了一番教育。会后，他写了论文《第一步》，发表在1945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面。 这篇论文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感觉到、观察到，边区和延安的实际生活非常生动丰富，它是多方面的，无穷无尽的，几乎是唾手可得的。”肖三看到在这次会议上，作家们主动去接近工农兵代表，采访他们的英雄业绩，在文章中称这些进步与努力是“第一步”。他写道：“这次毕竟是好的发端。有了这次不多的人的经验，以后可以更好地组织、动员更多的人去参加这类工作。这第一步是可宝贵的。比如婴儿学着走路，以第一步为最困难，但也最快乐。他走了第一步，就有把握似的，就想继续走第二步，第三步…不是么，我们中间就大都愿意深入农村、工厂、部队、机关中去，…从各方面去观察他们，然后再写他们。”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这篇论文。发表后第三天便给肖三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这封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视之为肖三到延安后思想进步的标志，并认为自己读了世“很得益处”。毛泽东在信中还采纳了肖三论文里的建议似可以更好地组织、动员更多的人去参加这类工作”，提出：为使延安文艺工作者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各方面的领导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关心o 966 ==========第461页========== 读之使人感发兴起 (读柳亚子《渝州會家岩呈毛主席》等) [原文]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澈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逼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1945年8月30日《渝州會家岩呈毛主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會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顺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一一毛泽东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1页) [解析] 柳亚子(1886一1958)，江苏吴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會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近现代旧体诗词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會主持过重要文学团体南社。“亚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诗人。他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扌气，卓越的器识。他的精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郭沫若《〈柳亚子诗词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926年5月，柳亚子在广州初晤毛泽东。当时柳亚子的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他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批判蒋介石日益猖獗的反共活动，蒋介石几乎要通缉他。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毛泽东之所以与柳亚子论交，就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诗词上有共同语言。 广州别后，毛、柳二人各自东西近20年。但1929年和1932年，柳亚 967 ==========第462页========== 子都有诗怀念毛泽东，称之为中国的列宁，是“十万大军凭掌握”的将军。他直接赠诗毛泽东，大约始于1941年。 这年11月底或12月初，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寄毛主席延安、兼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 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寞夏华。 诗中第三、四句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 当时，董必武、林伯渠均有诗作和，毛泽东虽没有和诗，但他在1944年11月21日致柳亚子信中说：“广州别后，18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语气中似露出负诗债的歉意，也表示出对柳亚于是相忆很深、称赞有加的。 1944年5月，柳亚子在桂林的时候，与中共领导人有所联系。董必武自重庆寄诗来，预为柳祝寿，有“诗能报国应长寿”句，柳就作《次韵和必武见寿新诗，分寄毛主席及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张（曙时）、邓（颖超）诸同志》诗一律，自云：“誓以心肝酬党国，岂贪姓字上旗常？” 9月12日，柳由桂林飞往重庆，更与中共领导人接触频繁，深受感染，1945年1月他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撰《延安一首》寄毛，句云“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与此同时，他对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是极为不满的，并撰《口号二首》，直指蒋介石“顽旧可恰仍反共，滔滔举世欲安之”，爱憎分明。这些诗作，毛泽东都间或读到了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由延安飞抵重庆。就在毛抵渝的第三天，柳亚子到會家岩中共办事处拜访毛泽东，相见欢然。柳面呈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首《渝州會家岩呈毛主席》。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柳亚子几次见面，作推心置腹的交谈。柳每次访罢回家，都有充满激情的诗作。如10月2日晤谈后，作《毛主席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恩来、若飞》：“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正是在读了柳亚子的不少赠诗及其见诸报刊之作以后，在1945年10月4日的信中，毛泽东对柳亚子的诗歌做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确实，纵观柳亚子的诗，时论性、针对性很强，诗风雄健明快，既有鼓动性，又有艺术性，毛的评论，是有道理的。 10月6日、7日，柳亚子作两首来表达他收到毛泽东10月4日信的感受。一首为《十月六日得毛主席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中有“曲折延绵溪复溪，光明前路未长途”，“障海东流挥日 968 ==========第463页========== 中，吾曹妙手岂空空？…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诸句，这当是从政治上回答毛泽东信中的话。一首为《十月七日，毛主席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云。赋赠一首》，其中说：“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这里，不免有些恃扌傲视了。 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寄上的，便是极负盛名的《沁园春·雪》。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说自己的这首诗“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其中透露出他对柳诗的评价，和他喜欢柳诗风格的原因。两人在诗词风格的追求上，是大抵相近的，柳亚子读了毛泽东书赠的《沁园春·雪》后，诗兴激昂，于10月中旬写了一首和词：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扌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与此同时，柳聊亚子悄悄地将毛泽东赠他的《沁园春·雪》的手迹同自己的和词一并让尹瘦石观阅。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尹向柳索求毛词手迹，柳略略沉思，便慷慨赠与。尹又向柳索取和词，柳又赠与。尹再一步请柳对毛词写一段跋文，柳稍加思索，便欣然命笔，写了一篇跋。全文如下： 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今，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卤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瘦石既为润之绘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概；更爱此词，欲乞其无路以去，余忍痛诺之，并写和作，庶几词坛双壁欤？瘦石其永宝之。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亚子记于渝州津南村寓庐。 柳亚子是第一个评说《沁园春·雪》的诗人；这篇《跋》是第一篇评《沁园春·雪》的文章。柳的和词和跋文，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词的豪放气概《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从中也可看出，柳亚子推崇毛泽东诗风的所在，柳的和词于11月11日公开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毛泽东稍后是读到了的。毛的《沁园春·雪》于11月14日发表于《新民报晚刊》副刊上面，在重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泽东已于11日返回延安。 在重庆，柳亚子赠毛泽东诗，毛泽东委实太忙，无暇答和。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信中，说了自己读柳赠诗的感受：“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 969 ==========第464页========== 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石家庄到北平，柳亚子随诸老（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等)赴机场迎迓。当晚宴集于颐和国益寿堂，柳侧归赋七律三首，第一首未四句为：“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伫看荼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3月28日，柳亚子撰《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柳亚子在这首诗中忽然流露出虽全国解放在望，万众欢腾之时，而他个人却有一种“退缨”之意。他竟以出无车而弹铗的冯驩自况，有些个人情绪，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了。这就反映了柳亚子还没有脱尽旧知识分子的诗人气质。 毛泽东读了柳亚子这首诗后，很重视诗中表达出的柳亚子的思想情绪，尽管他当时非常忙，仍于4月29日写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以诤友的身分婉言相劝：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4月29日上午，柳亚子游颐和国，回到住处，即得到毛泽东的和诗。蕴涵在诗中的诚挚的友情，深刻的开导，热忱的慰勉，盛情的挽留，使柳亚子大受教育，深为感动。当天，柳即写了两首七律《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以抒发自己读毛泽东和诗后的心情。 5月2日，毛泽东从双清别墅到颐和园访柳亚子。在益寿堂里休息喝茶时，两人又谈论起诗歌。毛泽东说：柳先生既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有千百万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这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柳亚子说：我写的是老一套。我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我自己也不满意。最近，我拜读了毛主席写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这些诗词通俗易懂，而且寓意深长。 两位诗人，在诗风追求上，是相近的；在诗词创作的风格上，也是相互映照的。所以，他们相互唱和，都喜欢对方的作品。 970 ==========第465页========== 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读棫林等《沁园春》) [原文] 万里风行，一曲高歌，意荡神飘。念井冈陈迹，徒呼负负；延安今日，犹是滔滔。 如此干戈，亦云革命，愧对陈吴况汉高。君差矣，尚眼空无物，自诩妖饶。 一一摘自棫林《沁园春》，载1945年12月10日重庆《和平日报》 十载延安，虎视眈眈，赤帜飘飘。趁岛夷入寇，胡尘滚滚；汉奸窃柄，浊浪滔。 混乱中原，城乡分占，跃马弯弓气焰高。逞词笔，讽唐宗宋祖，炫尽妖饶。 一一摘自尉素秋女士《沁园春》，载1945年12月10日重庆《和平日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黄老先生道席： 新词拜读，甚感盛意！钱老先生处乞代致候。敬祝六七荣寿，并顺新年健康！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一毛泽东1945年12月29日致黄齐生信（见《毛译东书信选集》第264页) [解析]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于10月7日致柳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录呈审正。”柳亚子收到的，便是毛泽东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这是毛的代表作。该词随即不胫而走，在山城传开。时任重庆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的剧作家吴祖光，辗转得到该词的三个抄本，校和一处，于11月14日在该报首次发表。这时毛泽东已于10月11日回到延安，他的词却在重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2月8日《大公报》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署名文章，则 971 ==========第466页========== 首次公开对此进行了批判。作者说这是早已写好的一篇旧稿，“近几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接着，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国民党的军报《和平日报》及《益世报》先后发表20首（篇）和词或文章予以攻击。显然，这远非文墨官司，已转化成围剿”《沁园春·雪》的政治斗争了。这从前面引述的署名棫林和尉素秋女士的两首和词即可看出。进步文化界也立即撰词撰文予以回去，《新华日报》，《新民报》日、晚两刊等，发表了柳亚子、郭沫若等的作品。时在重庆的王若飞把这些和词、文章收集起来，寄给了毛泽东。 《沁园春·雪》发表时，老教育家黄齐生（1879一1946)正在延安。他是王若飞的舅父。12月18日是他的67岁生日，便用《沁园春·雪》原韵填了一首，以自寿感咏，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29日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给他，说“新词拜读，甚感盛意”。同时把王若飞寄来的重庆报刊上的和词和文章转寄给黄齐生。信中“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两句，表达了毛泽东读了“国民党骂人之作”之后的轻蔑之意。重庆《新华日报》在次年5月23日转载《咏雪词话》一文时写了一段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1957年1月号《诗刊》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写了一个自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 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一向反对作者为自己的旧体诗写注解，这一例外，且言辞恳切直露，实与当年山城的风波有关，算是一种回答吧！ 972 ==========第467页========== 第一次向红学权威错误观点开火 (读李希凡、蓝阅《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一一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怕《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圃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侯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寄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一一毛泽东1954年10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 [解析] 毛泽东不限于自己运用唯物史观和反映论来感知和评价古典小说，他更乐于看到它成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根本最普逼的方法。文学攀上历史，把小说当作认识历史和阐发思想的工具，或反过来从哲学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功能价值，这时的小说评论，就不单纯是个“文学”问题了。而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取得胜利和占主导地位的问题。1951年9月，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钢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它们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10月16日写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文艺界有关同志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基本上可视为他在建国后为确立 973 ==========第468页========== 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所作的一次重大尝试和努力，而且包含着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的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详细阅读了李希凡、蓝翎的这两篇文章，圈画布满全篇，还写了 一些批注，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在文童的四五处毛泽东也画了问号。值得注意的批注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又说“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扌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的这样一些句子下面，毛泽东都画了双重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用笔线牵出来连画三个圈：赞扬《红楼梦》的“怨而不怒”风格，“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样一来，文学作品岂不“变成了超时间的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说“色”“空”观念从明朝的《金瓶梅》而来，我们认为：“《金瓶梅》是借宋朝事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的腐朽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同一作品”；《红楼梦》创作所体现的文学的传统性，“最根本的是…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红楼梦》的描写“涉及到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等等。显然，毛泽东很赞同李、蓝文章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来理解《红楼梦》的思路。 李、蓝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摘引了俞平伯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可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的批注是：“这点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李、蓝在该文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立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此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还是了解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该书据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辩》删改而成。毛泽东细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辩》，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 % 从批注中可知，毛泽东认为：该书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对这两节圈画最多。如在“作者底态度”一节中，俞平伯写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毛泽东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而且还画了问号。“《红楼梦》底风格”一节，画的问 974 ==========第469页========== 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在这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一一诗、词、曲一一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在该书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毛泽东也画了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了大问号。（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 毛泽东不仅在李、蓝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思路，更感觉到它在向旧的红学观点，旧的文化思想，旧的哲学方法挑战上的特殊分量，并有意识地发掘和强化这两篇文章在这方面的意义。因此，在10月16日写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中，一开始就肯定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旧的错误观点，就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泽东特别感到气愤的是，有关报刊对新引旧观点、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抑此扬彼的不同态度。 具体情况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其《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他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九号“新书刊”栏目推荐《红楼梦研究》说：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在李、蓝写批评文章之前，1952年11月會有人写了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一一《〈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白盾）寄给《文艺报》，但被退回，退稿信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点，人们自会分请，用不着批评云云。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也是经过一番曲折扌在母校校刊上发表，有人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但没能实现。于是《文艺报》被指定转载。编者在按语中表现了保留态度，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两个按语确实反映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思想状况，既没有认识到这两篇文章是向旧红学错误观点认真的开火，也没有敏感到它在当时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在阅读李、蓝文章时，特意针对两个按语写下了这样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不满之情，湓于言表。 于是，在10月16日的信中，毛泽东首先叙述了两位共青团员的文章几经曲折扌得以发表的经过。由此联想起1951年关于《武训传》的那场讨论。 975 ==========第470页========== 在1951年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中，毛泽东就提出，对武训这样的“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他特别气愤的是那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学得了社会发展史一一历史唯物论”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有些人则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把两件相隔三年的事情联系起来，认为“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起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次事件表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 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单纯是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了。 使毛泽东感到欣慰的是，这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总算“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公开，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宣布了信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钟洛）。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家和各有关报刊编辑60多人，俞平伯和李希凡、蓝铴也参加了会。先后发言的有周扬、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郑振铎、何其芳等全国著名的文艺界人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2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说：会上一致认为李。蓝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担心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报告提出，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扌能真正为多数人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 同日，毛泽东在修改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特地加上了这样两句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该文发表在28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分，以《文化学术界应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他“希望”“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 一切部巾都包括进去”。 976 ==========第471页========== 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11月10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两篇文章，毛泽东都有批注。 关于冯雪峰的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注是写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的转载上面。其中有这样儿条内容。(1)冯文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2)冯文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泽东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3)冯文说：“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抵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4)冯文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画了竖线，并分别写道：“应该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5)冯文最后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画了竖线，并写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阅读黎之文章的批注，主要有这样几条。（1)黎文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最后一句文字旁边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道：“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2)黎文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写道：“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3)黎文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批道“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4)黎文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与“老大作风”旁分别画了竖线，并写道：“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2月1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个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您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计划。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 977 ==========第472页========== 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实用主义）、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以及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杜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计划（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12月8日早晨，毛泽东又批示了周扬送上的准备在当天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认为“决议可用”。毛泽东还阅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扬的发言稿《我们必须战斗》，郭沫若的发言稿《思忽斗争的文化动员》。并批示说：“你（周扬）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做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的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郭沫若的讲稿根据这个意见，后来改为《三点建议》。“决议”和郭、周的讲稿分别发表在12月9日、10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从毛泽东接触、关注和思考的角度来看，1954年他读李希凡、蓝腳的文章所引发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的发生过程，大体就是如此。 平心而论，李希凡、蓝钢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如果说，“红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是20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那么，“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50年代以李、蓝为开端的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的建立。但后来的一些讨论文章，把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说理论争。这就不利于对以前的“红学”作全面的、有分析的历史评价。这个历史教训是需要认真汲取的。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中，提到：“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从这里，大致可看出毛泽东在1954年读李、蓝文章引发的讨论的初衷。 978 ==========第473页========== 描写好，但有些落落寡合 (读姚雪垠《惠泉吃茶记》) [原文] 我倒了一杯茶，看见茶色很淡，也闻不到香味，呷了一小口含在嘴里，用舌尖慢慢品味，不但觉不出味道好，甚至远没有南京鸡鸣寺的茶好吃。总之，香、色、味三者都极平常。我没有失望，等了一两分钟，又倒一杯，颜色稍微浓一点，吃到嘴里也有点香味，但是凭良心说，似乎并不比我们在家中吃的茶好多少。仔细地尝过两杯，我不能不感到失望了，开始露出村俗本相，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当我刚刚坐下的时候，我的桌边的空位于已经被新来的游客坐满。听他们谈话，我知道这是一对夫妇，一位从外地来的姑母，两个小孩。三个大人坐在椅子上，小孩子们没有地方坐，只好站在桌边。按照规矩，三位大人应该是三壶茶，三个茶杯，但他们同服务员争执半天，说他们只有两个人要吃茶，只留下两壶茶，两个茶杯。他们很懂节约，首先是姑母和丈夫吃，丈夫吃过以后把自己的杯子转给妻子吃，妻子吃过后又叫两个孩子吃。孩子们并不喝，只要吃菱角不要吃茶。母亲向他们动员说：“傻崽子，吃哉！这是二泉的茶，吃哉！”这时我已经大口大口地吃过三杯，含着会心的微笑把眼睛离开他们，扫向周围的茶桌上。 一一摘自姚雪垠《惠泉吃茶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前不久，一位名为姚雪垠的作者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惠泉吃茶记》，你们看过没有？…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一一摘自刘汉民编《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第18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原载杨建业《姚雪垠传》，北岳出版礼1990年版） [解析] 作家姚雪垠（1910一)的《惠泉吃茶记》，是一篇记游散文，发表在《新观察》1956年第17期上，近4000字。记叙作者到无锡游惠山时吃惠泉茶的一段经历。毛泽东读后印象很深，以至几个月后还记忆犹新地谈起。这篇散文对“我”的感受写得很细腻，对吃茶时所看到的其他慕惠泉茶其名来吃茶的游客的神态描写得也颇生动。 前面引述的《姚雪垠传》中记述毛泽东的评论，是1957年3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子3月8日接见文艺界人士时说的。该书所记，未必十分精确和全面，但毛泽东对《惠泉吃茶记》的看法，大体如 979 ==========第474页========== 此。结合笔者所看到的有关记载，可知，毛泽东对其描写技巧是感兴趣的。但他的评论有两点则较别致。 一是同意作者对茶杜不善经营的批评。这主要是指文中的这样一段描写：“惠泉的茶社对茶具是很不讲究的，每人一把粗瓷圆茶壶，一只粗瓷小茶杯，形式和颜色都很恶劣。放在我面前的茶杯还有碰破的缺口和裂纹。我没敢挑剔，因为我明白泉水和茶叶是主要的，茶具不是主要的。同时，在我的邻桌上正有两位茶客在高谈艺术理论，我想，如果我向服务员指出茶具太不美，他们准会笑我这个人有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今“我”更“失望”的是，茶水吃到嘴里，“并不比我们家中吃的茶好多少。”文章最后提出：“如果茶社的工作人员不依赖虚名，…稍在茶叶、火候和茶具等方面注意 一下，是可以泡出好吃的茶来的。”毛泽东由此得到的体会是：经过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显然是立足于一个领导者得出的观点了。 毛泽东的又一个评论，是不同意作者“轻视”那些来喝茶的“群众”，认为作者有“君子”“小人”之分的倾向。这是毛泽东阅读和评论文艺作品的一贯立场。他总是希望作家用“平等的心态”来描写劳动人民群众。就姚雪垠这篇作品来看，大概是指“我”在茶社吃茶时，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旁观着慕名前来吃茶，却又并不懂得品茶的各种各样的顾客们的神态。除前面引述的对带着亲戚和孩子前来吃茶的一对夫妇的描述外，作者还记叙了一大堆青年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地围住一个茶桌，一味用茶壶往茶杯里倒茶水，看茶水是否能冒出杯沿而不湓洒，以验证惠泉茶的好坏。毛泽东读后，觉得冷眼旁观的作者在这群茶客即群众面前，显得“落落寡合”，这是批评作者的清高。 980 ==========第475页========== 应该多写些这样的诗 (读袁水拍《摇头》) [原文] 摇，摇，摇，我们这位同志老爱把头摇。“这个/我看不好。/那个/我看也不妙。 “什么！/这个也在争论？/那个也在探讨？/不好，不好？ “满台家务事，/满纸儿女情。/不行，不行！/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讽刺，诽谤和小品文…/嘿，查查看，/是哪一个‘俱乐部’发来的兵” 医生摸清了病情，/大喝一声：/“同志，/你犯的是教条主义病，/而且还有流行性。” 一一摘自袁水拍《摇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一一毛泽东1957年4月20日致袁水拍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4页) [解析] 袁水拍（1916一1982)，江苏吴县人。50年代任《人民日报》文艺和副刊部主任。毛泽东會就新诗问题和毛泽东诗词的发表问题同他及臧克家谈过话。袁水拍在40年代便以写政治讽刺诗出名，其《摇头》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上面。毛泽东读报注意到这首诗，并认为“写得好”，与其主题吻合，与毛泽东当时集中较大精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路密切相关。 1957年3、4月，毛泽东从北京一路南下，在天津、济南、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反复讲述“双百”方针的必要性。当时，党内确有少部分同志对这个方针是存疑虑的，担心出乱子。毛泽东甚至说过，地委以上党的干部中，有1/10赞成“双百”方针就不错了。袁水拍的《摇头》，正好是讽刺那些 981 ==========第476页==========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总是“摇头”，认为这也“不好”，那也“不妙”的人的；也批评了那些表面上拥护“双百”方针，但内心里不赞成的人。例如，诗里还有这样的句子：“‘方针么，了方针是好，好，好，好！/ 一百个好，好得不得了。/可真也有点…不得了！’/说着又把头摇。”对这样的作品，毛泽东当时自然是很欢迎的，希望作者“应该多写些”。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提出了重要建议，让作者多出去即到基层跑跑，这样，于能写出更符合现实要求的作品。信中说的李希凡，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毛泽东重视，于1955年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毛泽东看过他后来的文章，觉得“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据李希凡回忆，他在1957年2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过《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批评了王蒙当时引起争论的这篇小说。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都提到李希凡的这篇文章，大意是：李希凡到了《人民日报》，“到了高级机关”，就“当了婆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85页)这些批评，同1957年4月20日给袁水拍信中的批评是一致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在理论上应该坚持平等说理、贯彻“双百”方针的期望。 信中提到的“陈毅的六言诗也好”，是指陈毅发表在4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诗前有一小序：“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及代表团各贵宾来拜访朱德副主席并同游玉泉山。余伴游，作六言诗记其事并致敬意。” 982 ==========第477页========== 搞点民歌好不好 (读《红旗歌谣》)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印了一些诗，局是老古董（指毛泽东亲自挑选和指示印发的唐、宋、明 三代诗人写的有关四川川的诗词。一一引者注)。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故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3月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1958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民歌运动。这个运动的出现，同毛泽东的倡导有关。 除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提倡外，在同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的一次插话中，毛泽东又提出：各省搞民歌，发动学生们写，军队从士兵中间搜集。 收集民歌，在古代叫采风，目的是“观风俗而知得失”，民歌的内容也多是“怨刺上政”。在新社会，采风是辨时代的脉搏，观人民的心理，振奋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志气。因为民歌的内容是对新生活、对自我力量的热情真诚的歌唱。这大体是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注重民歌收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扬发表在1958年6月1日创刊号《红旗》杂志上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于是，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指示在身边工作的有关同志专内收集了各地汇总上来的新民歌，数量很多，并都呈送给了他。这个情况，是当时参加收集、汇总工作的逢先知告诉笔者的。 1958年11月初，红旗杂志社铅印了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样本，红色封面。编选者将样本呈送给了中央一些有关领导人，并附上一封打印的信：“逆上‘红旗歌谣’样本，请详加审阅。本书共选了375首，拟 983 ==========第478页========== 再精简到300首或350首，请你看看或组织一些人看看有哪些首可以删掉，有哪些好的应当补入，对编辑体例、编排、封面装帧（封面题字拟更换，书内并加插图)有何意见，均请示知。你手头有什么特别好的你认为可以补入的民歌，亦望抄录给我们，至迟于11月底以前寄下。”（笔者收集到这个样本，内中正好夹着这封打印的信，抬头是给陈伯达的。)毛泽东是否看过或谈论过这个样本不得而知，但按常理，编选者不会不送给他。1959年正式出版的《红旗歌谣》，毛泽东是读过的，并对周扬谈了个人的意见，故周扬后来说，《红旗歌谣》在当时确实是毛主席倡导和关注新民歌的产物。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中，會作过这样的概括：“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自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于是，农民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是呼天枪地的杨白劳了，而是足智多谋的“鲁班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以及治水的圣人“大禹王”。他们否定了會经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海龙王”，而自豪他说：“我就是玉皇”，“治水龙王社员当”。他们深信自己能够使“万水千山听调动”，使自己家乡的粮食增产的水平迅速地“跨黄河、过长江”。总之，人们摔掉了压在他们头脑中的一切旧东西，抬起头来蔑视一切因袭势力，不再迷信鬼和神，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再盲目地在自然力面前屈居奴隶的地位，而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向自然界发号施令了。这种精神，这种自信，这种思想解放的境象，不正是毛泽东倡导并十分乐于看到的吗？ 大跃进”初期的民歌，主要是表现人们在生产斗争中神话般的力量气概。随着人民公杜化运动的展开，民歌的主题又转向对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杜社会风貌的神话般的颂扬。于是，天上的神仙们也耐不住人世间美好社会的诱惑，主动要下凡参加人民公社了：“神仙来到大公社，个个申请当社员。牛郎耕地自带牛，织女纺花会种棉。王母娘娘爱儿女，参加公社幼儿园。玉皇没有啥技术，食堂来当炊事员。九天仙女下了界，手打腰鼓作宣传。” 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想象是浪漫的，内容则多为空泛、浮夸的口号。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就其艺术形式而言，收入《红旗歌谣》，被编选者在序言里称为“形象鲜明，气韵生动，音调和谐，形式妥帖…成为不朽的典型”的作品，毛泽东看后也认为“水分太多”，并对编选者周扬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还是旧的民歌好”。为什么？旧民歌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扌涌现大量佳作的，并已将许多味同嚼蜡的作品淘汰掉了，而“大跃进”民歌，由于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创作，自然是泥沙俱下，诗意无多，有的甚至连韵句都不齐，沦为标语口号。收入《红旗歌谣》的便有这样的作品：“衣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像四十颗太阳当头照。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处处地方它都照到，…没闭住的嘴巴笑出了声，咱社员们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民歌运动开展一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对其弊端作了分析，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是他对大跃进民歌粗制滥造的根源的看法。放诗歌卫星，随即取消了。 984 ==========第479页========== 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 (读郭小川《致青年公民》等新诗) [原文] 困难 这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它 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 卖弄它的威力， 而只要听见刚健的脚步声就像老鼠似地 悄悄向后缩去， 它从来不能战胜 人们的英雄的意志。那么，同志们！让我们 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 向困难进军！ 不仅用言词 而且用行动 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 在我们的祖国中 困难减一分 幸福就要长几寸， 困难的背后 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 正向我们飞奔。 一一摘自郭小川《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组诗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 一一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译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解析] 985 ==========第480页========== 在诗歌欣赏上，毛泽东喜欢旧体诗而不喜欢新诗。对此，他直言不讳，多次说过。他说他不看新诗，是表明他不喜欢和认为新诗成功的太少的意思，并非说他真的一点不读新诗，否则，他就不会觉得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了。对新诗，他也都是从诗歌形式上说的。或许，正是由于对新诗的形式很不习惯，毛泽东很少读新诗。但他对新诗的内容及其在社会上的实际效应的评价，却是很谨慎的。 诗人郭小)川川(1919-1976)1959年发表了《望星空》，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12级干部以上的干部会，批判郭小)川在这首诗以及此前发表的长诗《一个和入个》中宣扬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也相继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当时，毛泽东从香港的《真报》上看到“号召”郭小)川川到香港去“避难”的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便让人找来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作品看了。 《将军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是郭小川的代表性作品。《将军三部曲》长达三千几百行，作者以抒情的笔调，塑造了艰苦战争年代我军一个高级指挥员“将军”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那样的血肉丰满；内心世界是那样的高远而壮美；“将军”和部下的关系是那样的深厚和亲密。诗人會说：“我将通过它写出我的全部哲学”。《将军三部曲》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创，是当时文坛上叙事诗创作的重要收获。《致青年公民》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称作《致青年公民》组诗，是有作者的用意的：“诗的读者当然主要是青年，而我的写作，更没有一篇不是针对青年读者的。”（《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在这些产生于郭小)川创作于50年代中期的作品中，诗人确实像演说家、鼓动家一样，以急雨鼓点般的旋律，纯熟地驾驭着炽热的、战斗性很强的词汇，来催动青年们前进，成为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蓬蓬勃勃的建设热情的写照。这些诗的鲜明特点，是把今天与明天、理想与现实、困难与斗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映现出诗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态度，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成为时代的喉舌，成为青年的知己和良师益友。这些篇章还常常是议论入诗，于感情汹涌中常见真理的闪光，这也可以看出诗人对如何写作政治抒情诗的探求。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很多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有人在朗诵他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等诗，听众为这些潮水一样汹涌的诗句所深深打动。 对这些作品，毛泽东读后會对人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看来，他是承认和肯定这类新诗的社会效果的。 谈到郭小川川的《望星空》，毛泽东认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 986 ==========第481页========== 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 (读何其芳主编《不怕鬼的故事》) [原文] (耿)生乃自往，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的的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 一一“耿去病”，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青凤》，该篇收入《不怕鬼的故事》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命鬼先渡，听之，了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千五百文。” 一一“宋定伯捉鬼”，摘自晋人作《列异传》，该篇收入《不怕鬼的故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 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一摘自毛泽东1959年5月6日同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团和驻华使节的谈话（见《毛译东外交文选》第374一375页) 你的问题我现在扌回答你（指何其芳请他审阅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言 987 ==========第482页========== 稿子一一引者注)。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 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韦（指《不怕鬼的故事》。一一引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谆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直。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1年1月4日约见何其芳讨论《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谈话（见《毛泽东之歌》，载《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杜1983年版) [解析] 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之后的天灾人祸，中国进入困难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局势趋于恶化，反华势头增大。如何克服困难，怎样看待日趋紧张的中外关系，对人们的意志信念是一个考验。在这期间，毛泽东经常谈论古代小说中描写的不怕鬼的故事，以鼓舞人们的志气。在他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扌能战胜它，克服它。 据笔者读到的文字，毛泽东在50年代末谈到“鬼”的问题，是1959年2月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这个会议着重讨论了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问题，接着各省相继传达这个会议的精神。3月30日，毛泽东读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其中说到：“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设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着‘怕群众’。”看来，起初，毛泽东说“鬼”，主要还是指国内问题，特别是批评一些领导同志，在如何对待党中央提出的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某些措施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良作风。 1959年4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又举鬼”为例，还详细讲了《聊斋志异》里那个“狂生夜坐”的故事，明确提出此后多次谈到的观点：不要怕鬼，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5月10日，在接见民主德国议会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再次谈到：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没有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指示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找有关部内从古代各种笔记和文言小说中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这位领导同志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主要选自晋人作的《列异传》，晋朝裴后的《语林》，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唐朝戴孕的《广异记》、牛僧儒的《玄怪录》、裴铡的《传奇》、段成式的《西阳杂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朝司马光的 988 ==========第483页========== 《涑水纪闻》、张师正的《括异志》、郭象的《睽车续志》、上官融的《友会丛谈》、洪迈的《夷坚志》，明朝郎瑛的《七修类稿》、钱希言的《狯园》、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王同轨的《耳谈》，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钱泳的《履园丛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程麟的《此中人语》，等等。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 例如，选自《夷坚志》的《漳州一士人》，里面的那个人物什么怪异都不怕，他说：“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鬼避姜三莽》，说一个叫姜三莽的人听别人讲到一个捉鬼的故事，就天天晚上潜行在坟墓间，像猎人等待狐兔一样，准备捉鬼；然而却一直没有碰到鬼。这个故事的作者评论道：“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选自《子不语》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写一缢鬼“耸主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灯荧荧青色将灭”。陈鹏年这时想：“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于是他鼓气吹鬼，鬼最后被吹得如轻烟散尽。选自《金壶七墨》的《陈在衡》，里面的一个鬼作了这样的一个表白：“鬼实畏人。”这很像这些故事的总结。至于前面引述的《耿去病》和《宋定伯捉鬼》两篇，更是表现了人依靠自己的勇气或智慧战胜鬼。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大致在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以后，考虑到国内形势的一些变化，又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6.3万字。因是文言，每篇还相应做了不少注解。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1万字的序言。其中说道：从前，“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而在于当时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此外，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序言”又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正像编选这本书的起因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一样，这篇序言也很有点像政治论文。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 989 ==========第484页========== 午11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了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其中特别强调除在战略上不怕鬼，藐视鬼外，还要讲战术上重视，扌能战胜鬼，还举了该书选入的《宋定伯捉鬼》和《聊斋志异》中的那篇《妖术》为例，后者写 一个叫于公的人不信街上算卦人说他三天就要死的预言，但他回家后也不是毫无警惕。第三天晚上，他关内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了一个“小人”来害他，于公挥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个纸人。接着又来一个狰狞的怪物，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个土偶。后来又来一个屋檐高的巨鬼，它一推窗户，墙壁便震动欲塌，于公就开内出去和他搏斗，并打败了它，原来是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术和武器的准备，他或许是会被算卦人施妖术派来的鬼怪杀害的。所以毛泽东举这个故事来说明要在战术上重视是恰当的。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作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扌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入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说：我也60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据何其芳说，毛泽东又亲自执笔在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了一些话。查1961年公开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里，其结尾一段的内容是：“这本书从一九五 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入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的声明的诀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 990 ==========第485页========== 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这段话尚不知是如何定稿的，但大致反映了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基本过程和思路。 此外，据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长篇回忆文章里介绍，毛泽东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对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写道：“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在谈了些别的事情之后，毛泽东又谈起序言，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做了些文字改动。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 “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是会同其他鬼类，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并附上一信： 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第入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这封信收入了《毛泽东书信选集》。 991 ==========第486页========== 从这封信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效果。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8页第1、第2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经过这样一个仔细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毛泽东实实在在的是以“编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从中可概括出这样几点：（一）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二）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通过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三）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四）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五）要注意改造“半人半鬼”的人。 毛泽东指导编《不怕鬼的故事》，是花了精力的，因此对这本书的印象 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會多次谈到这木书。如I962年1月3日，在会见日本 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的谈话中，他说：“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接着，对陪见的廖承志说：“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 一本。”（《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9页) 1月14日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把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 992 ==========第487页========== 这几首诗好 (读吴研因《赏菊》和钱昌照《芦台农场》、《藁城农村》) [原文] 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技竟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蓠。 嫩红老紫百千盆，蟋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 吴研因《赏菊》二首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一一钱昌照《芦台农场》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钱昌照《藁城农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 一一毛泽东1961年12月28日在《光明日报》刊登上述几首诗旁的批语（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184页，中共党史出版杜1994年版) [解析] 毛泽东较注意阅读《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发表的旧体诗词。例如，1963年1月1日该栏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沧海横流》，毛泽东仔细读后，即于1月9日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还在末尾注明郭沫若原诗见1月1日《光明日报》。又如，1965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叶剑英的《七律·望远》，毛泽东读后，能清楚地背诵出来。同年12月，他72岁诞辰的时候，又将该诗书写了一逼，把原题《望远》改成《远望》，还在诗末注明：“十月十六日光明日报”。 上引吴研国和钱昌照的几首七绝，载于196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时，毛泽东正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读后，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快，这四首诗作为会议文件用 三号字印发给了与会者。毛泽东为什么说“这几首诗好”？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60年代初，大跃进之后的天灾人祸给国民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而这几首诗则描写了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大好景象，如“农 993 ==========第488页========== 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这很是吻合毛泽东历来强调的要看主流和光明一面的思路。 (二)这几首祷还表现了在困难面前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如“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这也很吻合毛泽东历来主张的，越是在困难面前，越要有战胜困难的意志信念的思路。因此，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常常讲“气可鼓，不可泄”。就在12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这几首诗的前一天，毛泽东写了《卜算子·咏梅》一词，其中便有“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诸句。这天，他还批示将自己的这首《卜算子·咏梅》“印发各同志”。同批示印发吴研因、钱昌照的七绝一样，都是为了以诗鼓 (三)吴、钱两人都是民主党派人士，一属民进，一属民革，他们在诗里表现出来的鼓干劲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似乎更有说服力和宣传作用。拿来让中共领导干部学习讨论，不失为借他山之石以为错的举动。 994 ==========第489页========== 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读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原文] 这词（指《忆秦娥·娄山关》一一引者注）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會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一天的事。會经把贵州《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到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合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扌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扌好像豁然贯通了。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 一一摘自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會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着（写一无），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享与愿违，遇到了川川罩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洹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鸣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罩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层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罩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995 ==========第490页========== 一毛泽东在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清样上所作的改写（见《人民日报》1991年12月26日) [解析] 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建国以后，时有诗词唱和。有时毛泽东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可以说，郭沫若是毛泽东颇为尊重的“诗友”之一。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了毛泽东此前未會公开发表过的六首词，准备在同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这六首词是：《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做·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做·反第二次大“围剿”》。发表前，毛泽东对这六首词作了些修改，并写了一段词前小序：“这六首词，是1929一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随后他把这六首词连同小序哥给臧克家，请他帮助修改。4月24日，毛泽东接到臧克家的修改稿及信后，回信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4月27日又给臧克家写信说：“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六首词发表前抄送郭沫若，请他写篇文章。郭沫若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对六首词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4月底毛泽东复信郭沫若，肯定了他对六首词的编排次序的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接着，郭沫若于5月1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以下简称《喜读》）一文。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去的清样，马上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这次发表的毛泽东六首词中，本不包括《忆秦娥·娄山关》，郭沫若为了说明读者对毛泽东的诗词虽然“人人爱读”，“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便举了自己对这首词的认识过程作例子，进而认为，“其所以然的缘故，是因为我们没有主席那样的生活经验，而于主席酝酿每一首作品时的客观情景与主观气氛，不容易揣度。”这大概也是感叹解诗之难吧。 毛泽东在看《喜读》的清样时，将郭沫苦关于《娄山关》词的解释部分全部删去，在清样的边旁空白处，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上面所引的这段五 六百字的文字（以下简称《改文》）。 郭沫若的《喜读》一文，发表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了转载。可《喜读》一文没有按毛泽东的《改文》排印。郭沫若的著作集如《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等，都未见收入《喜读》一文。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是否毛泽东没有把修改后的清样退还郭沫若呢？有关人士會带着这个疑问，走访了郭沫若的女儿、郭沫若故居陈列馆副馆长郭平英。她说：60年代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过毛主席《改文》的复制件。可能是这个复制件送给父亲时，未能赶上《人民文学》的出版时间，否侧父亲不会不按照毛主席的修改付印的，的确，毛泽东收到清样到《人民文学》5月号正式出版，只有三天时间。这样，毛泽东的《改文》便只好作为正式发表的《喜读》一文的“批语”留存于世了。 996 ==========第491页==========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一般不愿意作出任何解释，他會说过，作者对自己的诗词不宜多作注解，因为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因此，他对《娄山关》一词作出如此详尽的解释，是极其可贵的一个例外。同时也正像毛泽东在《改文》中所说的那样：“解释之难，由此可见。”他的解释使位家有争论的问题，包括郭沫若在《喜读》一文中的误解，得以澄清：（一）《忆秦娥·娄山关》所写为一天之事，上闷写清晨，下阕写傍晚，而不是写两次的事。（二）描述内容是1935年2月中央红军第二次重取娄山关，而不是同年1月第一次攻占娄山关。（三）《娄山关》词不是当时写的，而是后来追写的。（四）词中“西风”、“雁叫”、“霜晨”是写云贵川川一些地区冬天的实景，而不是像某些诗词中是写秋天的景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他自以为成功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后，在娄山关特定的环境中“突然遇合”而产生的。 997 ==========第492页========== 谁的论点正确，由读者考虑 (读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一一与姚文元商榷》) [原文] 时代精神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总是对立统一体中代表革命的新生的事物的一方面，而不是代表腐朽的反动的事物的一方面。 一一摘自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 我们疑惑的是，时代的发展总趋势，固然是像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的，是“新生事物必然代替腐朽事物”，但是否是“直线前进”，没有暂时停滞倒退的阶段呢？如有，那么在这阶段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事实上不占主导地位，不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并没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那是否还应该称之为“时代精神”呢？ 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也就是在一个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统一体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所体现的，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统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也就是该时代最富特征的生活与思想样式。 一一摘自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一一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足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7月6日 一一毛泽东1964年7月6日为编印《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写的按语（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六十年代中期，学术界會就时代精神问题展开不小的讨论。起因是周谷城发表在1962年第12期《新建设》上的文章《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周谷城阐述了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其基本观点是：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阶级社会里，则由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等各个不同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当时的时代 998 ==========第493页========== 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统一整体，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它通过不同阶级乃至个人反映出来，进入文艺创作，由此形成创作的独创性和文艺作品的具体性、特殊性。周谷城的观点，被概括为“时代精神汇合论”。 许多人不同意周谷城的观点，文艺理论界、美学界、哲学界广泛展开了讨论，当时，王子野、朱光潜、汝信、刘纲纪等都写了文章，一般说来，这些人的讨论，多从学术角度立论。有的文章指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理论，它忽视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有主导与从属、进步与反动的区别，没有阐明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斗争及其在斗争中发展变化的趋势。1963年9月24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略论时代精神》一文，说时代精神汇合论是“脱离阶级分析的历史唯心论”，是宣扬“阶级调和论”，说客观上适合于保卫腐朽的旧事物不被灭亡。姚文元认为，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是历史变革中代表时代前进的新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理想在文艺作品中的集中表现，是一定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在文艺作品中的（直接的或间接的）集中反映，是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斗争的精神面貌和它的历史过程在艺术作品中的强烈反映。”1963年11月7日，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对姚文元的观点进行反驳。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重申他的观点，即我们在前面引用的那几句话。 不久，金为民、李云初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寄来《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一一与姚文元商榷》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开始就注意到这场讨论的毛泽东就看到了。据当时《光明日报》主编穆欣在《办（光明日报） 十年自述》一书里说，7月5日夜里，他（毛泽东一一引者注）看过姚文元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尚未见报的金为民、李云初所写《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一一与姚文元商榷》一文的排样，就让中共中央宣传部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并在翌日凌晨写了按语作为小册子的序言，这个按语，就是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据穆欣回忆，他当天(7月6日)得知此事，并读到这篇按语。为避免《光明日报》报纸发表金为民、李云初文章迟于小册子出版的时间，使得读者难以理解，便向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建议并得到同意：将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即将姚文元和金、李的文章辑印成书，书名定为《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同时将毛泽东所写序言的日期改为7月7日。（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16页) 我们知道，六十年代中期，正是意识形态日益“左”倾的时候，反映在 一些理论研究上，便是机械论的观点开始盛行。周谷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讨论，甚至批评，势所必然。在当时氛围中，他的文章被人明显批评的地方是，没有阐明“汇合”在一起的各种思想意识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突出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意识作为时代精神的意义和作用。为此，姚文元说它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姚的观点倒是明朗，从阶级角度、从进步与落后角度一分为二，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其中代表革命的进步的思想意识方面。他当时的文章，明显的被人抓住的地方，即周谷城在《统一整体与分别 999 ==========第494页========== 反映》一文中说的，“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其实这只能算是抽象概括的说法，还有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如果“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金、李的文章也说，姚文元“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际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譬如，姚文元说，我国当代的时代精神是“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精神”，金、李认为，这虽然对，但没有注意到不同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具体历史内容，如果按姚的观点，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就没有差别了。毛泽东在所写的编者序言中，对双方的观点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在他看来，这无疑是有关文艺理论的大问题，所以建议编印成册。他让读者自己考虑谁的观点正确些，也无疑是从不干预学术争鸣角度考虑的，但从他当时的思想基调看，姚文元的观点或许更接近他的想法。 顺便说一句，在1966年初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周谷城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定为“文艺黑线”的“黑入论”之一。 1000 ==========第495页========== 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 (读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一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原文] 近年来，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理论，这就是形象思维论。这个理论很有势力：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倡导着它，大学的文学课程在讲述着它，文艺工作者在谈论着它；一句话，这是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普逼流行的、用以说明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宣称：党不应该“干涉”文艺创作，因为党委是运用逻辑思维的，而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被一些同志奉为金科玉律的形象思维论为什么会成为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文艺创作的特质果真在于“形象思维”吗？这个被某些人祭在空中，借以唬人的“法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经过研究，扌知道：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论，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们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创作，相反，正是它，迷误了许多作家。 一一摘自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一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东北郑季翘反对形象思维说。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 郑季翘同志的驳形象思维论的文章，不大好懂，没看完。最后一部分，要把历史搞清楚：别林斯基来源于谁？斯大林时期究竟怎样？是不是那位女作家开的头？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 [解析] 郑季翘（1912一1984)，山西五台人。1932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會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其《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一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写于1963 1001 ==========第496页========== 年2月，1964年10月、1966年1月两次修订后，发表于《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全文24000余字。各节标题依次为：“一、引言”。基本上就是前面引述的内容。“二、形象思维论的基本观点”。分别引述了以群、蒋孔阳、李泽厚、霍松林、陈涌、周勃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作为该文的批评目标。“三、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的所谓形象思维是根本不存在的”。“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说明文艺创作不容代替的科学理论”。“五、从形象思维论的演变看它到底为什么人服务”。“六、结论”。 形象思维，是文艺理论史上一个基本的命题。又称艺术思维。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内容，文艺理论史上并不统一，关于它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也有争论。我国50年代末就出现过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但都是学术性的。郑季翘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维，把它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来批判，说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学术问题 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明显体现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气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维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也是不符合主张形象思维的观点的实际的。 我们知道，深谱诗歌创作规律的毛泽东，一向是主张用形象说话，不主张简单说理的。就在郑季翘文章发表之前，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中，毛泽东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听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波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泽东在这里，结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形象思维的问题表示了明确的看法。用“比”“兴”手法来解释形象思维的特征，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唐代诗歌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了形象思维，而反对形象思维的作品，在他看来则“味同嚼蜡”。 正因为毛泽东对形象思维有自己的看法，并主张“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所以，郑季翘的文章刚一发表，他就注意到了，并在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两次对其进行评说，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两段话。看来，毛泽东明显是不同意郑季翘的观点的。他说“不大好懂，没看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3月30日那次谈话中说要把历史搞清楚，是针对郑季翘文章的第五部分说的。在这部分，作者谈到了黑格尔、别林斯基、克罗齐以及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对形象思维的讨论，特别提到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那娃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3年第5期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作者说：“考察了形象思维论在苏联演变和流行的过程，我们就能够明白：别林斯基从黑格尔那里引来的关于‘艺术是形象中的思维'这个论点，在今天的苏联忽然被人们从消极方面加以发挥，并且大走红运，原来是出于修正主义 1002 ==========第497页========== 者的需要。” 很明显，1966年3月，正是毛泽东酝酿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革命，以反对修正主义，并明确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的重要时刻，但他对这个时候出现的“形象思维论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需要”这一说法，却不置一词，还明确表示“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这说明他对形象思维的肯定是相当坚定的。 1003 ==========第498页========== 颇有新义，可谓解柳全书 (读章士钊《柳文指要》)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顺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忆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一一摘自毛泽东1965年8月5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3页住[2]) [解析] 章士钊（1882一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衍，又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宣传革命派主张。辛亥革命后，會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专内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柳文指要》，到1965年完成初稿，达100万字。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作者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入司马的政治主张。作者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在韩柳对比中，竭力褒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论。全书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作了详尽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得知章士刽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士例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100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收到后，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信：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 1004 ==========第499页========== 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柳文指要》，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的初步评价，到7月中旬，毛泽东已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一逼。于是，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逼，还想读一逼。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逼。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译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入日 信中“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这里指出了这部书稿的根本缺陷。信中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8月5日，毛泽东把全书送给康生时附了我们在前面摘引的那封信，除重申了“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这一缺陷外，着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优点。这年12月，康生读完该书稿，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入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杜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最后说：“对于 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些评论，都是学毛泽东的，并无康生自己的观点。 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泽东子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给章士刽，还附上一信。他写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信尾，毛泽东又加一个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因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愿该书出版的。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 1005 ==========第500页========== 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章士钊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氖不协调，于1966年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正是从这一心悸难测的情境出发，章士钊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柳文指要》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口体无完肤。”这个检讨，自然是根据当时的大批判气氛，强化了毛泽东在1965年7月18日给章士钊信中所指出的缺陷。其强化之辞，未始没有违背本意的因素。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因“文革”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他在章士钊信中有关自我检讨的几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等等。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当时首肯的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主要是针对“党内走资派”的。确实是学术问题，且又是党外民主人士的著作，他的态度是较为冷静的。 章士钊在信未说，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粹印行。对此，毛泽东批示，将此信送刘少奇、周恩来阅，给康生阅，再与章士钊先生一商。又说，《柳文指要》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一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 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毛泽东写这个批示的时间，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二天。 很可能是由于康生的意见，或者是由于当时急速发展、变化多端的形势，《柳文指要》的出版与否，不可能提上日程。反正是搁下来了。本来，在那样的日子里，出版一本缺少唯物史观来研究老古董的著作，是难以想象的。 当“文革”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横生枝节，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逼，扌能出版。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其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就下笔了。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他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 1006 ==========第501页========== 至，未肃顺致崇棋。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封信，使《柳文指要》于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14册。这自然是毛泽东促成的结果，他批转康生等研究处理，康生等骑虎难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1971年8月14日，章士钊以90岁高龄续写该书《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 《柳文指要》的出版，自是波折起伏。但毛泽东对这部鸿篇巨制的兴趣之大，阅读之细，评论之中肯，则是值得称道的。他读一逼后说还要再读一逼。还认真把书稿中的错别字改掉，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1966年3月，章士钊以86岁高龄撰写《柳文指要》跋时，便有“上部缮就，以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并改正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中讥朱竹坨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贬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谨受教…”之语，足见毛泽东在该书上所花的功夫。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角度而言，他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义正词严”，观点“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外”，”可谓解柳全书”。具体说来，毛泽东推重的是该书“扬柳抑韩，翻二王、入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外”。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相通的评价倾向。 褒贬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取一致评价倾向，不一定表示不同的评论者有相同的历史观和思想方法。当毛泽东用自己的观点来分析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时。他深感《柳文指要》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观，子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同时明确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会有不足之处，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读易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本条目诸多事实材料引自章含之回忆文章， 1007 ==========第502页========== 文事随经济、政教而变化 (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 [原文] 存其利而去其害，即不啻表显文化进步之正当规律，从而人心翕习，童叟无违，事有固然，毫不足怪。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榆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做。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迅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行而特显其长，即不多论。 一一摘自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言小吉，各适其域。工也，衣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毛泽东1965年8月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镐的批改（见乔 东光《毛泽东与（逻辑宿要）、（柳文指要）》，《瞭望)1985年第52期) [解析] 毛泽东认为，《柳文指要》缺少唯物史观，作者在该书跋文中所论韩柳倡导的明白晓畅的古文运动之兴起与贡献，即可视为一例。在书中其他地方，作者进而提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或进化必然之理”的历史循环观点。基干此，作者一方面提出古文运动乃一“新兴文运”，“别开一新纪元”，但又认为它是“存其利而去其害”，乃传统古文之“事有固然”。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囿于文学形式本身的存废因循来评价古文运动，特意删掉其中“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加写了前面引述的这段话，这就把评价的重心，放到文学与经济、政治，文学与一般大众的关系上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经济、政治决定文化的历史主义观点。 1008 ==========第503页========== 我们记住了这个农夫的遗嘱 (读《伊索寓言·农夫与蛇》)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恰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奏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侵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摘自毛泽东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 革命进行到底》（见《毛泽东迭集》第2版第4卷第1376一1377页) [解析] 《伊索寓言》是一部古希腊民间流传的讽喻故事。相传为公元前6世纪 一个名叫伊索的被释放奴隶所作，后被人收集在一起，并加入了后代其他民族的故事而流传下来。全书共收故事350余篇。许多小故事如《龟兔赛跑》、《狐狸和葡萄》和《农夫与蛇》等成为人们熟知的典故。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正处于节节胜利之中，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这时候，毛泽东在西柏坡应邀为新华社撰写1949年的新年献词，开头第一句就是“：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则大谈其“光荣的和平”的论调，说“政府會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乓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等等。美国的官方人士也赞誉此种声明。于是，毛泽东把自己的献词起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而指出了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的奋斗基调。 文中特地引用《伊索寓言》里“农夫与蛇”的故事，提醒人们记住因可恰冻僵的蛇而丧失性命的农夫的“遗嘱”，更何况，在中国土地上各种各样的“蛇”，虽然“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恰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 1009 ==========第504页========== 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恰惜呢？”借农夫与蛇的故事，谈中国人民当时的政治选择，确实是生动而恰当的。四个月后，毛泽东又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也是他“决不恰惜蛇一样的恶人”的思想的表现。 1010 ==========第505页========== 神话与现实 (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原文] 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砧码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杜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变得愉快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铣力，同他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不成熟的杜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一一摘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144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想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围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也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一一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1页) [解析]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成于1857年9月，它是马克思为计划要撰写的一部经济学巨著所作的《总导言》的草稿。这个草稿在当时并没有完成，也没有公开发表，《导言》的手稿，是1902年扌在马克思的遗稿中被发现，1903年在柏林的《新时代》杂志上首次发表。除这篇导言外，马克思还于1859年1月写了一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同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起在柏林首次出版。 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1011 ==========第506页========== 关系，作了比较集中的论述，进而对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他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受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例如，正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扌决定了希腊人的神话幻想，亨形成了古希腊神话中对自然和杜会的观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许多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人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的神话就消失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期能创造出 一种对后人来说高不可及并具有永久魁力的艺术形式，可当时的生产力较后来却落后得多，这说明社会物质的生产同精神艺术的生产并不是绝对平行发展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两段话，即体现了这一辩证的观点。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角度来引用马克思的话的，古代神话传说是阐述他的关于主客观关系的矛盾学说的一个例证。他从事物的矛盾关系入手，来界定神话的本质特征，即：对现实是科学的反映还是非科学的反映；其矛盾构成的诸方面是具体的同一性还是幻想的同一性，正是这种辩析方法，使毛泽东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和文明时代的《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两类神话传说中，发现 一个共同特征一一“幻想性”。其次，依据反映论的观点，毛泽东特别注意到神话传说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幻想本身也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它是借助想象来表达人们同现实的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 1012 ==========第507页========== 没有实际经验写不出马鞍之微的事 (读法捷耶夫《毁灭》、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他们在未明之前出发。泰前的尖顶上，已经闪着微红，山脚下的村中，送来了第二逼的公鸡叫。四周是寒冷，昏暗，还有些阴森。这境遇的异常，危险的预感，成功的希望，一一凡这些，在两人里面，激起了一种战斗的心情；各种另外的情感，全不重要了。在身体中一一是血液生波，筋肉见韧，而空气则冰冷地，竟至于显得好像在钻刺，在发声。 “阿呀，你的马，满生着疥癣哩。”巴克拉诺夫说，“没有照管么？那是不行的…一定是苦勃拉克模模糊糊，没有教给你怎么理值罢？”一个知道如何养马的人，会毫无良心，一直弄到这模样，巴克拉诺夫是连梦里也想不到的。“没有教罢，唔？” “我怎么说呢？…”美谛克窘急起来：“就全般说，他是不很肯照应的。可是听谁好呢，也不知道。”他愧对自己的谎话，在鞍桥上缩着身子， 一瞥巴克拉诺夫。 ●·g “喂，朋友，我先前就在看你的鞍子为什么宽滑了的！你将后面的肚带收得很紧，前面的却拖着，不反一反，是不行的。好，给你来系过罢… 美谛克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巴克拉诺夫已经跳下马，在鞍子那里动手收拾了。 “哪…你的鞍鞯也打着皱哩…下来罢，下来罢一一要把马糟踢了。给你从头弄好罢。” 一一摘自法捷耶夫《毁灭》第二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主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错”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扌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吸取养料。…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 泽东文集》第2卷第123-124贡) 1013 ==========第508页========== [解析]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发起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这天，毛泽东亲临开学典礼，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4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做了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长篇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鲁艺”做演讲，也是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第一次就文艺问题，特别是革命文艺的创作和发展问题做较为全面的论述。在这个讲演里，他谈到两部中外著名的长篇小说，一是俄国法捷耶夫的《毁灭》， 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而且是两个相同的细节描写：人物骑在马鞍子上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阅读作品之细致。他谈及这两个细节描写的用意，是说明作家“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 《毁灭》，是法捷耶夫（1901一1956)创作的反映苏联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它描写远东滨海地区一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在日本干涉军和白匪的追击下进行顽强斗争，最后突出重围时只剩下了19个人，但仍完成了任务。使人对于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作品塑造了游击队长莱奋生的正面形象，同时成功地刻画了有许多缺点但已获得革命战士的新品质的木罗式加和把自己看得重子一切、经不起斗争考验终于临阵逃脱的美谛克的形象。该书于1927年出版。鲁迅會据日译本译成中文，以《渍灭》为题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期至第五期及《新地》月刊第一木。后据英译本和德译本参校了一逼，于1931年10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印行单行本。在该书的《后记》里，鲁迅写有这样一段话：“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前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显是称道小说在细节描写方面的真实性，并认为是得益于作者“实际的经验”。事实正是这样。作者法捷耶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远东的南乌苏里边区度过的。17岁在海参藏加入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时期先后参加当地的游击队和红军，同白匪和日本干涉军斗争，并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没有如此深厚的生活积累，自然写不出远东的“景色”以及“夜袭”、“开枪”、“调马”之类，写不出《毁灭》这部革命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或选本。他从陕西第凹中学只有两间房的小图书馆里发现有鲁迅薯作的选本，立即高兴地借走了三本；几天后，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去了几本；第 三次，秘书又把鲁迅著作的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不久看完后归还给图书馆。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艾思奇写信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逼寻都不见了。”毛泽东读鲁迅译的《毁灭》这部小说，大致就在这个时候，而且读的是单行本。依据是：鲁迅关于《毁灭》的《后记》，没有单独发表过，是1931年随作品一道出版的，也没有收入过鲁迅生前出版的其他杂文集内，此其一。其二，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第18卷，收了鲁迅的这部译著及其《后记》，但这是在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讲话之后 1014 ==========第509页========== 的事了。 4月2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克服艺术创作上的“观念论”，即主观主义，从而以《毁灭》对马鞍的描写及鲁迅的评论为例，提出对”马鞍之微的小事情也要实际研究”。讲演中还谈到：高尔基的“生活经验是丰富极了，他會度过流浪汉的生活，他熟悉俄国各阶级的实际情形。所以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毛泽东后来对《毁灭》會给予高度评价。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扌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关于柳湘莲“牵马认镫去了”的评论，见于《红楼梦》第47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此外，《红楼梦》关于“镫”的描写，在第69回中也有。68回写凤姐趁贾琏外出公干，把被贾琏偷娶在外的尤二姐赚入大观园，阳奉阴违。第69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写贾琏回来后，”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锁，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贾琏问他原故，老头子细说原委，贾涟只在镫中跌足。”“只在镊中跌足”几字，很是传神入微地刻画出贾琏焦急懊恼的心情。毛泽东读《红楼梦》，注意到这样细微的细节。也是为了说明，“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如你要写地主压迫农民的戏，单有地主压迫农民这个抽象的概念是写不成的。”为此，他把整个中国，比为“大观园”，要求作家、艺术家们到里面去“生活一番，考查一番”。毛泽东在演讲中还说，这种考查，不是“新闻记者的态度”，因为新闻记者的考查是“过路人”。应该沉下去，“下马看花”。这些，是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较早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还第一次对《红楼梦》的杜会价值做了明确的评价，认为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并力图纠正“鄙视”这部书的偏见。 1015 ==========第510页========== 我们从中学到些什么 (读A·考涅楚克《前线》) [原文] 赫利朋（前线通讯联络处主任，下简称赫）：哪里是什么通信联络？！你们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已经报告了总指挥，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梯希（前线报编辑，下简称梯）：总指挥同志，这是我们记者和欧格厄夫军长的谈话呀。 戈尔洛夫（前线总指挥，下简称戈）：（笑）你以为，在军长脑袋里就不会有糊涂的东西吗？纠正过多少次他们的脑筋。尤其是欧格厄夫。他是喜欢在天上的云彩里过活的，而我们呢一一是在地面上生活的。有多大的本钱，就作多大的买卖。 梯：很抱歉，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认为… 戈：你认为什么？你在军事上，二乘二等于什么都不知道。就已经一一我认为…这是什么乱弹琴？（拿起报纸，看)… 赫：这里（指着），就说这个地方吧… 戈：（读）“他们应当知道，但是不愿意了解，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现在他却哭起来了。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 客里空（中央报特派记者，下简称客）：哎呀呀… 赫：这一段，您只想一想看。（读）“仅只由于我们个别的指挥官和首长们的落后和糊涂，妨碍着把无线电联络提到应有的高度，而提高它的一切条件都是具备着的” 客，哎呀呀…这简直是批评总指挥。 客：唉，多么可惜。过半点钟我就要和莫斯科通电话。我应该把关于总指挥的公子英勇牺牲的文章发出去。 副官（戈尔洛夫副官，下简称副）：你发去就是了。 客：是这么回事，我的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你听听。（取出来读）“我亲眼看见他牺牲了，他，这个杰出的少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透过大炮隆隆的轰响，我听见了他最后的壮烈的几句话：‘转告我父亲，我死去是安心的，我知道，他会向那些血腥的卑鄙者为我报仇的’。”你懂得，假如现在加上他父亲的几行字，那多好。而且我已经拟好了。（读）“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他的眼泪被神圣的复仇的火焰烧干了。他坚决他说“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会报仇的。我用老军人的荣誉发誓。’”你懂得，若是我现在来得及加上这几句，那多么好。你懂得，这篇文章会多么漂亮。这是所有的报纸都要羡慕，也要嫉妒的。怎么办呢？马上就要和莫斯科通电话了。你想怎么样，假如在电话里和总指挥商量商量？ 副：在电话里你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你却描写得那样逼真。客：哎哟，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报馆编辑部每天要稿子。读者对我也习 1016 ==========第511页========== 惯了。没有我客里空的文章，报纸就出不来。所有的报馆都羡慕我们这一家。经常给我的主编说：你很幸福。我们情愿拿自己所有的人，所有的通讯员，换你们的客里空一个。 一摘自A·考涅楚克著，肖三译《前线》（见《解放日报》1944年5 月19-26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 ,一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3页) [解析] 苏联乌克兰剧作家A·考涅楚克（1905一1972)）的三幕五场话剧剧本《前 线》，由肖三翻译，毛泽东读后，建议发表。1944年5月19日至26日，《解放日报》入天连载完毕。该剧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剧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工程师米朗说：“人民欢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聪明的领导者。”这就是剧本的内容。剧作家不怕公然他说出那个妨碍我们胜利，说出我们有些指挥官在军事战斗方面领导的缺点的痛苦真理。这个剧本针对这些指挥官的作为予以辛辣而严酷的批判。他不仅揭露出前线总指挥的无知，并且表现出这些狭险和无知、迂滞、顽固、不愿意追随前进的军事科学的发展，是隐藏在这位大将军的傲慢和虚伪的自尊自大下面的。战争是一个军事科学的高级学校，战争是知识的考验。戈尔洛夫经受不了这种考验，他垮台了。因为他不愿意承认现代军事科学的力量。他不仅在战争中没有学习，他在战前也是不愿意学习。他自述道“什么大学也没有进过”，没有住过研究院，他不是“理论家，而是一匹老战马”。剧本号召同骄傲、自鸣得意、顽固、夸耀和阿谈作不调和的斗争。使每个工作人员反省，对自己的缺点抱着批评的态度，不屈不挠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解放日报》6月1日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全文约3600余字。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从保存下来的原稿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修改之处很多，满篇都有他增删改写和加写的字迹。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这篇社论可视为毛泽东的评论，或充分体现了他的观点。 社论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一奖的话剧《前线》，为什么在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内前时公演呢？因为红军中有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他们摆老资格、不学习；他们没有能力，又摆老资格，就势必与一些“笨虫一一糊涂种，拍马屁的，会钻营的，卑部的家伙”结成一气，来打击与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扌能胜利。因此，《前线》 1017 ==========第512页========== 的发表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价值无可比拟。我们发表《前线》有很大意义，它将帮助我们教育出许多扌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并提高人民和军队的文化水平，打倒日寇，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 具体说来，我们从《前线》里学到些什么呢？杜论谈到：“我们要从《前线》里学习到，会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都是对于革命事业有妨害的。”“《前线》中的戈尔洛夫，则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他是脱离现实的人。他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这都是很宝贵的品质，如果再加以力求进步，努力学习，那未他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只要他自己满足，不求进步，那末，这些好东西就立即反转过来成为负担，成为包袱，成为绊脚石，就不能不同样对革命有害，就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前线》把这种人批评得淋漓尽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但只要有了主观上的警惕，主观上的努力，我们是可以减少这种现象到最低限度的。”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里对《前线》的引用，则是另一个角度。客里空是《前线》中一个不深入实际，靠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来写文章的新闻记者。“客里空”后来成了这类说空话、说假话的记者的代名词。毛泽东在当时引用客里空这个形象，是泛指整风以前在延安的某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当时“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唐朝季白为了求官，會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姓韩的荆州刺史。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这些工农兵，亨是能帮助文化人成就一番事业的“韩荆州” 1018 ==========第513页==========